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柴窑因其著名，数百年中引得无数爱瓷者竞折腰；柴窑因其神秘，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拨开历史的迷雾静心探究，你会发现原来柴窑并非周世宗时期所烧，更非什么周世宗柴荣的御窑；多少美丽的传说、多少精彩的演义最终不过是一场误会一场梦；该是醒来的时候了。
目前已知最早论及柴窑的是洪武年间曹昭《格古要论》的王佐修订版（《新增格古要论》），王佐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圡足近世少见”。古籍没有标点符号，如果按前后语法语气去理解上述文字，应做如下翻译才合情合理：“柴窑器是北方河南郑州一个据传是与周世宗同氏族的姓柴的人所主持烧造的，所以称之为柴窑”。特别需要注意，《新增格古要论》原文中周世宗后面的那个“姓”字很关键，如果本意是周世宗所烧，那么完全没有必要特意加个“姓”字，直接说周世宗或者周世宗柴荣所烧即可，而加上“姓”字显然是为了吻合“世传”与周世宗家族同宗同源，也就是说，“周世宗姓”与“周世宗”是两个概念！可见，王佐通过研究得出柴窑据传是柴荣宗族的宋代后人所烧的。
曹昭《格古要论》的“古窑器论”中记载的都是宋代瓷器，柴窑也在这一章节，而且在这一章节中还记载了另一个同样以姓氏命名的窑场“董窑”。目前很多人在研究柴窑时忽视了周世宗后面那个非常关键的“姓”字，从而造成柴窑是五代时期产品的误解！关于柴姓人家再举个例子：如今，离河南郑州数十公里的新密市有个柴窑村，该村除了外来媳妇和上门女婿外，全部为柴姓；据柴窑村柴姓家谱介绍，那里的柴姓是后周皇帝柴荣的弟弟、虢州防御史柴贵的后代；且不说那一带的古窑场跟《格古要论》里的柴窑是否有关系，仅从那里柴氏家族的渊源看，假如周世宗谱系上的后人中有在北宋时期从事瓷业生产的也很正常。毫无争议的是，曹昭并没有证据证明柴窑为五代产品，曹昭自己也没有肯定地说柴窑为五代产品，“世传”二字是什么概念，想必所有人都清楚。
众所周知，成书于洪武二十年的《格古要论》（洪武版）已经荡然无存。目前世间引用的都是其后的修订版《新增格古要论》。明代王佐修订时特意注明哪些是曹昭原文、哪些是自己后增注的，这已经是非常可信的行为了；换言之，前面关于柴窑的描述退一步讲即便不是曹昭本人的原文原字，也是王佐通过研究完善充实了曹昭的学术成果。近年有海外人士发现英国大维德爵士于1942年从苏州潘氏家族购得过据说是洪武版的《格古要论》，但需要注意的是，大维德爵士的洪武版《格古要论》也为刻本，既是刻本那么当时就不会仅印刷一本，大维德爵士能在1942年获得其中一本，身为活动于永乐至天顺年间官至刑部员外郎的王佐同样可以获得洪武版《格古要论》并加以研究，且王佐也是一位治学严谨之人，史载“吉水王佐功载，署刑部员外郎，有名于当时”；而曹昭虽然最早提出了柴窑论，但其说到底不过是当时南方一位出自大户的民间古玩爱好者。
《格古要论》中的“北地”二字其实很好理解，曹昭是南方（上海）松江人，称河南郑州地区为北地（北方地区）很是正常。表述地域地名一般按由大到小的顺序，北地（北方地区）范围最大，其次为河南范围，再其次为郑州范围；《新增格古要论》进一步明确柴窑出自“北地河南郑州”而不是“河南郑州北地”，即便古文常有倒装句的用法，但在地名的记述方面一般不会采用倒装句。再例如，曹昭的《格古要论》在记述北宋汝窑时也用了“汝窑器出北地”的语句，可见曹昭心目中的北地就是指北方，并非具体地名。所以，目前有些柴窑爱好者从古籍上单纯找历史上与“北地”二字吻合的地名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北宋时期河南郑州被设为“西辅”，隶属京畿，护卫京都汴梁西面（距离京城汴梁约八十公里，比清凉寺距离汴梁二百多公里近多了）；史料记载当时郑州地区的商业、手工业和制瓷业都很发达，这是柴窑诞生的有利条件，至于柴窑的窑场具体设在哪个地点则是另一回事了，就好比汝州张公巷窑和文庙窑未被发现之前，人们也不知道汝州市内还有窑场。
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曹昭本人（包括王佐）对于柴窑器并没有过多的赞誉，可见其绝非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奇之物；但由于《宣德鼎彝谱》记载了“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所以历代才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热闹景象，什么“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等等道听途说的描述都来了。但有讽刺味道的是，《宣德鼎彝谱》是一部伪书，该书后附《宣炉博论》，落“皇明天启丙寅春三月榫李项子京书”款，而项氏卒于万历十八年，可见作伪者已记不住项氏卒年，故此书应成于天启六年以后，伪作此书的目的不排除是当时某些商人为了炒作“宣德炉”的价格。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问题是，不少人将描述柴窑“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罄，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的文字硬安在北宋欧阳修《归田录》里，并因文中出现 “北宋”二字而将欧阳修的《归田录》说成是一部伪书。其实，有研究者通过认真梳理发现欧阳修的《归田录》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描述，在《欧阳修全集》中也没有找到所谓的《归田集》，更别说有关于柴窑的描述了！上述描述出自清代康熙年间的翰林学士高士奇（高士奇，号江村，浙江人，祖上自靖康之难时从京城汴梁迁移至南方，著有《左传记事本末》53卷、《归田集》等书），出处是《四库未收书辑刊》里的《归田集》，在高士奇《归田集》“汝窑花觚”章节中记载“柴氏窑色如天”等等，显然高士奇也将“柴氏窑”列入了宋瓷汝窑类别，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柴窑为宋代的说法，只是烧造地点是汝州而非郑州；在高士奇眼里，“柴氏窑”是汝州地区官方设立的一个窑场，该窑场的产品在釉色上与其它窑场烧造的汝类产品有相似之处但更具特色。
关于柴窑的产地，曹昭也好王佐也罢对于柴窑产地都很明确（《新增格古要论》则更明确），仅对那位也姓柴的窑主身份用了“世传”二字。前人已具体指出柴窑出自河南郑州地界，目前很多人却对耀州窑可能是柴窑情有独钟，有的甚至还往湖田窑和越窑上靠，实在难以理解。所以，在考证柴窑产地时应综合曹昭和王佐两人的研究成果，甚至也要参考高士奇的著述，毕竟后世所有关于柴窑产地的研究都是以史籍为母本出发的。
无论民间行家曹昭还是刑部员外郎王佐，论及柴窑器时都称其“近世少见”，他们甚至在记载南宋时就已经“近尤难得”的汝窑器时都没有使用这样的词汇。柴窑器，究竟是滋润少见？还是细腻少见？是有细纹少见？还是粗黄土足少见？个人以为，有前面这“四个问号”特征的瓷器对于曹昭和王佐而言应该是见的多了去了，唯一令他们称奇的，按推理也应该只剩下釉色方面的特征了。
曹昭当年在描述汝窑时，用了“淡青色”，在描述柴窑时用了“天青色”；另外，现在人们常说的“天蓝色”虽与前述一字之差，但色调内涵却也不同。淡青色目前有与之吻合的汝窑器来佐证，那么曹昭心目中的天青色就应该是天蓝和青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二为一的釉色，其特点或者说“近世少见”的原因是其蓝中闪青、青中闪蓝的特殊味道！至于人们常常引用的所谓“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则完全是后人杜撰，没有可靠的史料证据证明周世宗柴荣说过这话。
综上分析，个人观点：所谓柴窑器，为北宋时期设在郑州地区（或汝州地区）的一个窑场所烧制，该窑场的窑主姓柴，据传该人是周世宗柴荣族谱脉络上的人士；“柴氏窑”因产品独具特色，所以人们用该窑当家人的姓氏美誉之，这就好比清代的御窑厂在唐英主持阶段被美誉为“唐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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