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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加河流水质检测社会实践活动。
周娟娟 供图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徐通达（右二）指导学生做实验。周娟娟 供图
2018年之前，“1974年后出生的专业课教师必须取得博士学位才能参评正高职称”的一纸规定，让福建农林大学国际学院英语专业课教师张云清长期处于焦灼状态。
她，晚于规定年限两年出生，“仅”具有硕士学位，当了多年副教授。
任教20多年，张云清不但教学广受学生欢迎，所教授的“外经贸英语函电”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之余还承担或参与了各级各类教改课题，也取得了一定社会影响。然而，这一切都被博士学位这一“门槛”条件限制了。
为了符合规定，她只能一次又一次考博。2018年底，就在张云清边工作边备考焦头烂额的过程中，一场和她息息相关却又远远超乎她想象的教育评价改革，发生在熟悉的校园。
一场“事先张扬”的改革
2018年5月，严金静刚从福建省林业厅调福建农林大学任党委书记。调任前，接到省领导布置的一项重要任务——“到高校后推荐一批科研成果，为实践转化服务”。
很快，严金静请学校有关负责同志推荐了100项科研成果，其中不乏国际、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论文。一一看下来，他心里一惊：“说实话，拿不出手。缺乏实践导向、停留在论文层面的研究居多。”
直觉告诉他：不改不行了！只是，到底改些什么呢？
新世纪以来在福建龙岩兴起的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时任龙岩市武平县委书记的严金静，是重要参与者之一。作为学校前身福建农学院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本科生，经过多岗位锻炼，他习惯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性问题。
严金静到院系调研，听到有教师反映：以科研为主的教师，评讲师满两年就可以参评副教授；而以教学为主的教师，评讲师满5年才能参评副教授。“这是对教学的不重视，要改掉。”他当即表态。
还有教师反映：不少老教师到了年龄不愿离开岗位，退休时间一延再延。其中的一些人，享受高职称带来的高待遇，但发挥的作用有限，还“占”着职称数量，年轻教师发展受阻，影响工作积极性。
严金静和学校班子成员挨个儿做老教师工作，腾出20多个高级职称岗位，并承诺任职期间自己绝不参评任何职称。
可是，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归不是办法。
4个月后的那个教师节，全国教育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高校是教育评价改革的主阵地！”系统学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之后，严金静一下子抓住了改革的依据和方向，却又没有“轻举妄动”。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怎么领会，不是我们几个校党委常委凑在一起就能说了算的。高校要统一思想，比地方党委政府难得多。”为了凝聚共识，全校用了足足两个“5个月”。
头“5个月”，学习研讨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第二个“5个月”，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从校党委常委，到中层干部、院系主要负责人，再到所有教职员工，人人都要系统学习、参与研讨。
前后近一年下来，大家结合学校作为地方农林类高校的办学定位与特点，思想日渐统一并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书育人；第二，教师是支撑教书育人工作的基础与关键。
至此，一场“事先张扬”的教育评价改革大幕在福建农林大学徐徐拉开。此时，距离国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出台，还有整整一年。
一根攸关尊严的“红线”
赢得先机，并不意味着改革可以水到渠成。学校最先着手的，是打好师德师风建设这个大基础。
具体来说，一是健全师德建设机制，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实施办法》等各项文件。二是坚持师德教育引领，出台学习制度，教师政治理论学习常态化。三是坚持师德第一标准，强化教师准入、年度考核、评优评先评奖、职称评聘等各环节的师德师风审核把关，划出师德师风和意识形态十条底线红线。2020年，全校共为550名教师进行了师德师风和意识形态测评考核。
在严金静看来，这些措施看似平常，实则为教师拉起了一根不能触碰的红线。而这些措施背后，最重要的是坚持尊师重教，捍卫师者的尊严与荣誉。
“教师退休，默默地走；教师入职，悄悄地来——这样实在不合适。”过去，严金静在行政部门，每到教师节都要慰问教师。到了高校第一年，却发现教师节冷冷清清。
从2019年起，学校的教师节庆祝大会开始变得郑重其事。头两年，就表彰了16名教学名师，338名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班主任和辅导员，还为134名退休教师举行了荣休仪式和为100名新入职教师举行了宣誓仪式。
“人需要尊严感，教师更需要尊严感。”严金静感叹。有的老教师，多年不肯退休，荣休仪式一来，不但顺利退休了，事后还打电话给他表示感谢。前后的反差让他感慨良多，更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赋予教师尊严感的举措，也没有仅仅停留在仪式层面。
福州长年高温，夏季最高气温高达三十八九摄氏度且湿度极大，学校公共教室长期没有空调，教师上课时常常大滴的汗水串成一串直接流到眼睛里——学校通过缩减办公开支为公共教室配齐了空调。
伴随着扩招，学校办学规模扩大，一些新教师没有办公室的现象渐次出现，教师下了课还想在学校待一待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学校通过压缩职能办公空间，为每一位教师都解决了在校办公的工位。
评价与育人深度融合
凝聚人心，只是改革的第一步。怎样引导全校教职员工把教书育人作为中心工作，怎样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才是改革的关键。
“必须充分发挥评价指挥棒的作用。”教务处处长林金科介绍，学校对学院、科研、教师评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指向是，将评价和教书育人深度融合，与‘五唯’脱钩，使立德树人贯穿评价各个环节。”
改革后，对学院实行分类评价、综合评价，不再“一刀切”地只盯着科研，不同职能的学院都能有自己独特的赛道。学院考核指标中关于教育教学的占比大幅提升至60%以上；人才称号、论文、科技成果项目等卓越性指标，不再作为直接认定学院考核优秀的指标。
改革后，科学合理的科研评价和绩效分配制度逐步建立起来。突出评价科研育人、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社会服务成效等综合考评指标，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突出质量导向，学校分配给学院的科研类补助不再与项目到位经费等科研量化指标挂钩，转而侧重专业建设质量，重点针对本科专业建设考核良好及以上的学院予以补助。与此同时，学校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在指标体系中将教育教学摆在中心地位。
“新的教师职称评聘体系以教书育人为导向。”教工部部长陈辉介绍，新的教师职称评聘体系一是将教师职称整合为教学型、教学科研型两类；二是调整教学型高级职务任职要求，提高教学业绩和教学研究在评审中的比重，把教学成果放在和科研成果同等重要的位置；三是严格落实教师给本科生上课的基本要求，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连续三年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副教授，将被转出教师职称系列；四是加强教学质量评价考核，提高教师课堂授课质量要求；五是高级岗位向教学一线倾斜，将教学型高级职称聘任指标下达到每个教学单位等。
最先感到“松绑”的，是以往在评价中相对弱势的院系。改革前，国际学院院长吴锦程常常感觉“队伍很难带”。学院教师主要由公共外语课教师组成，人数不少，达到近百人。但受制于工作性质，国家级科研项目、SCI论文等，对于本院很多教师来说“可望不可即”。
“举一个毫不夸张的数字，其他院系科研奖励最高的教师，能比我们院的教师多拿近50万元。”吴锦程说。
改革过程中，国际学院按照学校的要求，根据自身的性质与实际情况，通过征求全体教师意见，自主设置评价方案，以教育教学及其相关工作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这样的调整，是重教学，但不是轻科研。”在吴锦程看来，一方面，对于承担公共课教学的院系来说，教师的科研必须和教学挂钩、和育人挂钩，没有必要盲目“攀高”。另一方面，只要教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教书育人上，就必然会去思考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促进教育教学，就会不由自主地通过研究的方式来促进变革。
2020年10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出台，给学校吃了定心丸。严金静如释重负：“国家的政策没有出台，我们再怎么改都是碎片化的。总体方案真正让改革有了遵循。”
随即，结合各部委发布的多项涉及评价改革的文件，学校各部门、各学院的一系列共120多项改革措施整体浮出水面，包括师德师风建设、学院评价改革、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等等。
阵痛中孕育新的生机
改革，总有阵痛。尽管当初在进行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学校已经尽可能地妥善考虑、稳妥推进，吸纳各方面的意见，但在绩效大盘子的总量不变或增量不明显的情况下，按照新标准，有人比以往多得了，就会有人面临失去。
改革的风暴，对一些重科研轻教学的教师来说无异于当头棒喝。以往，时间、精力花在发论文、申请项目上，甚至顾不上给学生上课。现在，科研奖励不再单纯按论文的数量、刊物的等级、影响因子或者教师手里有多少个项目发放，学院更多地以奖励团队代替奖励个人，更多地以导师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情况为标准来衡量，代替只奖励导师个人的科研成果。
变化不仅表现在科研上。“课余时间下乡社会服务是学校传统，过去考核主要以服务项目为主，现在改为服务育人和服务实效为主，不仅评价教师个人服务社会的能力与成果，更评价教师指导学生去服务社会的能力与成果。”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游龙桂说。
作为学校以往的“科研大户”之一，林学院感受到的冲击很有代表性。一些工作时间不长，在“五唯”思维下成长起来的青年教师，理解改革初衷需要一定的过程，个别人甚至因为不理解、不适应而提出辞职。
“中国的科研投入和科研人员数量不低，但投入产出比较低，我国在不少高新技术领域受限于西方国家。难道我们还要继续数着论文篇数及其影响因子点数来评价科研贡献？难道我们青年科研人员不应该为此做点改变吗？难道改变后不是更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吗？”这条微信，节选于林学院院长张飞萍和学院一位青年教师关于评价改革的激烈辩论。张飞萍苦口婆心地劝慰，但在关键问题上毫不松口——那就是改革绝没有回头路。
同时，改革也有着意想不到的一面。过去，教师忙着发论文、报项目，虽然这也是学科建设的一部分，但缺乏高质量教改成果、教师主编教材等，在第四轮学科评估时成为了短板，影响了一些原来基础很好的学科评估成绩，学校发展规划处处长苏金福反馈给院系，院系虽然也想了很多办法，但一直成效不明显。
到了第五轮学科评估，苏金福惊喜地发现，学校把教师的工作重心导向教书育人后，教改成果——有了，一流专业、一流课程——有了，教师主编教材——有了，新增的思想教育考核指标——有了，过去那些“头疼”的短板弱项在改革推进过程中有效地提升了。
今年5月，学校共有6个学科进入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榜单。目前学校有6个学科领域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更令学校上下欣喜的是，今年第三方发布的2016—2020年国内40所农林类大学人才培养相关指标数据显示，学校在教学获奖、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学生竞赛等领域，都名列前茅。
改革之初，严金静提出的“为潜心教书育人的教师撑腰点赞”要求，现在已成为全校共识，落到了实处。教育评价改革正源源不断地给学校输送改革发展的正能量。破釜沉舟的勇气，给踏踏实实在一线教书育人的教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希望。
今年年初，博士在读的张云清摆脱了学位“门槛”的限制，评上了教学型教授，下半年还被破格提拔为教学副院长。她欣喜地发现，有了自己这个先例之后，学校的很多教师都鼓起了干劲，忙得不亦乐乎……
作者：本报记者 张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