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7至18世纪初 药师佛
17至18世纪初 药师佛
喀尔喀蒙古 扎那巴扎尔制
铜鎏金
清初蒙古风格铜镀金药师佛像欣赏
药师佛，全称“药师琉璃光如来”，又称“药师如来”。他能除生死之病，故名药师；能照三有之暗，故名琉璃光。药师佛来源于《药师本愿功德经》记载：“佛告曼殊师利（文殊菩萨），去此东方，过十殑伽佛土，有世界名净琉璃，佛号药师琉璃光如来，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据《药师本愿功德经》记载，药师佛为因地菩萨时，曾发十二大誓愿，表示成佛后要救度一切众生。通过累劫的修行，药师佛终于达成所愿，修成正果，并化现出东方净琉璃世界（简称东方净土），作为众生美好的归宿。药师净土同西方净土一样，也以持名念佛为众生求生之方便法门。《药师本愿功德经》宣称，众生只要念诵他的名号，就可以不入畜生、地狱恶道，解除生老病死等苦难，免除九种非正常死亡——九横死，获得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由于药师佛十二大愿中有“除一切众生病，令身心安乐”的誓愿，因此千百年来他又被人们尊奉为“大医王”。
药师佛是大乘佛教崇拜的重要对象，历史上在汉藏佛教中都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藏传佛教中，他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据史料记载，公元八世纪末入藏的著名印度佛教大师寂护（725-788年）率先传入《七佛药师经》，首开西藏药师信仰之端序。后来藏传佛教流行的药师佛修持法门，大都依照《七佛药师经》而修习。藏传佛教认为，修持药师法门不但可以在死后往生药师净土，而且在生前亦能得到药师佛的庇佑。特别是在藏传佛教中，药师佛不仅有显宗修法，还流行密宗修法，而密宗修法更为殊胜。另外，由于药师佛有“除一切众生病，令身心安乐”的誓愿，历史上藏地还将其医药与药师佛联系起来，认为藏医药的发明者玉妥•云丹贡布是受药师佛的加持而最终获得成就的，称云丹贡布是药师佛的化身，尊其为“药师佛第二”，并将云丹贡布所著《四部医典》亦归功于药师佛的恩德。总之，藏地对药师佛的崇拜如同崇拜释迦牟尼佛一样，不分教派，几乎所有的藏传佛教寺庙都有药师佛的供奉；一般信众皆普遍认为，只要顶礼膜拜药师佛就能消除疾病，保佑平安长寿。
这尊造像表现的正是一尊标准的藏传佛教崇奉的药师佛形象。佛像头部螺髪均匀密布，头顶肉髻高高隆起，髻顶安宝珠。大耳齐垂，耳轮清晰。面部圆润，形似鹅卵，双眉纤细，斜向两侧上挑，眉间饰圆形白毫，双目睁视，象征洞悉世间一切，鼻梁尖挺，嘴部小巧，下唇明显厚实，整体看上去神情俊朗，而又不失佛教的庄严与神圣。身躯雄健，四肢优美，姿态挺拔，气势非凡。上身着袒右肩田格式袈裟（又称福田衣），左肩搭袈裟一角，下身着僧裙。衣质薄透贴体，充分显露出躯体和肌肉的自然起伏与变化。衣纹采用尼泊尔艺术手法，线条直平刚劲，纵横交错，与现存西藏达丹丹曲林寺壁画佛身袈裟上的衣纹如出一辙。衣缘上刻有精美的花纹图案，下摆衣褶呈放射状分布于台座前方，这两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结跏端坐于莲花宝座上，左手置双膝上托药钵，右手仰置右膝握一药果。（图1）莲座为半月形束腰式，束腰不深，上下几乎等宽，造型独特雅致。莲座的上下边缘均饰一周连珠纹，双层莲瓣宽大扁平，紧贴座壁，偏于座的上部交错分布，周匝环绕。莲座下装藏完好无损，具有殊胜的加持力量。（图2）封底盖嵌入较深，底盖边沿密封严实，底盖中央阴刻十字金刚杵，中心圆圈又施以镀金处理。装藏手法迥异于西藏和中原地区，显示了蒙古造像独特的装藏特点。（图3）通观其整体艺术表现，可谓造型完美、气势非凡，风格优雅、法相庄严，技艺高超、工艺精湛，体量高大、品相一流，堪称一件伟大的蒙古古代雕塑艺术作品；而论品质和体量，它在现存的蒙古造像中亦堪称翘楚。
看到这尊佛像，对于喜欢佛教造像的人而言，一定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马上会辨识出它的艺术风格来。因为它是蒙古造像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造型样式，也是最能展现蒙古造像风格特点的一类造像形式。它周身的艺术特征，如密布的螺髪、高隆的髪髻、圆润的面庞、小巧的上薄下厚的嘴唇、挺拔的姿势、健美的躯体、简洁的衣纹、浅细的衣缘刻花、高耸的台座、叶片状的美丽莲瓣、独特的装藏和明亮悦目的通身施金，无不完美地展现出蒙古造像鲜明突出，而又具有标志性的风格特点。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尊佛像，就不禁想起了一件印度古代佛教雕塑名品——印度萨尔纳特博物馆珍藏的石雕释迦牟尼佛说法像，无论是外表形式还是内在气韵，它与印度石雕佛像是如此地相似，简直就是印度石雕佛像的重塑。（图4）由此我又不禁对蒙古佛像的创造者——一世哲布尊丹巴生起了深深的敬意。他以非凡的勇气和宗教热忱，以崇高的佛教追求，既不依循当时西藏和北京宫廷流行的成熟造像风格，亦不固守本民族的传统艺术形式，而是直接穿越千载和相隔万里的时间和空间，去追摹印度造像的优美造型，去领悟印度大师对佛教慈悲和智慧的完美诠释。他不愧为“蒙古最伟大的雕塑家”的称号，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完成了印度-尼泊尔艺术向蒙古艺术的过渡，也实现了印度-尼泊尔艺术与蒙古艺术的完美结合。
对于蒙古造像风格的来源，现在大家都一致认同它与印度和尼泊尔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亦曾撰文详论其风格渊源，认为它是通过后藏的觉囊派艺术而受到印度和尼泊尔艺术的影响。但是确认其风格来源之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蒙古造像是对印度和尼泊尔艺术的一种简单模仿，那将大大低估它的艺术地位和价值。实际上，蒙古造像在印度和尼泊尔艺术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新的发挥和创造，展现了蒙古艺术大师对佛像艺术新的创造和伟大贡献：一方面，它在印度和尼泊尔艺术基础上，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广泛吸收了西藏、北京宫廷、漠南蒙古等多地造像的优美形式和优胜的表现技法，并将它们完美融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它又巧妙地融入了蒙古民族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如佛像健美壮实的身躯，平阔俊朗、充满青春朝气的面庞，简洁洗练的衣纹处理，生动写实、精致华丽的装饰样式，都充分展现了蒙古民族的审美特色，展现了既不同于印度、尼泊尔，也不同于西藏和中原的大漠特有的人文风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正式公布的蒙古佛像资料，除了现知的这尊药师佛像外，目前仅见蒙古乌兰巴托乔金庙喇嘛博物馆收藏有一尊药师佛像。由此可见此尊药师佛像何其稀有难得。特别是此像体量超常，品相完美之极，收藏价值自然又要大大超出一般蒙古风格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