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12年前，非县的一位八旬老人以120韩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家太阳场边上的两棵树，被邻居举报并判刑。
外地工作的儿子获悉回来后，案件过了上诉期。为辩清白，给母亲洗脱“贼”的罪名，他也开启了漫长的申诉。直至2020年年底，经过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三级检察机关的接力监督，案件终获扭转，吴老太迎来无罪宣判。5月8日，这桩“小案件”登上央视《法治深壹度》栏目。到底，吴老太为何卖了自家晒场边的两棵树获刑？检察机关又是如何帮助老人厘清案件关键疑点？它又因何牵动三级检察机关关注？今天，让我们一起再回溯这两棵树引起的是是非非。
120元卖了自家晒场边两棵树 肥东八旬老太获刑
引起纠纷的两棵树，一棵是臭椿树，一棵是刺槐树，它们长在吴老太家晒场的边缘。事发的2009年，两棵树距离邻居刘某家的屋子也是数米远。不过，刘某家的屋子在斜坡下，而树长在了斜坡上。
当年3月22日上午，时年80岁的吴老太见村里有人收树，便以120元的价格将这两棵树卖了。邻居刘某知情后，报案称树是自家的，吴老太偷卖了自家的树，属于盗窃。
事后，村委会介入协调。吴老太将120元卖树款交给村里，村里通知刘某前去领取，并又花80元买了四棵香樟树苗，让吴老太儿子补种在原树位置附近。然而，刘某不仅拒绝领取120元卖树款，还拔除了补种的树苗。后经肥东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臭椿树价值1056元、刺槐树价值228元，合计1284元。
调解没有成功。2009年10月10日，肥东县法院一审以盗窃罪判处吴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三级检察机关接力监督，认为老人不构成盗窃罪
此案宣判时，吴老太的大儿子刘正明在外地工作，获悉母亲被判刑后便返回家中。在他看来，母亲并不是盗窃。明明长在自家晒场上的两棵树，怎么可能成了邻居刘某家的树。为还母亲一个清白，让已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不在生命的最后时段背负上“贼”的罪名，刘正明要为母亲洗清罪名。
但此时案件过了上诉期，他唯一可选的路就是申诉，而这条路，刘正明一走就是10年。刘正明先后向一审法院及合肥市中院提出申诉，但均被驳回。“前后找了七八年，十多次。”
此后，刘正明又向检察机关申诉。2013年7月，肥东县检察院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认为此案判决有误，并向合肥市检察院提请抗诉。2014年12月，合肥市检察院向合肥市中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函复不予再审。之后，吴老太委托其儿子多次向安徽省检察院提出申诉。
自此，一桩案件引起了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陆续关注。安徽省检察院复查后，于2019年7月18日召开第三次检委会讨论，认为申诉人涉案行为不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不构成盗窃罪，并将该案交由合肥市检察院依法处理。
树是谁的？老人是否故意侵占？
检察机关发现了案件的两大疑点。
首先这树到底是谁的？为此，在对吴老太居住的长临河镇进行实地走访调查后，检察官发现，对于两棵树的归属问题，众人的意见并不统一，有说树在刘某家附近，就是刘某家种的树，有说树种在吴老太家晒场，刘某家房屋曾先后扩建三次，是逐渐靠近两棵树位置的，为扩建还和吴某家闹出纠纷……
检察官认为，尽管开庭时，吴老太表示对起诉书指控内容“没有异议”，但当初认定这两棵树属于刘某家的证据并不充分。因为，根据森林法相关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而“房前屋后”的具体范围，一般指农村居民的宅基地范围。该案中两棵树所处位置虽距离刘某家房屋较近，但并不属于其宅基地范围内，而是在吴老太家的晒场上，且树究竟是何人所种，并没有确切答案。
但这也无法证明两棵树就是吴老太家的，意味着两棵树是村集体的，吴老太仍然构成盗窃罪。那么，另一个疑点来了。构成盗窃罪的另一个主观故意的条件，吴老太是否具有？因吴老太年事已高，神志不清，检察官从原案卷宗寻找材料，证明了吴老太不具有非法侵占的主观故意。
老人最终被改判无罪
围绕案件的两大关键问题，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三级检察院接力监督。从最初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到经过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研究，最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抗诉。
2020年1月，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正式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刑事抗诉书。在接到检察院的抗诉书后，当年4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肥东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再审程序终于启动。当年10月，肥东县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宣判吴老太无罪。
在吴老太获得清白的同时，该案件也引起了法律人士的关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熊秋红点评该案的再审裁判时表示，该案基本上是按照疑罪从无来处理的。老人究竟构不构成盗窃，这是存疑的。在这种存疑的情况下，我国的法律有罪疑从轻的原则。“主观上发生疑问了，按照没有来处理。”
同时，熊秋红解读，一桩“小案件”之所以能引起两级法院、三级检察机关的介入，就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滥用，通过这样程序的运用，赋予了公民充分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手段。
（陶伟 赵毅 黄骊 周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