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933年5月，高官博物院正忙于准备宝物南川。突然有传闻说，院长李培基和女婿、秘书长李钟东一起守着盗窃，带着故宫的国宝消失得无影无踪。
消息一经传出,犹如石破天惊,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易培基果真盗宝了吗?其中有何内情?一、人事纠纷说
一种说法认为，易培基之所以会被冠上“盗宝”之名，主要是因为他和副院长张继矛盾很深，张继及其手下罗织罪名诬陷他。吴瀌是故宫博物院人事关系各种纠葛的知情人，而且熟悉故宫情况。他的后人将他的手稿编写成《故宫尘梦录》,书中详细记载了“盗宝案”的内情。据吴瀛记述，早在任命故宫理事之际，易、张两人即已产生芥蒂。南京政府关于故宫博物院人事安排公布时，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理应该由副院长张继来主持工作。但易培基不同意，事后易培基解释道：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为此张继很不愉快。
在故宫南迁问题上,易、张两人矛盾进一步激化。“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处境危险，高等学校部署南迁，故宫博物院也酝酿迁离北平。经南京政府批准，故宫博物院先后分5批将13000多箱文物运往上海，以免落人日寇之手。作为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张继不遗余力地监控故宫的诸项决策。博物院理事会通过了两项决义，一项是60000元迁移费预算案，一项是张继提出的文献馆由他主持迁西安，迁移费三分之一归他支配。不料，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否决了北平故宫文物分运西安的计划，要求古物全部迁往上海租界。这次赴南京请示是博物院秘书长、易培基的女婿李宗侗前往经办的，于是张继怀疑是李宗侗搞的鬼，因此对李恨之入骨。
张继是国民党元老，又在国民党党内及政府中担任多项职务，却在故官前途决策上屡遭冷遇，甚至在下级面前丢了面子，失落的情绪使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实权人物易培基、李宗侗的不满与日俱增，决定栽赃嫁祸。于是张继夫妇指使由张一手提拔起来的最高法院检察署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指控易、李私占故宫宝物......后来二人闹到了法庭，但最终易培基竟没有出庭辩解，因此也就失去了辩驳的机会。
二、确是易培基所为
第二种说法，“盗宝案”确是易培基一手策划的，主要证据是易培基在1934年2月3日没有到南京出庭。事后易培基辩称，自己不到庭缘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司法名义上虽独立，实际上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可以操纵法官欺压平民。审判方面的推事徒有独立判案的虚名，侦查方面连虚名也无。若投案反诉， 郑烈等既存心诬害，可以指使检察官随意加给嫌疑人某种罪名进行羁押侦查，虽一事辨清，却又生他事，必把自己拖到皮焦骨枯，也不会结案释放。自己有严重肺病，经不起这种折磨。女婿李宗侗也时常生病，受不了牢狱生活。第二，自己因为不愿巴结蒋、宋、孔、陈等权贵，以至被挤出官场。现为一个平民，无人能为自己说话。故去投案坐牢，是枉作辆牲。鉴于以上两点原因，易培基认为是否到庭都无所谓。但舆论看来，涉案人拒不出庭就是默认自己有罪，不敢接受法律裁决。
三、上层内斗所致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易培基“盗宝案”之所以没有得到认真审讯，主要是国民党当年内斗很厉害。易培基、李伯玄获有元老吴稚晖、李煜瀛等人支持，张继背后是大人物汪精卫。 宝物南迁一事，易培基被推到了矛盾的焦点，成为众矢之的。面对诬陷，易培基最初提出了反诉，但在真相未明时，易培基和李伯玄已被迫辞职，由马衡代理院长职务。这个莫须有的案件却在继续扩大，最后一共扩大为6案，易培基不堪屈辱，激愤不已，在上海一病不起，含冤而死。
汉字检字法不外乎4种，即笔画、部首、四角号码、拼音字母。前两种属于“传统文化范围”,说不上发明创造。后两种检字法是近代以来创新的产物，称得上发明创造的仅四角号码检字法。关于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权归谁的问题，曾有过不同评说。
（一）发明人：高梦旦
第一种说法， 高梦旦是发明人。这种说法产生于五六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原编译所的一些资深人士提出。章锡琛撰写的《漫谈商务印书馆》行文较为直率：四角号码原系高梦旦发明，由王云五参考陈文、何公敢等人的方案加以改进，从1924年到1928年。费了四五年时间，动员所中许多人力，才告成功。但章锡琛没有对“高梦旦发明”之说提出证据。
郑贞文在《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文中，盛赞高梦旦改革检字法的功劳：高梦旦经常感到我国文字过于繁杂，不易普及，早年便和劳乃宜研究汉字改革方法，往复讨论，积书盈.....苦思力索，初创为“百部部首法”，后改为“号码检字法”,研究多年。高梦旦曾经把这个理想告诉所中同仁，引起大家的兴趣。
（二）高梦旦与王云五共同发明
第二种说法,高梦旦与王云五共同发明，侧重点在于强调高梦旦的作用。这种说法产生于30年代初，与悼念高梦旦有关。庄俞认为高梦旦对“汉字改革”研究有素,突出他在成功创制四角号码中的功劳。庄俞在《悼梦旦高公》一文中写道:王云五氏创造四角号码检字法，公(高梦旦)乐为赞成，且为之鼓吹。四角号码检字法今日行诸全国，公实与有力焉。这段文字颇为含蓄,其本意在于为去世不久的高梦旦歌功颂德,并非故意贬损王云五。
蒋维乔强调高梦旦长期刻苦研究检字法,将研究成果奉送给王云五作参考，自己则功成身退。蒋维乔在《高公梦旦传》中是这样描述高、王两人所作所为的：(高梦旦)研究十余年，屡易其稿，终不惬意。会王君云五,亦抱斯志，乃悉以其稿畀之。王因别创制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属草时与公面商或电商几无虚日。王氏之书，今已通行全国，而公勿与也。
（三）王云五独创
第三种说法，王云五独创四角号码检字法，大多数人同意这种说法。
1925年5月至1928年10月。王云五撰写多篇有关号码检字法的论文，发表于《东方杂志》,他编著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单行本，附有蔡元培、胡适、高梦旦、吴稚晖4人作的序文。蔡元培序文的最后一段者重肯定了王云五的独创性：他变通永字八法的旧式而归纳笔画为十种, 仿照平上去入四音的圈发法，而以四角的笔画为标准；又仍以电报号码的形式,以十数代表十笔，而以0兼代无有笔画之角。这种勾心斗角的组织， 真是巧妙极了。而最难得的是他自已预定的八原则，都能丝丝人扣。王先生独任其劳，而给人人有永逸的实用，我们应该如何感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