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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所有塑料单缸洗衣机都是稀有的对象，9英寸黑白电视戴电视放大器，数字PP机很受欢迎，拿着手机很拉风，但拥有者太少，一整天都没有人能联系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记忆。每一代人的记忆都离不开自己用过的旧东西。
对普通市民来说，回想起来，最深切的感受，也许就是家庭生活用品的升级换代了，这些用品的变迁史，从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普通群众生活的巨大变化。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南阳市民赵星辉，对家庭生活用品的变化记忆犹深，更何况，他的家里，还有不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老物件，正静静地默立在室内角落，每一个都怀揣故事，一旦说起来，满满的都是往昔的回忆。
BP机及“密码”
BP机、翻盖手机，当年用起来很拉风
“有事就呼我！”在没有手机的年代，BP机曾经风靡一时。赵星辉用过两个BP机，一个数字的，一个汉显的，“那时候城里的年轻人几乎每人腰间挂一个。”
赵星辉的数字BP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买的，只能留数字，买的时候还配有密码本——收到信息后，要靠密码本来查找才知道收到的信息是啥意思。因为用得次数多，他至今还记得一些常用的字码意思，比如“07是请来我处、10是请交服务费，30是请回电话”。1996年，赵星辉买了部汉显BP机，能显示几十个汉字，可以把事说清，不用像数字机那样收到信息后再跑着找电话回话，“这台BP机1800多元，再配个金属链，将近两千块了。”
1998年，赵星辉花900元买了一个二手翻盖爱立信手机，当时也自豪得很，天天拿在手时，走到哪儿人们这个瞅瞅那个看看，都觉得可稀奇，但用了一年多他就原价转让给别人，“为啥我不用了？因为那时有手机的人太少了，拿着手机也没人跟你联系，成天没个电话。” 如今这些年，他的手机也不知换了多少个，“现在手机太普及了，想想过去真是好笑，上世纪80年代一些万元户就买了大哥大手机，那时候人们爱说一个笑话，说是在公交车上，有人拿着大哥大打电话，那时谁见过这呀，老太太们看见了，就说这个娃咋是个神经病，自个儿在那儿笑笑说说、说说笑笑。”
带皮套的收音机和录放机
电视机普遍很小，于是流行电视放大器
谁家里会没有台电视机呢？这个如今家庭中再普通不过的电器，当年可是家中大件。那时候不要说挂在墙上的电视，连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都堪称奢侈品哩。
赵星辉如今还保存着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说，上世纪70年代几乎只有公家单位才有电视机，大部分都是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1976年毛主席逝世，各个单位都把电视机搬到大街上，让群众看毛主席逝世的新闻报道，“人民路单位多，摆了一大溜电视机，我走到东关，烟厂的黑白电视机也摆出来了。每个电视机前都围着一群人在那儿看，边看边哭。”
上世纪80年代黑白电视机进入百姓家，但也不是家家都有。虽收看不了几个台，还得在画面出现雪花状时到庭院摇晃天线，但有时还是一直看到深夜屏幕上打出“再见”两个字，“那时候南阳卫校在氵育滨街那儿，人家有个大彩电，周六了就拿出来在操场上播放。我家当时在小西关住，周六也和伙伴跑去看。每次人们都坐了一大片，起码有一二百人来看彩电。”赵星辉家的黑白电视是12英寸，“我家邻居的电视机是9英寸的。那时14英寸的都算是大电视机了。”因为电视普遍小，所以街上流行电视放大器，“就是一个弧形玻璃，比电视屏幕大一圈，下面做个腿托着，放在电视屏幕前，相当于电视机戴了个放大镜。”如此一来，电视画面看着大多了，不过画面没那么清晰了，即使这样买的人也不少，“也是当时很流行很时髦的看电视的东西”。
上海“吉而灵”牌全塑单缸洗衣机
单缸洗衣机，一次只能洗一条双人床单
洗衣机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产品，用惯了滚筒洗衣机或波轮洗衣机的你，也许想不到以前洗衣机的模样。1986年，家庭用洗衣机在南阳兴起，“那可是稀罕物，在这之前洗衣裳都是用搓板手洗的。”赵星辉说，他当时也赶到市七一路与工业路交叉口东北角的机械电子商场买了洗衣机。
那时候赵星辉一个月工资50多块，这台洗衣机花了他146元，也是家庭一大支出：“当时去买的人多得很，这是个稀罕物件，人们以前都没见过。”这台洗衣机是上海电器塑料厂生产的“吉而灵”牌，全塑单缸，只能洗涤。赵星辉还保存着购买时的发票及洗衣机说明书，上面显示，一次可洗一条双人床单或一套工作服或四件外套，衬衣则一次可六件。“你瞅瞅，当时上海的电话号码也只是六位数哩。”赵星辉说。说明书上，不仅有厂址电话，还留下了“电报挂号8278”，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电报业务鼎盛的一个见证。因为保存得很好，赵星辉家的这台洗衣机其实还能用，但家里另购的洗衣机早更新换代多年，这台洗衣机便被搁置到了一边。
落地收音机，顶部为电唱机
苏小明《军港之夜》唱片
结婚时，唱片机《军港之夜》唱了一天
老式座钟、落地收音机（兼唱片机），这都是1982年赵星辉结婚时收到的贺礼。上世纪80年代送结婚礼金，少的5元，一般10元，最亲近的亲友拿50元；不送礼金的话就送镜框，上面是喜庆画面再写上“新婚快乐”之类的祝福。送床上用品多，比如一对枕套一对枕巾，或送个“太平洋”（指大床单），也有送丝织厂的被面的，有送一对茶瓶或茶壶和杯子的。
上世纪80年代，有手表的人多起来，120元钱可以买一块上海表，座钟相对少些，屋里摆个座钟也很时尚。赵星辉的座钟是湖北产的三环牌座钟，上一次发条能管15天，“40多元钱，是三个同学兑钱给我买的。”落地收音机，同时也可当唱片机用，是一个同学自己动手做的：买了机芯、电唱机，外面的木壳则自己动手做，这样组合下来只用100多元钱，而买个成品得花200多元。结婚那天，它可发挥了大作用，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和唢呐《百鸟朝凤》两张唱片来回唱了一整天。
赵星辉说，那时候唱片机倒普遍，他的落地收音机有一个高音喇叭、一个低音喇叭，声音很有立体感。他如今还收藏有不少当年的唱片，中外都有，音乐戏曲都有，像《祝酒歌》《杜丘之歌》《妹妹找歌泪花流》等都有，听唱片，看文学书，是他那时的两个爱好，“谁在年轻时不追星、谁又没有个文学梦呢？”
上世纪90年代落地扇进了百姓家庭，从台扇到落地扇，再到冷风机，赵星辉说起来都如数家珍，“天太热时，电扇扇的是热风，冷风机好多了。”他家里的这台冷风机是1994年买的，台湾产的， 因是样品，商场折价一百多元卖给了他，“这里面能加一洗脸盆水。机器后面是个网眼布制的传送带，能把水提起来，扇过来的空气是凉风，的确凉快。机器上也有标尺，显示水少时可以添水。”
那时候，好多家庭用品既是实用品又是装饰物，摆在屋里看着很有面儿。“到2000年以后，工资涨了好几回，像我1980年上班时拿33元钱、2000年拿到1600多元，工资翻了好几倍，人们买啥都容易了，也不稀罕了，同时各种家庭用品各种电器产业都进入了快车道，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了。”再想想当年买个录音机都不得了的时代，再想想排着长队买肉买白菜萝卜等冬储菜的时候，赵星辉十分感慨。（南阳晚报记者 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