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自余秋雨的《道士塔》入选人教版语文教材后，大多数人对王道士的印象便来于此。虽然后也有王道士后人和其他作者极力为王道士辩驳，但不可否认，许多人的印象，起码是第一印象，是受到《道士塔》这篇文章的影响。
一，余秋雨《道士塔》中的王道士
总的来说，余秋雨这篇《道士塔》中对王道士的描写整体是负面的。在这篇文章中，开篇便写到了王道士的负面形象：“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这位十恶不赦的敦煌石窟的罪人，“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面对后人们的愤怒和指责，他只有一个“漠然的表情”。因为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文中甚至不愿强调王道士在敦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哪怕是极为负面的），而只是将他看作是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看守洞窟的王道士“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看着满洞窟的壁画觉得不满，所以请了帮手找来石灰将五颜六色的壁画刷为一片净白。净白的洞窟中放置的雕塑又惹得王道士不快，他更希望这里可以放几尊天师或灵官菩萨。所以他又用借来的铁锤将婀娜浅笑的雕塑破为碎片，又塑成他心目中的天师和灵官。
在修缮洞窟之时，王道士又有了其他的发现。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打开了洞窟里的一条裂缝，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经卷。王道士“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所以将经卷送往各级官僚处，但并没有受到重视。与此同时，来自西方世界的考古学家和中国文化爱好者来到了这里，让他们失望的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不是“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而是一个“肮脏的土道士”。这位导师见识短浅，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
这位负责看守这浩瀚文化遗产的道士，品位极低，面对这巨大的宝藏，他想要的只是一笔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浅薄无知的王道士听信了斯坦因的唐僧追随者的童话故事，“爽快地打开了门”，就这样，窟内的宝藏被一箱又一车的装走了。斯坦因等人带着王道士“馈赠”的珍宝回到国外后，这些人们的叙述里王道士却是一个“古怪”又“愚蠢”的道士。
二，《敦煌学大词典》中的王圆箓
余秋雨的《道士塔》其实也只是一面之词，王道士到底何人？他在国宝流失的事件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如果说毫无疑问他是整件事情的罪人，那么起码要问一问，他是不知情、不得已而为之，还是真的是贪图小利导致国家和民族极大的损失？
《敦煌学大词典》中对王道士有着不带感情色彩的介绍。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家贫,为衣食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王圆篆至敦煌莫高窟。在莫高窟期间，王道士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募化，所得积蓄用于修建莫高窟第16窟东侧太清宫道观。后王道士发觉洞窟内所藏宝藏，乃取部分写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后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建议藩台将此宝物妥藏，但这次的文物保护计划因为缺少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而只得作罢。因此于光绪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使命汪宗翰就地封存，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
此后，自三十三年始，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等外国学者接连从莫高窟运走了大量的写本古籍、印本古籍、佛画、织绣、经卷等。期间，清廷学部于宣统二年(1910)得知敦煌宝物流失情况，要求政府出面将剩余藏品全部送往京城保管。
书中写道，“王道士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起,共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但后又写道，“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从《敦煌大词典》的描述中可以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王道士做的许多错事，本意并非破坏，而是为了筹款修缮。在其徒赵明玉、徒孙方至福所撰写的王道士的墓志铭中也可以窥见一二：
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篆,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孽孽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恍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速修太清宫,以为鹤伏龙之所。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值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纶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续,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炼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玉明孙方至福稽首谨志
当然这篇墓志铭有其感情因素，但也肯定了王道士在保护敦煌莫高窟文物所起的积极作用。
三，冯骥才《道士王圆箓》
王道士其人在历史中晦暗不明，因此引发了许多文学艺术创作者对他的想象与描写。除了前文中所写的余秋雨《道士塔》，作家冯骥才的一篇《道士王圆箓》也是王道士文学形象的代表性描写。
在文章开篇，作者便表明了他对王道士的态度，“历史居然安排王圆箓这样糟糕的人物来担当主角,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但随即便感叹，“但历史是不能修改的,只能是这样。”
王圆箓退伍后随同一位名叫盛道的老道,修炼成为一名道士。他“虽然文化很低,但道士做得十分虔诚。”虔诚的王道士被被莫高窟震撼了，因此他便在莫高窟安顿下来。王道士安顿后，很热忱且耐心的处理相关事物。冯文写道，“王道士对佛教很尊重”，而且“很受佛教徒的欢迎”。王道士四处募集善款，发誓要在莫高窟建一座道教的太清宫,并筹划将几个洞窟打通,改建为一座道观太清官。
王道士雇人,把洞口与甬道的流沙全部清理干净,又将洞中佛像打碎重塑起灵官。也正是在这修缮洞窟的期间，王道士发现了莫高窟隐藏的巨大宝藏。洞里像一座小山一般堆满的古代的经卷、文书、佛画和法器深深的震撼了王道士，他虽然并不十分了解它们的价值，但还是请来了敦煌城内的几位士绅，一则为了鉴定宝物，二则也为换一些银钱来继续修缮太清宫。士绅们毫无兴趣，王道士又装了一些经卷文书送到安肃道台道廷栋处（道廷栋，辛亥革命后落户肃州，冠以汉姓陆，自称陆廷栋），陆廷栋反复打量后得出的结论居然是这些经卷上的字没有自己写得好。至此，王道士向官方取得帮助的途径已经全然无用了。因此他为了为莫高窟募捐善款，值得将洞中的宝物零散的送给当地官绅，敦煌宝物也就这样慢慢在西北地区流散开来。直到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到兰州来做学台，得知敦煌发现大量的写本佛画，便立即便请敦煌县令汪宗瀚替他找些看看。确认了这些是极其宝贵的文物后，叶昌炽马上建议甘肃省当局把藏经洞的文物全部运到兰州保管。可惜省里以资金不足为由拒绝了，只得把这些宝物留在洞内封存保护。
四，《又见敦煌》中的王道士形象反思
不同的文学作品中 王道士有着不同的形象， 大型舞台剧《又见敦煌》中的王道士则又是另外一种形象。在这部舞剧中，王道士不再是那种罪无可恕的民族“罪人”，也不仅仅是冯文中那个渺小又无奈的“错误”，而是一个有着期冀和悔恨的小人物，一个牵出了人们愤怒和可怜的有着历史和自身局限性的小道士。剧中，王道士辩白着、自责着，敦煌学者的声声责问并非要他答一个“为什么”，而是要责备他一句“为什么这样做”。而王道士一身白衣，瘦小佝偻的体态，让人看之而不忍苛责。既非余文中的有着“漠然表情”的“罪人”，也非冯文中“糟糕”的“错误”，这里的王道士是一个“无奈”的“小人物”。他并非坦然面对送走的文物，因此要求运送经卷的乡亲们“抹红”，他也并非以一己私欲倒卖经卷，而是为了修缮洞窟。可以说，他是被自己的诚心折磨着，他在守护神明的同时，也为神明的惩罚和责问而惴惴不安。剧中，他哭诉自己的无奈和痛苦，直到神明显灵，对他说：“孩子， 我原谅你。我从未离开。我是你的苍天。我是你的麦田。我一直都在。”这句话一出，剧中的王道士痛哭流涕，观者也无不动容。自此反思了一直以来如洪水般涌向这位“王道士”的斥责与批评，也宽慰了我们多少年多少代的惋惜与痛心。是啊，即便是记载书画了中国文化、佛教文化的载体流失他乡，但文化的精髓和民族的灵魂长久存在，每思及此，心中也稍有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