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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亚亚
责编：崔乐
当下的同性恋研究有一个特点，即不少研究通过新媒体（互联网）来进行，或者研究主题与新媒体直接相关，这些研究基本上覆盖了从互联网发展以来同性恋虚拟空间的所有形式，包括同志网页、同性恋电子杂志、同性恋聊天室、同性恋论坛（含BBS）、同性恋网站、同志博客（微博）、同性恋社交媒体……等。这也不奇怪，因为同性恋的生活状态确实在互联网出现后有了巨大改变，不少研究者甚至认为，互联网彻底改变了同性恋者的身份认同、社群活动和社会运动方式，并深刻地影响到当下社会的文化认同。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趋势可能会更明显，因为许多调查研究均证实，互联网对于同性恋者的影响具有代际性，即它在年轻人中使用频率更高。早在2006年，范乐娟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就已经显示，近一半被访者都是通过互联网进入“同志”社群的，尤以年轻人居多，其后若干调查大都得出类似结论，整体来看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呈逐日上升之势。对研究者来说，这当然是个好事。以往对同性恋研究不多的原因之一就是难以接触到他们，而今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同性恋不再遥不可及，某种意义上是近在咫尺了。任何对这一议题有兴趣的研究者都可以立即开展工作，这看起来令人振奋。
目前，同性恋的量化研究主要是网络问卷调查。我看到国内较早的一篇文章是张敏杰在1998年发表的，当时他下载了“全世界中国人同志网页”上中国大陆网民的信息，共收集到714个案例，然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问卷。通过互联网来发布和推广问卷这种方式一来可以大大节约调研成本，二来也是迫于环境的无奈之举。因为同性恋者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隐藏身份，且国内罕见同性恋者的大型线下活动，只有在网上才能在较短时间内找到这么多人来参与调查。
尽管网络问卷调查的成功率较高，但这种方式有时也会遭到排斥，尤其在互联网发展早期，同性恋者对隐私特别敏感的时候，贸然进入同性恋网络社区去发布问卷，就可能引起反感。例如在台湾某网站进行的一次网络问卷调查就失败了，那里的网民要求撤走问卷，因为此前有学者在论文中引用了该论坛的内容，让他们感觉受到侵犯。不过，随着互联网中同性恋内容的增多，同性恋者对外来人的进入也日渐脱敏，这种激烈反对调查的现象已经不大看到了。
在质性研究中，互联网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同性恋研究中较常见的质性研究方法不少都与互联网有一定的关联，比如文本分析，不少研究是对同性恋网络文学进行分析（同性恋文学国内正式出版的不多，主要是在网上流传）；又比如访谈，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来找到受访者，这样访到的人可能都是某个小群体的成员，而如果在网上公开招募，就有希望接触到更广泛、更多元的受访者。最后，在网络虚拟空间进行田野调查也是近年来常见的研究方法，也称为虚拟民族志。
在网络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大多通过观察来收集数据。我的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我的个人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互联网展开，而工作与生活是分不开的，于是很自然地选择了这种方式；另一方面，我更适应这种收集资料的方式，它给予我更多的自由度，能有效处理我对与陌生人见面和交谈的焦虑。在选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时，研究者的个性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遗憾的是这一点较少被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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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目前对同性恋虚拟空间的研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研究者是否需要公开身份？有人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公开研究身份，否则就涉嫌欺骗；但也有人认为田野调查与平常生活没有区别，调查者所背负的道德义务应该跟日常生活一样，只要研究目的和实际行为并没有损害到对方的利益，就不是非得将研究意图告知对方。而在同性恋研究中，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因为涉及到的身份不仅是研究身份，还有个人的性／别身份。
也许有人觉得，这样的问题在国内讨论还太过奢侈，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研究同性恋的学者、学人本来就不多。其中学者大多是采用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尝试用虚拟民族志来进行研究的主要是硕士研究生，他们没有太多的发表论文的压力，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也就相对自由一些。由于这些研究者相对年轻，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国内学术界的通病，我自己在这方面也非常欠缺），难免有这方面的不足，但这显然不能用来说明研究伦理完全被忽略的现状就是合理的。
通常在公开场合进行观察，研究者不必表明身份，因为既然该行为在公众场合出现，就很难说对其进行观察是对个人隐私的侵害。例如美国社会学协会在其研究指南里就提到，下列情况不一定必须保密，如公共场所的观察、公共场所的行为…… 那么，网络空间属于公共场所吗？对于全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网络空间，将其定义为公共场所，一般不会引起争议，但如果是不完全开放的空间（如邮件组、qq群、微信群、加密聊天室、内部论坛等），似乎就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得不追问，研究者在这样的网络空间进行观察，是否还可以隐匿研究身份？这样观察所获得的资料，是否可以直接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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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有时不具体到某一个案例，就很难做出有共识的结论。实际上在同性恋研究中，即使是全开放的网络空间，这样的追问往往也有其积极意义。多数情况下，在公开的网络空间研究者不必主动交代自己的研究身份，但如果有人对你的身份产生了疑惑，对你进行质疑，你就应该有所说明了。除非你当时处于某种危险的境地，表明身份对你的安全不利，或者你确信这样做是为了满足更高阶的正义。
有人认为所有不公开身份的研究都违背伦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可能忽略了一个常识，即成为研究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有时暧昧不明。理想的状态，是一个确定身份的研究者提出比较明确的研究计划，经过某个学术伦理机构的审查，再严格按照计划来执行，但现实中确定的研究者和研究计划一开始可能并不存在。比如我之所以会成为性学研究者，就有一定的偶然性。简而言之，我是先进入同性恋网络社区，再逐渐转变为研究者的。
自己到底是在哪一刻才真正成为研究者的呢？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很难讲清楚的问题。我是在看到某个会议征文信息后，忽然萌生了想要写文参会的念头，而我选取的材料就是自己管理过的某个同性恋论坛中公开讨论的信息，正是这一行为把我之前漫无目的的网络聊天转变成了类似于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行为。在一些文章中，我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即研究者在正式开始研究之前，就已经在不自觉地观察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后面的成文中也可能被采用。
在公开的网络空间中进行观察，研究身份如何呈现固然值得讨论，但如何处理在这些空间中获取的信息似乎更为紧要。我参与过的这个同性恋论坛就是全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其中并参与讨论，但在使用资料时，我还是对账号进行了模糊处理。这是我第一次写有关同性恋的论文，当时对社会学知之甚少，为什么我在对研究方法、研究伦理都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已经做了这样的处理？它似乎并不是出于我对学术伦理的遵循，而更多是在网络社会交往中的某种敏感。
这个论坛是某高校BBS的公开版面，当年并没有实名制，网友都是匿名，但大家仍然非常谨慎，甚至有网友每次发言后，都过一段时间就自行删除，因为害怕账号显示的ip信息（可定位到某个楼）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互联网发展早期的特有现象，确实随着社会的开放，同性恋者在网上出柜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具体到某个网络空间或者某个人，这种趋势就不一定是必然的。例如我曾参与过的那个论坛，在搬迁到其他BBS后最终变成了一个内部版面，不再对公众开放。
我们应该看到，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网络论坛，虚拟账号虽然不如真实姓名一样属于严格的个人隐私，但它比聊天室中选择的随机账号更具有可识别性（例如当事人可能在其他论坛也使用类似账号，或者账号中的个人信息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容易被顺藤摸瓜），过多的暴露确实可能给当事人带来风险，因为当事人愿意在这个论坛中讨论个人的性向问题，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在更大范围内公开自己的身份。在不少网络霸凌事件中，都有不少好事之徒通过各种方式去挖当事人的隐私，而性向就是可能被揭发的个人隐私之一。
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不少同性恋者并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的研究样本，即使他们在公开的网络空间发言，也清楚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些言论，但他们并不见得希望这些言论被媒体报道，或者被研究者分析，这在某些人看来是猎奇的行为，是利用他们的不利处境来为自己获利。例如我当年将版面讨论整理成文的行为，在某些人眼里就是一种冒犯，乃至一次微不足道的会议邀请也被视为我获得的不当利益，这些都提醒我在以后的研究中必须更谨慎。
当然，这里我谈的谨慎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研究，让所有被研究者都满意的研究是不存在的。我指出这个问题，是想强调要充分考虑到弱势/边缘群体在现实中很少有话语权这一事实，所以我们在研究方法的设计和实施中要更加谨慎，对研究资料进行解读的时候要更为严谨。如果研究中的引述或者转述（即使是无意的）加强了公众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或者引起了公众对他们的误解，或者因此打扰到他们的虚拟交流空间，那就是不妥当的，应该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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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研究身份而言，研究者的性／别身份是更复杂的议题。在开放的网络空间，非参与式观察可以回避这点，参与式观察则不得不面对这一挑战。我曾看到过一篇硕士论文，研究者注册了一个男同性恋社交APP，以男同性恋的身份进入圈内，获得信任后在里面进行观察。这里研究者没有交代自己的性倾向，但从一些叙述来看他应该是异性恋。在论文中不对个人性向说明是合理的（如果要求说明，会使得同性恋研究者处于尴尬的处境），但在文中坦诚通过“适当隐瞒自己的身份”（即异性恋身份）来与同性恋者接触并获得信息，显然不太合适。
尽管不少学人在这么做的时候是出于善意，他们在论文中大多表明，自己研究同性恋的目的是要帮助同性恋者，消除社会环境中对同性恋的歧视。但刻意隐瞒身份来获取信息仍然是有问题的，它对涉及到的被研究者而言并不公平。不过在分析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比如一些研究者虽然现阶段认同为异性恋，但他们对自己的性向有困惑，有时候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模糊身份，未必是一种刻意的扮演，也可能是在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试图进行更多的探索。
我本人就是一个非典型的案例。一个（当时自认为的）异性恋者进入同性恋论坛成为管理者，在某些人看来是一种欺骗，而从我的角度来看则是误解。我认为这个版是讨论女同性恋议题的，如讨论其他社会问题一样，并非同性恋者的专属区，正好看到版面在招版主（对身份没有提出要求），而我对此又有兴趣，就很自然地申请了，又因为没人竞争（当年大家发言都很谨慎，肯出头的人更少），很快就顺利上任。之后我才发现多数版友是同志，而由于我版主的特殊身份，大家默认我为同道之人，这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也是我就任几个月后即辞职的原因之一。
那么，这一经历跟我的个人性／别身份真的无关吗？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之所以对同性恋议题有兴趣，很大程度上正源于被传统异性恋社区的排斥与不接纳，这迫使我需要找到另外一个身份。从同性恋论坛卸任后，我也确实做了一些尝试，包括同性征友，这些尝试的结果大致说明我不是同性恋，但也不是纯粹的异性恋，我的接受度比异性恋更广一些，不管是伴侣对象还是与伴侣的关系模式。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研究者的性／别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研究过程确实会对其产生影响，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当我在这里提出学术伦理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要提倡截然两分，什么样的方式符合学术伦理，什么样的方式违反学术伦理，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划分。基本的界限当然是需要的，即尽量避免刻意的欺骗，不要给对方造成实际的损害。在此之外，我还希望研究者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要急于对自己的研究乃至自己的身份进行界定，找到自己在研究中的位置非常重要，看到自己在研究中的成长也如是。如果我们的研究导向不是反思自我，最终就还是在建墙，把假想中的我们（异性恋者）与他们（同性恋者）划分开来，各自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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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虚拟民族志这样的新方法来研究同性恋时，我们会遇到许多挑战，以上提到的一些都还很粗浅，实际操作中会更困难。我提出这些问题，不是让大家知难而退，正相反，我希望这种方法能得到推广，因为它具有很多难得的优点。目前一些比较重要的刊物发表的同性恋研究，较多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比如访谈。很多人认为，访谈向研究者提供了让研究对象用自己的语言（而非研究者的语言）来讲述其想法、观点的途径，这是非常难得的，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访谈获得的文本质量应该不如网络观察。
在通常情况下，访谈的主题和相关问题都是研究者事先设计好的，给被访者自由发挥的空间并不大。而同性恋者由于长期处于社会边缘，习惯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尤其对带有诱导式的问题会特别敏感，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接受访谈时，在话语建构中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其陈述又被研究者在自身熟悉的框架下再进行分析和解读，这就可能导致偏差。在线访谈中，研究者对受访者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也不是一点没有。
有时候我看别人的文章，会从一些蛛丝马迹发现我的某个朋友是被访者，这在同性恋研究中并不罕见，因为社区中的活跃分子就那么一些，他们可能会反复被邀请来访谈，尽管主题各有不同。我有一次看到研究者对某个朋友的描述，就与我对他的印象大相径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谁在撒谎，或者谁误解了对方，很可能只是在不同的人面前，受访者不自觉地做了调整，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相。这些发现让我对访谈的局限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访谈文本的诠释也格外谨慎起来。
20世纪中后期，社会调研的组织形式开始从访谈员主导向受访者主导变化，与此同时专题小组访谈法 (focus group) 日益受到青睐。从女性主义研究的角度来看，小组访谈是一种更靠近真实的研究途径，不少研究者认为这种方式能够赋权于女性，可以帮助她们更有效地对抗社会霸权结构，所以应该大力推广。我们在虚拟空间观察乃至参与的同性恋群体间的互动，其实就有点像小组访谈。显然，在一个更有安全感的空间、与有类似身份的人进行交流、可以更自主地选择话题和交流方式时，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认同，同性恋者也不例外。
此外，网络观察还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在通常情况下，女性在某些场所进行参与式观察有风险，可能遭遇性别歧视、性骚扰、性暴力，而在网络观察中，这些风险大大降低了。由于不是现实中的面对面，言辞上的骚扰更容易应对，只要把自己的信息保护好，直接下线、删除联系方式就可脱离对方的掌控。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这在同性恋研究中很常见，比如女性研究男同性恋、男性研究女同性恋往往更困难），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虚拟性别身份来进行消解，当然这又涉及到了研究伦理的问题，即虚拟空间重建（隐瞒）性／别身份在研究中是否可行？
可以预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同性恋者的可见度会进一步提高，同性恋研究领域也会吸引到更多的人加入，同性恋研究的未来图景将会如一句古诗所形容的那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在这之前，作为研究者（同时也是实践者）的我们还有太多问题需要反思，对研究方法的自省即是其中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