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2期，原文标题《最后的棒棒》
文/王海燕
重庆市区外四公里处，棒棒依然和以往一样聚在超市门口守活儿，但需要他们的雇主已经不多了（黄宇 摄）
时代的惯性
何苦40岁的时候决定去当一名棒棒，那是2014年。当时他还是一名上校军官，决定退伍，自主择业。在解放碑，他看到一名老年棒棒，挑着很少的东西，在人群里走，步履缓慢，汗流浃背，他跟着那个棒棒走了很长一段路，感到困惑而吃惊。在他心里，棒棒是肌肉饱满的、健壮的、有力量的，他心想，“他们怎么这样老了，佝偻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何苦在解放碑一带棒棒聚集的地方去观察，发现棒棒少了，且老了。他跟身边的人讨论，重庆还有棒棒吗？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棒棒？好像没有了吧？”这个不经意的散漫回答，让何苦得到的结论是，棒棒作为一个行业正在消失，现在依然守在街边的棒棒，不过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最后惯性。
重庆人喊棒棒，尾音总是带着昂扬上翘的儿化音，有一种力量爆发的筋道和锐利，就像这个职业本身呈现的品性一样。很难去考证棒棒这个名词的来源，但在街头寻找一名棒棒是容易的，一根扛在肩上的圆木棒或竹棒，加上一团挽着的粗重尼龙绳，就是棒棒们的吃饭家伙和标志了。
重庆地形特殊，光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包围而成的渝中半岛区域内，海拔落差就达到250米，汇集了湾凼、沟谷、坪坝、岩坎、坡、堡岭等各种类型的地形地貌。在这些复杂的地形里，从提菜到搬家，从挑、扛、抬、拽，到铲、挖、撬、砸，只要付钱，棒棒们几乎无所不能。一个普遍的说法是，这个山城重庆最具名片效应的劳动力工种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数量一度达到三四十万，那时候的重庆市民“上街不知怎么逛，随时随地找棒棒”。
除了力气，当棒棒没有任何门槛，但何苦入行，还是拜了个师傅，他的真正目的是想拍一部跟棒棒有关的纪录片。他本来想跟普通的纪录片导演一样，找个主人公随拍，却发现棒棒流动性强，又警戒，亲自当棒棒，并记录下这段时光反而是最好的办法。揣着1300元进入这个行业后，何苦在一年的时间里见证了这个行业的最后时光。
2018年8月，何苦的纪实电影《最后的棒棒》上映（黄宇 摄）
何苦拜的师傅人称老黄，重庆江津人，住在离解放碑100多米远的自力巷53号。老黄1992年就加入了山城“棒棒”大军，何苦拜他为师的时候，他已经65岁了，走路时总是双手插在裤兜，使得佝偻的后背和后昂的脖子极不协调。老黄说，他保持这样别扭的走路姿势，是想告诉别人，他还不老，还挑得动。但事实上，在2014年，老黄能够干活的机会已经不多了，一个月的收入大概在1000元左右，连达到当年重庆最低工资标准的1250元都困难。
这当然不是老黄在解放碑20多年生活的全部写照。重庆的棒棒分“家棒棒”和“野棒棒”，“家棒棒”指的是那些资历长、信誉度高、有固定雇主的，他们甚至可以帮一些商家店主代收货款。没有固定雇主的棒棒就是“野棒棒”了，只能流窜作业，接些零活，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地，轻则遭白眼，重则挨揍。老黄所在的五一路以前有大大小小十几家电器和五金建材商店，家家店都是他的老主顾，以前一直都是一名不愁生计的“家棒棒”。因为业务多忙不过来，老黄还一度找到自己的一位朋友老杭前来分享业务。
但何苦没有见证那样的好时光，跟着老黄，何苦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活儿是给一个麻将馆搬家，那一次他确切地知道了，背着一台自动麻将机上5层楼，足以让人使劲的部位从肩膀、双腿最终转变到牙齿，那个活儿干了大半天，何苦和老黄一共领到工钱150元。
在何苦真正成为一名棒棒后，老黄告诉他，力气不是养出来的，是榨出来的。他还举了个例子，比如某一天他带着何苦做的一单挑泥子粉的业务，泥子粉共230斤，从解放碑的五一路送到洪崖洞，如果雇主请2个棒棒，需要20元，雇主会觉得不值，只请一个人棒棒付10元，又请不到人。最终，雇主的折中方案是花15块雇一个棒棒。对棒棒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合适的业务，就因为这样的重活，老黄曾有朋友落下病根，干不动了只能回家，但老黄依然为这样的方案欢喜，因为一单业务下来，他可以多挣5元。
也不是没有轻松的活儿，在做棒棒的第二个月，何苦接过一个业务，是帮一个白领女孩搬一张折叠桌子回家，共走了三条街，上了五层楼，工钱10元。轻松得何苦感慨万分。实际上，在重庆还没有电梯的年代，曾经的棒棒们也经常接到类似业务。
在进入棒棒行业的第一个月里，何苦从老黄那里分到了517元，随后自立门户的5个月里，除了2015年4月在一个工地上挖沟挣了3300元，其余每个月都在1500元左右徘徊。他赶上的正是老黄最坏的最后时光，因为2013年下半年，五一路自力巷一侧就开始拆迁了，拆迁后的五一路将成为金融一条街，从一个伤疤般的存在融入解放碑CBD的繁华里。拆迁后，老黄的雇主们一家家关门离开，老黄是从那以后一步步沦为几乎没有固定雇主的“野棒棒”的。
即便如此，何苦还是跟着老黄学到了诸多的行业规矩，比如，老黄告诉他，棒棒不能随意地拎在手上，要扛在肩上，因为随便拿根棍子找饭吃的是叫花子，叫花子用棍子打狗，而棒棒手中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虽然棒棒不一定比叫花子挣得多，但自食其力，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但在乎这种区别的棒棒显然不多了，因为留在这个行业的人本就不多了。
最后的见证
当棒棒后，何苦落脚的自力巷53号在2014年是解放碑商圈最后的几栋不知遗留于哪个世纪的砖木老房子。这栋房子与流光溢彩的繁华解放碑只有一街之隔，何苦在那里租了一间300元的“豪华”单间，和他邻居过的，除了老黄，还有老甘、老杭和河南，他们都曾有过长久的棒棒生涯。
在整个解放碑的劳动力市场，人们的称呼分为两种：一种是如“老黄”这样简单的带姓氏的偏正词组，如果还有其他人姓黄，就简单加个字区分一下，比如“小老黄”；另外一种则是与姓氏无关的外号，如“毛土豪”“栽得深”“杨不起”“饿母狗”。何苦是在第四个月获得属于自己的外号“蛮牛”的，来源于曾风靡川渝地区的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中的一个角色。有了外号，意味着何苦真的成了一名棒棒。
为了94岁的母亲，73岁的老黄师傅（后左）于2009年来到重庆，成为了一名棒棒（黄宇 摄）
在何苦的邻居里，河南的外号来自家乡的省份，这个来自中原的单身中年男子姓甚名谁，至今无人知晓。河南出生于1960年，1994年来到重庆，先干了17年棒棒，而后给一个夜市大排档老板干了3年杂活。
但何苦到达自力巷的时候，河南已经失业了，起因是他可以一口气吃下小半桶稀饭，饭量过大，本就遭老板嫌弃。某一天，因为吃过饭了才去大排档，河南想吃两个鸡蛋，被老板讥讽还要点菜，随后开除了他。离开大排档后的河南认为重操旧业做棒棒是一件很没有出息的事情，他给自己找了新的出路——斗地主。
来自四川邻水的老甘则是因为年轻时房子不临街，被订婚5年的未婚妻悔婚来到重庆当棒棒的。在当棒棒的第一个5年，他攒够了1万元，准备改行开一个小面馆，却在从银行回来的路上把钱搞丢了；随后他用第二个5年攒下了25000块，又在准备盘下一个日杂店的关键时期，被小偷破门而入把钱偷光了。此后的老甘对人生充满懈怠，开始听从十八梯一个算命先生的建议，等待自己60岁后时来运转，再大干一场。在棒棒行业日渐没落的时候，他找到了帮大排档出摊的活儿。
老杭成为棒棒的故事更加凄楚一些。儿子20岁那年，老杭的妻子离开他成了别人的家人。老杭到重庆当棒棒挣钱，是为了复仇雪恨，因为老家南川的一个混混告诉他，只需要一万元，就可以帮他解决掉夺妻仇人。命运弄人的是，就在老杭攒够第一个1万元，准备与混混接头时，钱丢了；老杭又花了1年，攒够了第二个1万元，正待与混混接头，混混却入了大狱。
无奈之下，老杭准备亲自复仇，先后买了三把刀，一把西瓜刀、一把三棱刀和一把弹簧刀。买西瓜刀的时候，老杭想要亲自解决掉仇人的性命；买三棱刀时，他的仇恨减少一些了，决定在对方身上捅一个不好缝合的伤口；买弹簧刀时，他觉得阉掉对方就可以了，但当他真的拿起那把精巧的刀子时，他发现自己双手发抖。最后，三把刀都被他锁进了抽屉，他消化掉了仇恨，开始觉得，妻子的离开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2014年，已经一身伤痛的老杭依然留在自力巷当一名棒棒，是因为儿子在外打工，他不方便在老家与带孩子的儿媳单独相处。
与河南、老甘和老杭相比，老黄的棒棒生涯更持久坚毅。与共和国同岁的老黄出生一个拥有十几亩土地的地主家庭，因为家庭成分，直到30多岁才与镇上的一个寡妇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3岁后，寡妇另嫁他人，为了养活女儿，老黄来到重庆成了一名棒棒。2012年，外孙子快满3岁的时候，老黄拿出积蓄的3万元，鼓励女儿女婿在老家镇上分期付款买了一套房子。每年10万元的房贷，成了老黄心头的一根刺，他不得不在年过60岁后，依然守在解放碑当棒棒。他说，从当棒棒第一天起，就希望有一天能扔掉，但生命的这60年，却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但在何苦进入自力巷的2015年，老黄还是扔掉了手中的棒棒。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小诊所被查出高血压和疑似脑溢血，随后，因为拖延治疗，病情发展到无法劳动。不过，即使没有生病，老黄的棒棒生涯在这一年也必然遭遇波折，因为那个几乎是解放碑传统棒棒最后落脚之地的自力巷53号要拆了。这座从1996年就传言要拆迁的房子，在2015年8月的一个清晨真的被彻底推倒了，房子被推倒时，老黄和何苦正在几十米外的“享受”公共卫生间每天唯一干净的时刻。
因为没能在拆迁当时抢救出任何财物，何苦和老黄经历了数个晚上露宿街头的日子。废墟之下的财物最终被老杭和老黄拿出来了，那是一个称得上出生入死的冒险行为：他们在与拆迁办斗智斗勇了数天之后，于一个雨夜里用钢钎和铁锹开道，钻进了危险重重的废墟。行动时，他们没有通知何苦，何苦说，那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意识到，他没有真正融入“老黄们”的价值观念，因为他有值不值得的顾虑。而对老黄来说，废墟下的钱应该拿出来，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那并不是何苦第一次见识这些老年棒棒的固执。更早的一次，老黄帮一名雇主挑着价值上万的化妆品到沙坪坝，因为不熟悉地形，他和雇主走丢了。为了等到雇主，他老黄在三峡广场等到半夜，依然不肯报警，理由是报警后就拿不到工钱了。他说，流了汗，却拿不到钱，晚上会睡不着觉的。最后，在不得不走进流动派出所后，老黄等来了雇主，面对雇主拿出的100元感谢费，老黄却又千推万辞，选择了拿30元，其中20元是之前议定的价格，剩下10元是他对自己等待了半天的时间定价。
但无论老黄对自己的行业有何坚持，随着时代发展，已经没有多少人需要棒棒了。在自力巷53号楼被推倒后，何苦开始去寻找给工地干活的机会。在随后的5个月里，他一口气攒下了3万元，是他之前5个月的10倍。
就在何苦寻求转型时，老黄已经因为病情，不得不回到女儿家养病。除了老黄，自力巷53号的住户们也在继续风云四散。老杭回到老家带孙子了，干起了久违的农活，还养起了蜜蜂；老甘回到了邻水老家，他的初恋情人和曾经梦想发达以后迎娶的队长家千金早已儿孙满堂，他说自己还能劳动，谢绝进入村里的养老院。
河南本来有机会达到自力巷53号住户的巅峰成就，因为惊人的饭量，一家打造网红的公司将他变成了桶哥，请他录制节目，每期2000元。这个公司本来指望靠着他发展壮大，但是只录制了第一期，他们就再也找不到河南了。直到如今，当何苦再询问河南时，他依然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因为他还有更大的梦想要追求，那就是有朝一日去到澳门一展牌技。
让何苦感到“幸运”的是，他没想到自己真的在自力巷见证了一个棒棒群体的最后消失。
图：在自力巷53号里，大石用30多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农村家庭向城市的跃迁，如今，他和家人已经在重庆市南岸区拥有了自己的新家（黄宇 摄）
他们曾挑起这座城市
自力巷最资深的棒棒并不是老黄，而是大石。在自力巷53号被推倒前的最后岁月里，他住在南坪的宽敞商品房里，担任着自力巷53号的二房东工作。
大石是重庆合川人，1982年因为家庭欠债，只身一人来到重庆打工挣钱。在重庆话里，出力叫下力。在老家时候，大石就已经是一把下力的好手了。80年代的重庆农村，农户盖房子，用的都是青石条，轻则三四百斤，重则五六百斤，2个人扛，或4个人抬，1.2元一天，那是大石用一身莽力换生活的开端。
到重庆后，大石最开始是在一个单位修游泳池，修了一个月，工程完结，因为很少到重庆主城，他决定到解放碑玩。那时的解放碑还是渝中半岛最高的建筑，周围一片木结构吊脚楼，家家户户烧煤球，用粮票。
正是煤球，让大石留在了解放碑，找到了新的生计。新的生计就是拿着一根棒子给居民和小馆子送煤球的生涯。大石记得，那时候的煤球1.55元100斤，他负责送到居民家里，1.8元100斤，2角5分的差价算力资。大石在老家担农作物，用的都是扁担，扁担扁，担起来省力，但重庆的棒棒都用圆木棒或圆竹棒，圆棒更累人，但是最多能称重五六百斤。
除了给居民担煤，大石还给煤店卸货，拉煤的车都是午夜12点过后才能进城，卸完就是凌晨三四点了，回家胡乱睡一觉，六七点就起来继续干。大石算过，那时在城里做3天，顶农村一个月，对他来说，重庆就是他的流金之地，他攒着劲，只用了一年，就把在老家欠下的1000多元“巨款”还清了。
大石算得上重庆最早的一批棒棒，为了挣钱，他做的是白天黑夜两个班。晚上给煤店卸煤，白天到朝天门接散活，那时的朝天门还分为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每个码头出来，都是又直又陡的坡，因为大型货物用缆车送上岸，小型物件则全靠棒棒一点一点往上担。那时候成立的棒棒多，但活儿更多，多得棒棒都做不过来，通常都是上一件东西还没放稳，下一个雇主已经在招呼了。
不光码头上，城里人气力弱，在重庆的地形里，买个沙发买个桌子，五六十斤的东西就搬着已经很费力，如果有两三百斤的东西，是必须请棒棒的。
年轻人现在很少进入棒棒这个行业，而是选择快递和送餐这些新兴行业（黄宇 摄）
大石最好的时光在1993年到1996年，工具里已经增加了板车，一次可以送10担8担煤球，力气加工具让大石每天最多可以挣两三百元，而那时的城里白领，薪水高的一个月薪水也不过几百元。因为挣钱多，大石甚至谢绝了伯父给他找的两份固定工作，并在朝天门花十几元买了个闹钟，闹钟一响，翻身就起床挣钱。他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晚上他总共只睡了一个小时，困得走路担煤时都在打瞌睡。
大石送货的主顾大多是饭馆，除了挣钱，他最怕的其实是耽误饭馆老板的生意，因为饭馆的煤球是每天送的，没送到，老板是没法点火升灶的。他说不出来应该怎样形容自己的状态，只知道如果哪天送迟了，老板数落一两句，他心里就不好受好多天，感到对不起人家。大石还说自己脑子笨，每天记送煤的事就记不过来，以至于有一次下午，他突然困惑，自己中午到底吃饭了没有，想了很久也没有想起来。
大石担煤的生意是在1996年后慢慢走下坡路的，客观原因是，重庆市区渐渐开始禁煤了，大石记得那时候他在报纸上看到过好多轮禁煤的消息；但根据大石的总结，业务变得差起来，是因为大石的父亲重病，他回家料理了一个月，回家的时候，他请自己的妹夫帮忙送货。妹夫不熟悉业务，让大石丢了好一批主顾，再也没能找回来。
直到两年前，大石依然在帮解放碑附近一家小餐馆担煤，甚至还把他家每天早上送菜的业务也接了过来。为了这趟业务，大石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会起床，坐公交从南坪赶到解放碑，做完雇主的活再回家。那两年里，除了交通成本，大石在做棒棒这件事上的收益只有几百元。他总怀疑，自己是全重庆最后一个担煤的棒棒，他说，到最后几年，已经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希望能够为几十年的老主顾多尽一点力。
在渐渐老去，看着身边一个一个伙伴离开的这些年，大石也见证了解放碑从昔日破败变成如今流光灿烂的全过程。如今，带我走在渝中区的时候，大石依然习惯用上半城和下半城来指示地名，下半城在江边山脚，上半城则在遥遥高处，中间是长长短短的石梯连接。
他记得临江门的那栋电梯房是全渝中区最早的电梯房，八一路解放路两边全是木头房子，围绕着高高耸立的解放碑。他刚刚住到自力巷时，解放碑旁边最高的就是百货大楼，一开始6层，后来又往上加；最精致的则是会仙楼，后来失火，烧了几天几夜。大都会的修建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因为工程方为了抢工期，第一次在解放碑用了机器推楼，所有可以回收的废旧建材一律做垃圾，以最快的速度运走。那是这座城市狂飙突进般成长的年月。
大石是重庆日新月异的变化的，也是看着棒棒如何渐渐成为历史行业的。如今，在大石家居住的商品房小区外超市边，依然有三五成群等待雇主的棒棒。但大石说：“请的人少了，也不挣钱了。其他行业都有接班人，但棒棒没有，反正就是过世了生病了，走一个少一个。”
挺腰扩背，大石还保持着当棒棒时负重的姿势（黄宇 摄）
离开和留守
和老黄守在自力巷的日子里，何苦曾试图寻找新的领地。他找的地方是朝天门广场，那里曾拥有重庆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老黄一开始是拒绝的，何苦那时候还不知道，解放碑的老年棒棒们对朝天门深切畏惧从何而来。
大石告诉我，朝天门的棒棒跟其他地方的棒棒都不一样，那里需要搬运得最多的就是布匹，重则一个包300斤以上，最轻的也有100多斤，都是一个人扛，力气小的根本做不了。老黄则一口气告诉了何苦不能去朝天门的几条理由：一是很多老板只用自己熟悉的棒棒；二是批发市场地形复杂如迷宮，没个十天半月难以熟悉地形；三是朝天门码头的棒棒派系复杂，斗争很复杂，冒冒失失去，搞不好被揍得鼻青脸肿。
但何苦一再坚持要去试一试水，还找到在服装批发市场做的朋友，托对方开后门，找朋友指定何苦和老黄搬运收货。在那里，何苦见识到了不一样的棒棒生活，清晨5点，每当有货运面包车驶过，一群上身赤裸的男人就如百米冲刺般尾随追赶，那是在争夺业务，因为谁能冲在最前面打开车厢，谁就能优先享用劳动机会，货主们也根本不用交代，因为接货的棒棒只需瞟一眼包装袋上的收货摊位，就能扛起就走。
站在街边不知从何下手的何苦和老黄第一天就见证了一场斗争。原来两个光膀子男人同时打开车厢，抓到了车里唯一的一包货，为了得到这一包货，双方怒目圆睁，嘶吼辱骂，以至于各自的兄弟朋友也纷纷赶来助阵，直到一方被另一方的气势压倒，悻悻离去。
而何苦则在等了谨慎观察等待了几天后，终于等来了自己朋友的朋友的电话，对方指定何苦接货。但当何苦打开车厢门的时候，一个朝天门的资深棒棒却快速围上来抢夺货源，任凭司机如何强调何苦是用户指定的收货人员都没用。最终，何苦是用自己的身高和气势震慑对方，赢得了自己的劳动机会的。并且，在运完那一趟后，何苦才知道已有人警告过老黄，不要到朝天门“夺食”，否则挨揍。
事实上，这种由力气说了算的草莽规则，并不只存在于朝天门，大石告诉我，在解放碑当棒棒多年，他见过棒棒们为争夺劳动资格打架的事情他见得并不多，但一旦有了，货主通常都是一声不吭，由着棒棒们自行解决，他的朋友里还有人为此进过派出所。
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朝天门的光膀子男人已经算不得传统意义上的棒棒，一个简单直白的表现是，在这里，一根简易的竹棒根本派不上用场，取而代之的是制式两轮手推车，货物少的时候用肩膀扛，货物多的时候用车子推。因为一年四季裸上身干活，他们已经拥有了新的外号：光巴胴儿。
实际上，棒棒们早已从重庆普通市民的生活里全面退场，朝天门和解放碑也早就被取代了，如马家岩建材市场一样的专门种类货物集散地才是棒棒聚集最多的地方。发达的交通系统，让出租车、货运微型车、三轮车、摩托车，以及五花八门的手推车有了用武之地，棒棒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上货卸货，如在朝天门一样，棒棒早就不再是必备工具。
曾经的棒棒们也大多转型，有的成为专业的商家售后员工，有的成了驾驶员，还有的学手艺当起了装修工人，对于他们来说，棒棒只是进入更高端行业的跳板。
在自力巷里，大石的生活是最令人羡慕的，他在重庆房价陡涨之前买了两套房，渐渐退出棒棒行业，做起了群租房生意，早早给自己和老伴买了社保，如今每个月可以领到将近4000元。但他还是常常后悔自己没有经济头脑，因为和他同时进入这个行业的两个老伙伴，曾经一口气在渝中区买了3套房。
不过，那也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大石说，和他一起进入棒棒行业的人也先后转型或离开，他记得的人里，有人转行去学修电器了，有人做了家电生意、服装生意，还有人干起了装修行业，包起了工程；也有人夫妻双方得了癌症，早早离开人世，也彻底离开了这个行业。
在这些人里面，他唯一真正佩服的是一个曾在自力巷当了多年棒棒的老曾头。老曾头在年近60岁后终于开窍，在自力巷开了一家米店，有了更轻松丰厚的收入来源。但这并不是大石羡慕他的理由，大石羡慕的是，老曾头的儿子在一所学校当了校长，在他看来，这才是一个棒棒最大的成果。所以当他的小女儿考上一所本科学校时，大石也专门在酒店里的摆了席宴请宾客。
在《最后的棒棒》纪录片拍完4年以后，其电影版也于2018年上映，但对何苦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他已经开始筹备新的拍摄了，同样是一部关于棒棒的纪录片。其中一个主人公是他在渝中区歇台子找到的，那是一个73岁的老人，入行不足10年。
何苦问他：“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当棒棒？”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
何苦又问：“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挑得动吗？”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
何苦再问：“你这辈子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
老人回答：“我的母亲94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