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内容提要】形形色色的节日层出不穷是法国革命十年的一个重要现象。1793年8月10日举行的“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即是其中一个规模宏大的节日。它发生在革命走向恐怖阶段的重要时刻，是革命危机的直接产物。但该节日的蕴意远不止简单地回顾历史、弥合纷争，其间潜藏着特定革命政权为建构意识形态合法性而铺陈的革命叙事，同时也包含超越特定阶段的革命意识形态，即民族“再生”理想。以这个具体节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描述它举办的背景与过程，分析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内涵，进而将其置于整个法国革命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考察，可以借此管窥大革命十年间的事件、历史进程与政治文化之间复杂微妙的关联。
【关 键 词】革命节日/政治文化/文化革命/联邦主义/民族再生
【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市一流学科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建设(B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项目(项目编号：12SG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其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实现民族“再生”。这种全盘更新社会的革命理念，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对社会大众态度、价值和信仰的改造，旨在培育认同革命的道德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新公民，并将之作为构筑新社会的基本元素。在大革命诸多“新人”的实践中，革命庆典及其空间安排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众多的大革命史家在著作中对革命节日均有所论述，①20世纪70年代，法国史学家莫娜·奥佐夫则对此做了专门的整体研究与路径阐释。②本文拟用搜集到的相关文献档案，试图对一个具体节日——1793年8月10日的“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La fête de l'unité et de l'indivisibilité de la république
)加以详细的研究。
“统一不可分割节”发生在法国革命趋于恐怖统治的关键时刻，诸如奥拉尔、马迪厄、勒费弗尔等许多大革命史家在著述中都曾简略地提及它，米什莱在皇皇六大卷的《法国大革命史》中甚至为它单独开列章节，抒发感想。③但以笔者所见，专门针对这个节日进行深入的史学研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尚付阙如。正如莫娜·奥佐夫所说，史学家们在提及它时，强调的主要是革命节日与政治情势需求之间的关系，或以节日组织者本身使用的语言描述节日，④而忽略了节日中潜藏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由外而内逐层对该节日进行梳理和分析，进而以微观窥宏观，分析它与大革命整体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关系。
一、节日庆典的缘起
法国大革命十年期间，充斥着纷繁复杂的节庆活动，既有在无数回忆录和史学著作里经久回荡的联盟节、理性节、最高主宰节，也有鲜为人知的青年节、胜利节、老年节、农业节……；既有首都巴黎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节日，还有外省市镇花样繁多的地方性庆祝联欢。在这些主题、表现形式和意蕴各不相同的节庆活动中，最为昂贵的节日当属1793年8月10日举办的“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国民公会为之拨款120万锂，并广征建筑学家和雕塑家参与其中。⑤
举办这样一场盛大庆典的最初动议，源自“5月31日至6月2日革命”中巴黎的区代表，这一动议的提出与当时法国复杂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1793年春夏，在巴黎各区、巴黎市府、激进俱乐部以及山岳派激进分子的推动下，革命不断朝激进化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反应。首先，是国民公会内部山岳派与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难以调和的政治争斗，直至5月29日到6月2日，在首都拥有极大动员能量的巴黎市府行动起来，以武力强迫国民公会将吉伦特派清洗出局；其次，“联邦主义运动”在全国许多市镇蔓延，⑥既然巴黎能够拥有独立的政治机构，并以之对国民公会乃至国家施加巨大的政治影响，它们为什么不能同样行之呢？因此，从1793年春开始，法国许多城镇纷纷组建起自己的地方自治机构。它们拒绝承认国民公会的权威，“指责它屈从于巴黎市府、激进俱乐部和首都各区”⑦。此种事态，从原则上来说根本有悖于共和国的统一与不可分割；从实质上来说是企图脱离以巴黎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因此，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山岳派与巴黎无套裤汉最担心的，是许多外省城市早已出现，而在巴黎正酝酿着的地方自治运动。⑧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793年5月29日，统一区(la section de l'Unité)一支代表团获准在菲尼斯泰尔区(la section du Finistère)大会上发言，宣读了一份倡议书，旨在请求国民公会在即将到来的8月10日举办一场全国性的联盟节。他们邀请该区委派8名代表，在平等区与其他47个区的代表会合，一道将上述陈情书递交到国民公会。⑨1793年5月29日正是巴黎激进民众成立起义委员会，欲以武力解决吉伦特派的时刻。当此之时，提议举办表达团结与和谐一致的盛大节庆活动，在巴黎22个区代表团于翌日在国民公会宣读的陈情书中，其意图得到了明确的表达：“强化统一的纽带以便击败敌人，请您将临近的8月10日指定为共和国联盟日，在这一天，长期以来饱受中伤的巴黎人将向其他省份的兄弟们证明，他们值得为整个法兰西相互拥抱。”⑩接下来的5月31日国民公会会议上，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一群民众涌入议会演讲席，其中一人兴奋地向议员们高声宣布：巴黎圣安东尼等区的公民，没有如恶徒所愿的那样自相残杀，而是相互拥抱，喜悦的呼声和感动的泪水交织在一起。团结一致已然发生！(11)他的演说得到了议会热烈的掌声，好几位议员在议会大厅里与他们拥抱。在此刻，肢体语言被赋予了政治意义，象征着公民的团结友爱、国家的和谐统一。议员巴西尔(12)(Basire)当即提议国民公会休会，在场的人相互拥抱，与他们互致兄弟般的友爱之情。他希望借助这样即兴的公民节，提前实现所有人心灵的联合。(13)
接着，莱昂纳尔·布东(Léonard Bourdon)正式向国民公会提出举办全国性联盟节的动议：“我请求国民公会明天在自由树下集合开会，并明确指示即将到来的8月10日为全国性的联盟。”国民公会批准了这一提案，并着令公共教育委员会负责庆典方案的草拟规划，就执行法案在十天内提出报告。(14)革命时代最为著名的画家路易·大卫受公共教育委员会委托，担任这场盛大展示的总设计师。
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时的法国人心目中，设想的是要举办一个像1790年7月14日巴黎联盟节那样的盛大庆典。这是因为，一方面，1790年的全国性联盟节激发的热情、带来的喜庆欢乐和团结一致，在当时法国人记忆中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8月10日的参与者和拥护者看来，只有7月14日才与这个日子具有类似的重大历史意义：在推翻暴政的同时，给法国人民带来一部新宪法，同为法国人民获得自由的原爆点。诺尔省议员弗朗索瓦·保尔蒂埃(Francois Poultier)在谈论共和国新宪法颁布时所说的话，反映了当时法国人对这两个日期在革命进程中角色与地位的基本认知。在他看来，两个时间是同一历史轴线——革命与自由事业向前进的轨迹——上的不同节点而已，“1789年7月14日是自由的童年；8月10日，自由进入了少年时期。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宪法会快速地引导她走向成年”(15)。
1793年6月11日，大卫向国民公会汇报了自己的节庆方案，正式将预定在8月10日举办的联盟节称为“统一不可分割节”。他以巴黎众多具有革命意义的空间为背景，构建庆典的舞台。整个仪式共分五站：巴士底遗址、鱼市街(boulevard Poissonnière)、革命广场、荣军院和马尔斯校场。(16)每一站都向民众讲述不同时期的革命故事，阐释它们在法国人民所追求的自由事业中的意义；建筑、仪式、铭文、颂歌及装饰物，无一不蕴含着象征意义。
二、庆典空间安排及其符号的象征意义
根据文献记载，1793年8月10日凌晨4时，礼炮腾空，钟声齐鸣，正式拉开了节庆活动的序幕。(17)此时晨曦初现，选择这个时间象征着进入新时代的开始。正如大卫自己所阐释的：“第一缕阳光将照亮法国人民团聚的感人场景，这颗将光芒洒遍寰宇的有益星球，对他们来说是真理的象征，他们将对之高声颂扬赞美。”(18)
第一站从巴士底广场开始，参加庆典的人们到这里集合。在早已被推倒的巴士底狱的废墟上，树立起了一尊巨大的雕塑，名曰“再生泉”(la fontaine de la régénération)，代表着大自然。雕塑被做成司掌繁殖和丰饶的埃及女神伊西斯的样子。她双手按在丰硕的乳房上，纯洁有益的甘泉从乳房里潺潺流下，象征着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两侧各立着一座雄赳赳的狮子，守护着“自然”。雕像底座上刻着：“我们所有人都是她的孩子。”(19)
上午9时，一声炮响，宣布再生泉广场集会正式开始。“自然”雕像周围旌旗飘扬，来自国民卫队、民众俱乐部、巴黎各区和外省的各支代表队按次序整齐排列。“再生泉”附近童声合唱再生赞歌。歌毕，进入祭奠仪式。国民公会主席埃劳·德·塞舍尔用杯子接满自然之水，先洒祭自由土地之四方，这时“共和国万岁”的呼声响彻全场。(20)国民公会主席首先饮下再生泉后，将杯子传给各省基层议会的特派代表。在锣鼓喧天、号角长鸣声中，他们按姓氏的字母顺序逐个接杯饮水。每一声礼炮以及代表们的每一次饮水，都宣示着友爱契约的订立。(21)
接着是游行仪式。各人民团体为第一集群走在最前，他们高擎一面大旗，上绘穿透厚厚云层的监视眼。这样的程序与符号安排，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人民主权，从政治文化层面解读，则反映了法国人对旧制度黑箱政治和各种阴谋深深的戒备心理。第二集群是议会团体，86省基层议会代表，由细绳相互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圆圈。每个人一手持着标枪，枪旗上写着所代表省份的名字，另一只手拿着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手持花束的国民公会议员走在圆圈中间。(22)这种图景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紧密团结在国民公会周围，祖国统一而不可分割。第三个集群主要是各行各业民众，包括石匠、木匠、泥瓦匠、马蹄铁匠、织布工、成衣工、染工、车工、面包师等，他们与巴黎市府、政府各部官员及革命法官两两配对组成队列，表明这些为人类社会服务的劳动者，如今终于得享自由、平等和尊重。所以米什莱为此感慨：“节日的唯一胜利者，过去曾是不幸的受苦人。”(23)第四集群主要是由军人组成，包括军官、龙骑兵、宪兵和国民卫队，该队列所要表达的意象是：歌颂为国捐躯的英雄，声讨专制王朝给社会造成的不幸。(24)
第二站鱼市街，临时搭建的巨大凯旋门庄严耸立。1789年10月5—6日，妇女们正是从这里前往凡尔赛，迫使国王和王室移居巴黎。国民公会主席向这些女英雄们赠予月桂枝，褒扬她们捕获暴君的英勇行动。然后，她们加入游行队伍，以表示她们被聚合到主权者的行列。
第三站革命广场，广场中央基座上的路易十五雕像被自由女神取代，象征着自由取代暴君而在法国登基。自由女神周围环绕着“人民树”，树枝上点缀着小红帽、三色带、赞美诗和革命事件的图片，这些都是人民握有权力的象征符号。在自由神像脚下，柴垛上堆放着权杖、皇冠和路易十六半身塑像等象征旧制度的遗物，86名基层议员代表，每个人都手持火把将之点燃。紧接着向自由雕像敬献数千只鸟，让它们在天空自由翱翔，见证自由泽及人间。(25)
第四站荣军院。在广场中央一座巨大假山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雕塑，代表“法兰西人民”。这种安排用以象征山岳派与人民联手。“法兰西人民”被描绘为大力神赫尔库勒斯(Hercules)的模样。他左手紧搂着各省呈交的束棒，表示国家的团结统一；右手挥舞着棍棒，作势欲打踩在脚下的九头怪希德拉(Hydra)。他雄健的体魄和有力的手臂象征着法兰西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击败了欲分裂国家的联邦主义怪兽。
从荣军院向西，游行队伍到达第五站马尔斯校场。进入广场，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一道精心设计的门：两个古罗马公共浴池(thermes)状雕塑分立两边，分别代表着自由和平等。两者之间横拉一条三色饰带，带子中央悬着一个宽阔的水平尺，每个人都从其下经过，象征着法国国民一律平等。通过大门后，进入广场中央的祖国祭坛。接下来的仪式，首先是国民公会主席和基层议会的特派代表向祖国祭坛敬献祭礼，而后是国民公会主席宣布新宪法。整个庆典至此达到高潮，人们在礼炮齐发中高呼誓死捍卫新宪法。(26)
一些史学家在描述“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时认为，在祖国祭坛宣布新宪法是庆典的最后一站。(27)但从当时制作的纪念章上可以看到，节日活动实际上到此并未结束。在马尔斯校场的战死者纪念碑前还举行了仪式，缅怀那些为共和国战死的英雄。纪念碑上方以圆柱围成的空心圆，象征着永垂不朽。(28)
三、实体空间建构背后的革命叙事
“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官方给出的举办理由是庆祝1792年8月10日一周年和新宪法被主权者接纳。(29)但在权力刚刚更迭、经济形势不妙、民生窘迫、社会动荡的时候，雅各宾党人掌控之下的国民公会耗费巨资举办这样一个节日，真正意图绝不止于庆祝这个已是既成现实的事件，而是另有深意存焉。
前文在梳理该节日缘起时提及，它与现实的政治情势密切相关。倡议举办新的联盟节旨在吁求国家和民众的团结统一，对抗外省风起云涌的联邦主义运动，维护以巴黎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模式和如今由山岳派主导的国民公会权力的有效性，这是“统一不可分割节”得以举办较为显见的政治目的。厄尔省埃库伊(Ecouis)市府检察官勒克莱尔(Leclerc)6月20日在议会发言时提到即将到来的8月10日节，清楚地表明当时法国人对该节日政治目的了然于胸，也就是要把所有“真正的共和主义者”和“祖国忠诚的朋友”团结到“我们认可的唯一的国家权威——国民公会周围”。(30)
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一次满是符号、仪式、演说的嘉年华节庆活动，其间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具有说服人心的魔力？通过上文可以看到，8月10日节的每一站，每一站中的建筑和装饰符号，都浸透着这样或那样的象征意义，向在场和不在场的群众传递着革命的观念或信仰。但各站不是分立的，节日也并非林林总总的象征符号拼缀起来的散乱拼盘。宏大的展示背后总是有贯穿始终的主旨，如果我们将这充满激情的五幕剧连接到一起不难发现，这样一出有开篇、有高潮、有结局的完整叙事，即法国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等的革命进程，沿途经历“四站”曲折艰难，终于抵达最终目的地——共和国新宪法描摹的蓝图：自由、平等、团结友爱的社会。正如林·亨特在谈到“统一不可分割节”时，把它形容为“一则道德剧，带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寓言信息”(31)。
林·亨特所谓的这些寓言信息，笔者认为，进步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无疑是其中最宏大、最重要的方面，是贯穿整个剧本的中心思想。它通过声情并茂的有力申说以及简明的逻辑和动人的允诺，穿透民众的心灵，进而形塑他们审视和思考世界的思维方式。
叙事从巴士底遗址开始，因为这里是旧制度专制与暴政的象征，意味着革命是从打破旧世界开始的。但破旧只是手段，立新，或者说向人们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才是目的。为了让人们相信描摹的蓝图具有真实的根基，革命者们努力赋予典礼仪式神圣的光环。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去时间深处追溯某些东西，将自己的时代“要么与原始历史——一面尚未歪曲自然原貌的镜子——联结，要么与保持纯洁本真的自然本身联结”(32)。法国的革命者们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造，因此他们雄心勃勃地要推翻已然的历史，并在废墟上清扫出最初始的地基——自然状态，重建卢梭笔下原始约定时代那种人人平等、团结友爱的社会。(33)“自然”雕像被放在了第一站，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逻辑。节日设计者创作的思路是：自由权利是天赋的，只是被过去一段(邪恶的)历史给遮蔽了；推翻旧制度恢复自然状态时的自由权利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国民公会主席埃劳·德·塞舍尔在自然雕像前的致辞，从一个侧面阐释了剧情的深意：“正是从您的乳房里，从您神圣的源泉里，人民恢复了权利，获得了新生。”(34)
在打碎旧制度开启法兰西民族的“自由元年”(35)之旅后，须经过艰苦曲折的历程才能最终抵达希望之乡，充满传奇的革命才会让人听上去感觉弥足珍贵。接下来的故事是：新生的自由事业受到了各种敌人的威胁，但总有某种力量适时挺身而出予以拯救，且将之进一步推向前进。
1789年，在贵族阴谋猖獗、革命面临半途而废之时，有了“十月的日子”。鱼市街的妇女们率先前往凡尔赛，迫使国王签署了八月法令，并将国王带回巴黎置身于公民当中，从而推动了自由事业继续向前。塞舍尔在凯旋门站的激昂演说，其主题就是自由事业不可阻挡：正是自由，点燃了少数妇女内心的果敢之情，暴君的仆从们在她们面前纷纷逃匿或溃败；为着自由，纤巧之手制造的枪炮齐发，在暴君耳里听起来犹如惊雷，预示了所有命定的变化。(36)接下来的重大转折是1792年推翻君主制并将国王送上断头台(1793年1月21日)。因此，革命广场的展示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暴君已死，自由登基”，法国已是一个平等友爱的共和国。塞舍尔在该站的致辞也努力地向人民宣示着这一点。但接踵而至的民族分裂和政治党争相互纠葛，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荣军院广场上赫尔库勒斯脚下的那头怪兽，“其罪恶之手妄图破坏束棒，分裂大自然将之联合在一起的物事，它就是联邦主义”(37)。此时，与真理和正义联手的法兰西人民起而捍卫了自由，为第五站共和国和新宪法被供上神坛奠定了基础。全剧在塞舍尔高呼“誓死捍卫宪法，共和国万古长青”(38)中达到了高潮。
整个“统一不可分割节”的空间建构和各种戏剧表现手段，正如奥佐夫所说的那样，就是一部大革命简史。但节日组织者书写这部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带领民众回顾过去，而是通过内蕴的寓言信息告诉民众：(1)共和国和新宪法是历史进程选择的结果；(2)新确立的世界自由、平等、友爱，是一个已登临善美境界的世界。所以，节日既是庆祝，庆祝革命开辟了新的历史进程，新的历史进程又最终选择了人民和山岳派主导的共和国；节日同时也是告别，因为革命已做出最终选择，达至善美结局，告别革命让现在永恒。这种内在的意识形态演绎逻辑为雅各宾当政披上神圣的外衣无疑是其重要的目的之一。因此，从政治方面来说，8月10日节是雅各宾新政权进行神圣性转移的一种工具，历史选择取代了上帝，成为赋予新政权合法性的神圣源泉。
四、节日与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诚然，革命节日与革命进程密不可分，“它们中的每一个，看上去都对应于大革命的某个‘时代’，表达着某种特定的历史意图”(39)。发生在法国大革命重大转折关头的“统一不可分割节”亦概莫能外。当政的雅各宾派为反击联邦主义和建构意识形态合法性，将象征着团结一致的大联盟活动从7月14日挪到了8月10日。
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革命节日只是特定政治形势的产物并为之服务。因为在1789-1799年各式节日名目繁多、绵延不绝，8月10日节仅是其中的一分子，且不是所有节日都出自现实政治的需求；相反，有许多节日与政治并无直接的关联。如果把目光从单个节日转换到整个革命时代，将持续十年的“节日热”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是不是有某种不分阶段、不分党派、贯穿十年革命的共同因素，驱动着革命者一以贯之的办节热情？
1793年6月，国民公会讨论新宪法时留下的一份文献明确交代了官方重视节日的缘由。在克勒兹省代表让-弗朗索瓦·巴莱龙(Jean-Francois Barailon)提交国民公会的一份冗长宪法草案中，有专门章节规定“公民节日、国家仪式和公共欢庆活动”(40)。其中的第一条首先阐明了节日的功用：激励公民互敬互爱；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醒他们时刻不忘尊重宪法、法令和国家；在任何需要的情况下展现国家的威严；等等。要言之，就是通过庆祝活动将新的道德价值观渗透到民众心灵里。这一点在后来的政府有关法令中多次表现出来。1793年12月1日，在公共教育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国民教育方案里，明确把国家和地方节日定为初中教育(dernier degré d'instruction)的内容，并辅之以相应的支持措施。(41)1795年10月25日，督政府颁布法令，正式确立国家节日体制，要求共和国所有区镇都必须庆祝的节日包括：葡月1日共和国建立，热月9—10日自由节，另有青年节、夫妇节、老年节等，并明确规定庆祝内容要唱爱国歌曲、公民道德演讲。(42)这些官方文件表明，无论是激进的雅各宾政府还是温和的督政府，都同样重视以节日教化公民，这是“节日热”持续十年的重要热源。它们主导的节庆内容实际上也无根本不同，都旨在激发民众爱国守法、团结友爱的情感。
强调节日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纵贯十年的革命时间里，从不同党派精英们那里，此类言论也不绝于耳。1792年12月，奥布省代表拉鲍高谈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公共教育启发和锤炼头脑，国民教育则形塑心灵：前者带来知识，后者带来真理；前者为社会增光添彩，后者则为之带来雄浑与力量。”在他看来，公共教育只是某些人的专利，国民教育则是所有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公共教育在围墙内进行，国民教育则在广阔的野外和大自然中进行；而节日，就是进行国民教育的有效工具之一。(43)大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更以华丽的词语盛赞节日对公民美德教育的作用：“所有节日都旨在唤醒给人类生活带来魅力和光彩的普遍情感：对自由的向往，对祖国的热爱，对法律的尊重……”所以，“一个节日体系，是友爱的最柔和的纽带，同时也是再生的最有力的手段”。(44)督政府时期，谈论节日的话语并未有根本改变。在1797-1798年围绕“旬日节”(fêtes décadaires)的辩论中，公共教育委员会成员菲利克斯·邦奈尔在提出庆祝方案时简短地陈明了节庆的目的：方便广大公民了解法律知识，知晓共和国一般性事务，有利于形成强化所有法国人友爱纽带的机制。(45)在大革命留下的浩繁文献里，诸如此类的言论难以穷尽，借用奥佐夫的一句话进行总结：“在革命过程中，凡是关于教育的讨论都会提到节日问题；凡是关于节日的讨论都会说到节日应该服务于教育。”(46)
由此观之，“节日热”背后有超越不同党派和革命政府政治歧见的普遍动力和共同目标，即培育具有新道德价值观的公民。(47)新(注：动词)人以再造一个全新的民族，也就是所谓的“再生”，是贯穿革命始终的核心目标。“再生”一词在旧制度时期就已存在，但法国革命的爆发则赋予了它新的意义。革命的法国人认为，过去全部的历史都是不幸，叠加着专制主义、教士制度和封建主义三重病变，不值得从中挽救任何东西。他们要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冒险，创造一个全新的民族。(48)奥佐夫评价道：“这是一个梦”，他们梦想回到人人平等的纯真远古时代——一个可能从未真实存在过的想象的乌托邦；“但也不止是个梦”，他们真的付诸行动。“革命十年间，万千种机制和创新，集中践行再生观念：通过创设新省重划空间，通过创制革命历革新时间；给各种场所重新命名，建立新学校，颁定新节日”。(49)
综上所述，革命十年节日如潮，其根本动因存在于实现民族“再生”的革命政治文化中。特定的政治情势则赋予了它们五彩斑斓的个体特征。在包括“统一不可分割节”在内的众多节日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乌托邦理想与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考量并存的情况。
“统一不可分割节”孕育生成于大革命的母体中，尽管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件，但正如前文所示，它承载了这场革命几乎所有的基因信息，生动地体现了后者的面貌特征和精神特质。这里姑且抛开节日设计者们自己描摹的庆典形象和含义，拉开距离观察之、理解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历史学批判地重构的革命形貌与特征。首先，它的空间建构呈现出的是一幅渐趋激进的革命路线图。从自由元年开辟新时代始，从鱼市街到革命广场，剧情三次转折：迫使王室迁居巴黎、投票处决国王、击败联邦主义维护共和国统一，主角从少数妇女到人民代表再扩大到人民本身，革命目标随之从与君主制妥协的相对自由上升到人人平等的纯粹自由。其次，饮自然之水，穿行于各条街道的仪仗队伍，放飞群鸟，对着高高在上的祭坛宣誓……繁复的仪式和象征符号显露了大革命的宗教特质。不仅这些表现手法与大型宗教剧类似，更重要的是，它颂扬的那些价值超越历史与社会，如同宗教教义一般“植根于人性本身”，“抽象而普遍”。(50)所不同的只是它以公民崇拜取代上帝崇拜，理性崇拜取代神性崇拜，它向人们许诺的千年王国不在彼岸，就在此岸。节日是重新订立契约的庄严时刻，仪式礼毕，标志着神圣性实现了从天国向人间的转移。
最后，该节日还揭示了熠熠生辉的革命理想主义固然体现人类向善向美的不屈追求，却难以真正落实到平凡质朴且幽微繁杂的社会当中。革命者们不得不通过精心雕饰甚或扭曲现实的方式，以迎合革命理想的诉求和意识形态的逻辑。大卫所设计的方案，为了表达想要的寓意，主观随意地选择地点；(51)为了提高戏剧效果，选择漂亮女人替代10月5日的女英雄们，米什莱对此表示了极大不满。即便在节日中得到颂扬的妇女，在现实中也并没有真的被接纳到主权者行列。塞舍尔在这一站的演讲，高调颂扬的是自由，而赋予女性的角色不过是让她们生养捍卫共和国的英雄。(52)而实际情况也恰与此投契，正是在雅各宾派当政时代，女性几乎完全被逐出公共领域。(53)事实上，节日的整个程序都经过革命政府的精心设计和控制，“丝毫感觉不到人民的自发性”(54)。一个节日况且如此，更遑论欲全面再造人和社会的宏大计划。
①弗朗索瓦-阿尔方斯·奥拉尔：《理性崇拜与最高存在崇拜，1793-1794》 culte de la Raison et de l'être suprême,1793-1794)，热尔迈—巴伊埃尔传统出版社和费列克斯·阿尔康出版公司1892年版；阿尔贝·马蒂厄：《革命崇拜的形成》(Albert Mathiez,Les origines des cultes révolutionnaires)，诺维尔出版发行公司1904年版；朱丽昂·蒂耶尔索：《法国大革命的节日与歌曲》(Julien Tiersot,Les fêtes et les chants de la Révolution
)，阿歇特出版公司1908年版；米歇尔·伏维尔：《革命心态：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社会与心态》(Michel Vovelle,La Mentalité révolutionnaire:Société et mentalités sous la Révolution
)，社会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168页。国内学者对革命节日亦有所涉及，可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212页。 ②莫娜·奥佐夫：《革命节日》(Mona Ozouf,La fête Revolutionaire,1789-1799)，伽利玛尔出版社1976年版(中文版参见刘北成译《革命节日》，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关于法国革命节日研究更具体的回顾与评述，可参见莫娜·奥佐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节日》(Mona Ozouf,"La fete:sous la Révolution
")，雅克·勒高夫、皮埃尔·诺拉主编：《研究历史：新对象》(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dir,Faire de l'histoire:Nouveaux objets)，伽利玛尔出版社1974年版。 ③J.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 de la Révolution
)第2卷，欧内斯特·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869年版，第1463—1468页。
④莫娜·奥佐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节日》，第266页。
⑤塞尔日·比扬奇：《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Serge Bianchi,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de l'anⅡ)，奥比耶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
⑥关于1793年联邦主义运动在法国各城镇的蔓延情况，可参见亨利·瓦隆《5月31日革命与1793年的联邦主义》(Henri Wallon,La Révolution du 31 mai et le fédéralisme en 1793)第2卷，阿歇特出版公司1886年版。
⑦比尔·埃蒙德：《1793年法国的“联邦主义”与城市叛乱》(Bill Edmonds,"'Federalism' and Urban Revolt in France in 1793")，《现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83年第1期，第22页。
⑧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史》(Georges Lefebvre,La Révolution
)，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页。
⑨《议会档案》(第一系列，1787-1799年)(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1860,première série,1787 à 1799)第65卷，铁道管理出版印刷公司1904年版，第634页。
⑩《议会档案》第65卷，第630页。
(11)《议会档案》第65卷，第637页。
(12)即大革命时代的激进派议员巴西尔(Claude Basire)。他在大革命初期活跃于勃艮第地方政治，后被选入立法议会。在1793年国民公会内部的政治斗争中，他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激烈地攻击吉伦特派及其领袖人物。
(13)《议会档案》第65卷，第637页。
(14)《议会档案》第65卷，第637页。
(15)《议会档案》第65卷，第680页。
(16)茹勒·大卫：《画家路易·大卫(1748-1825年)：回忆录和未刊文献》(Jules David，Le Peintre Louis David，1748-1825：Souvenirs & documents inédits)，维克托·阿瓦尔出版社1880年版，第133—137页。
(17)《8月10日节的进行次序》(Order de la Fête du dix
)，埃内国民印刷所(注：出版年份不详)，第1页。
(18)茹勒·大卫：《画家路易·大卫(1748-1825年)：回忆录和未刊文献》，第133页。
(19)《发生在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上的一切全集》(Recueil complet de tout ce qui s'est passé à la fête de l'unité et de l'indivisibilité de la république
)，肖德里利埃印刷所179x(注：具体年份不详)，第7页。1793年8月10节的情况，当时报刊虽不乏报道，但收录在此小册子里的描述最为详尽。该文亦曾有单行本面世：《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的进行次序和游行方式》(Order et marche de la fête de l'unité et de l'indivisibilité de la République)，费曼·戈尔丹印刷所1793年版。
(22)《发生在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上的一切全集》，第2页。
(23)J.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第2卷，第1466页。
(24)《发生在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上的一切全集》，第3—4页。
(25)《发生在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上的一切全集》，第5页。
(26)《发生在法兰西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节上的一切全集》，第6页。
(27)塞尔日·比扬奇：《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第204页。
(28)詹姆斯·A.莱斯：《空间与革命：1789-1799年间法国的纪念碑、广场和公共建筑方案》(James A.Leith,Space and Revolution:Projects for Monuments,Squares,and Public Buildings in France,1789-1799)，麦吉尔—皇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29)大卫、皮托·德·洛万维尔、让-约瑟夫：《首次共和团聚节总体规划说明书》(David,Pithou de Loinville,Jean-Joseph,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première fête républicaine de la réunion)，巴黎1793年(注：出版社不详)，第1页。
(31)林·亨特：《法国革命中的赫尔库勒斯与激进形象》(Lynn Hunt,"Hercules and the Radical Imag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表象杂志》(Representations)1983年第2期，第99页。
(32)莫娜·奥佐夫：《革命节日》，第55页。
(33)有学者称，8月10日节的“方案，在象征体系上完全渗透着让-雅克·卢梭的精神”。参见朱丽昂·蒂耶尔索《法国大革命的节日与歌曲》，第93页。
(34)《导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第224期，1793年8月12日。
(35)1789年革命爆发后，在剧烈的激荡中，原有的社会秩序被不断地颠覆和重建，让法国人感觉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种新生感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报纸小册子使用的纪年方式上有所体现，诸如《导报》和《巴黎的革命报》等报刊，在报头上陆续使用“自由X年”(x année de la liberté de la
)纪年。
(36)《导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第224期，1793年8月12日。
(37)《导报》第224期，1793年8月12日。
(38)《导报》第224期，1793年8月12日。
(39)莫娜·奥佐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节日》，第260页。
(40)《议会档案》第67卷，第218—219页。
(41)《国民公会公共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第3卷，国民印刷所1897年版，第60页。
(42.杜韦尔吉耶：《法律、政令、条例、规章及国家行政法院通告全集》 complète des lois,décrets,ordonnances,réglements，et avis du Conseil d'Etat)第8卷，A.居约印刷所1825年版，第438—439页。
(43.拉鲍：《国民教育方案》 d'éducation nationale)，国民印刷所(注：出版年代不详)，第3页。
(44)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著，A.韦莫勒尔搜集兼注解：《罗伯斯庇尔文集》(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Oeuvres或Oeuvres de Robespierre,Recueillies et annotées par A.Vermorel)，F.库尔诺尔出版社1866年版，第330页。
(45)费列克斯·邦奈尔：《关于旬日节的两种解决方案》(Félix Bonnaire,Deuxième projet de résolution sur les fêtes décadaires)，国民印刷所1797年版，第3页。
(46)莫娜·奥佐夫：《革命节日》，第282页。
(47)参见莫娜·奥佐夫《革命节日》第8章。关于节庆活动如何能收教化之功，奥佐夫在本章有精辟的分析，因篇幅所限，本文不拟详谈。总之，“统一不可分割节”与其他节日，也是通过现场聚众的社会交往、空间安排和符号设置的形象展示，让参与者在其中得到教化。
(48)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佐夫：《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观念卷》(
Furet & Mona Ozouf,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Idées)，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376页。
(49)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佐夫：《法国大革命批判词典：观念卷》，第376页。
(50)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1页。
(51)莫娜·奥佐夫：《革命节日》，第224—226页。
(52)《导报》第224期，1793年8月12日。
(53)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是美国学者琼·B.兰德斯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与公共领域》(Joan B.Landes,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French Revolution)，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4)J.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第2卷，第1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