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波微步 罗袜生尘】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历史上一桩离奇而凄美的公案

公元222年，卫皇初三年。曹植回到封地省的途中，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说曹植在途经洛水时遇到了传说中的伏羲的余乐信。并且极力描写这位佳人的风采和姿态，字里行间充满了强烈的爱慕之情。(莎士比亚)。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洛神赋》。其中诸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类的描绘，已成为千古名句。很久以来，在史学界就流传着一桩耳熟能详的公案。据说曹植对曹丕的妻子甄妃怀有仰慕之情，却终不可得。《洛神赋》里的洛神，其实就是暗指甄妃，曹植籍着对洛神的描写，来释放自己内心深处压抑已久的情感。对于这桩公案，历代许多研究者发表了意见，大多认为这件事非常不靠谱。

原因无非有二：

第一：年龄上不合适。

历史记载甄氏入门时已经23岁，当时曹植约为13-16岁左右。年龄相差将近10岁的两人不可能有什么私情。曹植贵为相国公子，也不会这么重口味。

第二：魏文帝曹丕。

历史上的曹丕，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对自己的弟弟从来欲除之而后快，七步成诗的故事人人皆知。其他兄弟如曹彰等人，结局和处境都是非常凄惨。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知道弟弟觊觎自己老婆，不立刻杀之已属难得，怎么可能还会让弟弟活到自己身后呢？

所谓曹植与甄妃如何如何，不过是文人墨客的美好想象罢了。我一直坚信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很久以后，当我再次读完《洛神赋》的时候，对这个结论，突然有些犹豫了。文中那种蕴藏着情真意切的心绪，那种澎湃火热的情感，今天读来仍旧让人感到无比震撼。如果歌颂的只是一位虚无缥缈的仙子，在现实里没有任何寄托，在人性的角度上，在行文的逻辑上，实在是讲不通的。于是我重新开始寻找关于《洛神赋》的一切，不带任何偏见地去审视那段历史。史学家所提曹植年龄的原因，根本不用去过多考究，一个高中男生爱上一个大学女生，这实在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第二个原因才是重点所在。

探索历史是件有趣的事情，在迷宫般史料的背后找到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往往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这个切入点，就是《洛神赋》的原名。 《洛神赋》本来不是叫做《洛神赋》，而是《感鄄赋》。正史所载，曹植在黄初二年被封鄄城候，次年升为鄄城王，因此赋成此篇，以兹纪念。 鄄城在今山东西南，曹魏时属衮州济阴郡；而洛水则是在陕西洛阳附近，两处相隔十分遥远。曹植在一篇名字叫《感鄄赋》的文章里，只字不提鄄城，反而大谈特谈渡过洛水时的经历。这就好像在文章《埃及游记》里不谈金字塔和尼罗河却大谈中国的故宫和长城一样荒谬。文题对应是小学生作文的基本要求，而曹植这样的著名文学家显然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除非《感鄄赋》醉翁之意不在酒，别有所感。也就是说，这个鄄字另有含义。曹植既然志不在鄄城，“鄄”又和“甄”通用，那么《感鄄赋》其实等于是《感甄赋》。而这个“甄”字究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黄初元年，甄妃触怒曹丕，因此失宠；就在同一年，曹植莫名其妙地写了一篇《出妇赋》，中有“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悼君施之不终”之句，句句暗扣，似乎已有所指。其时曹植本人没遭遇什么变故，突然发此感慨，究竟为何，不言而喻。

黄初二年，甄妃在凄惨中去世；同年，曹植的监国谒者灌均给曹丕上了一份奏折，密告“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于是曹植被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被远远地撵到了鄄城。到底是什么事情能让曹植心神大乱，以致于醉酒闹事到“劫胁使者”这么失态，同样不言而喻。

黄初七年,年轻的曹睿在洛阳即位,是为魏明帝。即位之后，下诏改《感甄赋》为《洛神赋》。这太奇怪了，一个新即位的帝王，却急切地关心起叔叔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太不合常理了。若不是怕瓜田李下之讥对自己母亲名节有损，实在想不出其它原因。

可见曹植写赋借洛神之名缅怀甄妃一事，绝非捕风捉影。《洛神赋》中的洛神，就是甄妃的投影，曹植在赋中表达的，是对甄妃的深切眷恋之情。那么接下来，一个巨大的矛盾便缓缓浮出水面。 曹丕是识字的，文章写的极好。曹植在甄、鄄二字上玩的这么一个浅显的文字游戏，根本瞒不过曹丕的眼睛。面对这么一个小心眼的哥哥，曹植还敢写这种调戏嫂子的东西，莫非他不要命了？ 然而，事实比猜测更离奇，黄初三年，《感甄赋》面世之后，史书记载曹丕对此没有任何反应，也没对曹植采取任何措施。要知道，在前一年，曹植只是喝醉了，监国谒者都要打小报告给曹丕。曹植这次公然调戏到了自己媳妇头上，曹丕居然无动于衷，实在太不符合逻辑。也就是说，甄妃和曹丕、曹植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夫妻二人加一个精神第三者这么简单。

简单介绍一下甄妃。她是中山无极人，名字不详，后人因为《洛神赋》里洛神别名宓妃的缘故，把她叫做甄宓。 甄宓生得极为漂亮，十几岁就嫁给了袁熙。袁绍失败后，曹丕闯进邺城袁氏宅邸，一眼就看中了甄宓，欣然纳入房中。甄宓为曹丕生下一儿一女，即曹睿和东河公主。后来曹丕称帝之后，宠幸郭氏，甄宓年老色衰备受冷落，屡生怨滂，竟被赐死。死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建安二十一年底，曹操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睿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次年九月，曹军班师，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就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 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建安二十三年春，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杀死了长史王必，最后被严匡平定。这起叛乱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它发生在刘备与曹操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的时候。 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这段时间，邺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官府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可是，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当时的邺城，曹操卞夫人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本等人从容钻了空子，以致酿成大祸。 甄宓，应该就是这起叛乱的幕后推手，因为只有她，才能让曹植弃父王的嘱托于不顾。甄宓不是疯子，她如此处心积虑，究竟意欲何为呢？

要厘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得从事件的后果开始说起。 曹丕和曹植对于太子之位的争夺相当激烈，原本曹操更倾向于曹植，好几次差点就定了他当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为始终让他心存犹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对叛乱有所预感，所以有意把镇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了曹植，算是对他的一次重要考验。如果曹植顺利通过，那么太子之位的争夺将会对他极其有利。 结果呢？曹植整个人变得非常不正常，先是司马门事件让他失去了曹操的信任，然后是自己的亲密副手杨修被曹操杀死，更让他打击得是，曹操最终立曹丕为嗣。 本来曹丕立嗣未稳，曹植尚有翻盘的机会。但二十三年初吉本的叛乱，彻底断送了曹植的最后希望。曹操在吉本叛乱后，十分暴怒，杀掉了汉献帝身旁一半的大臣。这种心态，也是对曹植失望的一种现实反映。 可吉本这起叛乱本身，却透着蹊跷。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叛乱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规模非常小，参与不过杂役家仆千人和几个文人；第二，政治影响非常大，天下为之骚动。 叛乱规模越小，对国家影响越微弱；政治影响越大，对于责任人的压力就越大。这次叛乱选择的地点也很有讲究，在汉天子所在的许都，而不是邺城，可以用最小的混乱撬动最大的政治影响。这不免让人怀疑，这起叛乱的策动者，根本就没指望叛乱成功，只是为了引发对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评。曹植作为内务安全最高负责人，对此责无旁贷，这起叛乱，成了压断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经此一役，彻底一蹶不振。 于是整起事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出现了。 他就是甄宓的丈夫，曹丕。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无处不在。甄宓一手策划的这一起叛乱，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获利者，正是曹丕。这忍不住让人联想，这起叛乱和之前的一连串小动作，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动，用来打击曹植的。 曹丕很清楚，对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选就是甄宓。只要甄宓出现，曹植就会因过度兴奋而丧失判断力。对于他这种权势熏心的人来说，只要能够害掉曹植，牺牲个把老婆也并非不可接受。 而派甄宓去做这件事，会非常安全。曹植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发现了真相，也绝不会去告发甄宓，因为那会将他所爱之人置于死地。曹丕算准了自己弟弟这种多情幼稚的性格，才会肆无忌惮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伤害他— 没有什么比自己爱人伤害自己更痛的事了。曹丕是这一切的根源，他为了赢得立嗣之战，不惜派甄宓去诱惑曹植，借此打击竞争对手。证据确凿，板上钉钉。 仔细品味这起事件，就会发现这个计划阴毒而细腻，它的成功完全建筑在对人心的掌握上：曹植对甄宓的倾慕心、吉本等人对汉帝的忠心、以及曹丕对太子位的野心。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吃定上一家。

一个妻子也许会替丈夫去诱惑另外一个男人，但不会心甘情愿，更不会有什么好心情。这对女人来说，是耻辱，不是荣耀。 这一切，都无法解释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在做这些事情时的快乐心情——我相信她当时的那种兴奋，是发自内心的。难道说，甄宓在与曹植的交往中爱上了他？这很有可能，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我相信这很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而曹丕对于甄宓给自己戴绿帽子这件事，恐怕也并非毫无心结。这个心结在他登基之后逐渐膨胀，最后终于导致了曹丕与甄宓的争执，失宠以及甄宓最后的死亡。自利的男人，始终是自私的。 甄宓生命中的最后两年是凄凉的。《文帝甄皇后传》里只记载说“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鄴。”而《汉晋春秋》里的记载则更为惊心动魄：“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 一代佳人，就这么死去了。她一死，曹丕立刻力排众议，把郭女王立为皇后。而甄宓身后，除了曹睿之外，惟一 一个为她痛哭流涕，以致胁持使者要上京抗议的，就是在鄄城的曹植。只是这一次的事略有不同。曹丕看到监国谒者的密报，心不自安，就把曹植贬为安乡侯，次年又转为鄄城侯。曹植这一次没有忍气吞声，而是做出了文人式的反击，他写出了《感鄄赋》。 在《感鄄赋》里，曹植虚构了自己的一段旅程，把那一次“艳遇”的经历，诗化成了他与洛水女神的邂逅。他把与甄宓在邺城的那段交往，全部浓缩在了洛水那一夜中。 甄宓的容貌、甄宓的体态、甄宓的幽香，甄宓的一颦一笑，还有甄宓的辞别，都被曹植细致入微地描摹出来。他不恨甄宓，尽管她欺骗了他，他却始终爱着她，如赋中所言：“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他恨的，是那个幕后的主使者，也就是他的哥哥。

曹植写完这一篇《感鄄赋》后，没有刻意隐藏，他相信很快就会有人偷偷抄录给曹丕，而且曹丕肯定会识破他在“鄄”和“甄”之间玩的小花样。这就是他的目的。 果然，曹丕很快就从监国谒者那里拿到了抄稿，看完之后却没有愤怒，只有恐慌。他领会到了赋中的暗示，曹植已经猜到了建安二十二年那次叛乱的真相。 这一篇《感鄄赋》，是宣战书，也是告白书。曹植不是为自己，是要为甄宓讨回公道，并借此痛快地抒发一次对甄宓的情怀——当着曹丕的面。 曹丕有点慌，如果曹植把那件密谋公之于众，对自己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退缩了，就象《魏书》里说的那样，他连忙开始“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把死去的甄宓追封为皇后，还把曹睿交给郭后抚养，以示无私心。 对于曹植，他也大加安抚，原地升为鄄城王，以免他多嘴。所以我们读《曹植传》的时候，看到的是“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这么一条突兀的记录。史料里对于曹植为何突然从侯复升为王没做任何交代，哪里知道这么一条简单记录后隐藏着兄弟为了一个女人的交锋。

曹丕的态度，回答了我们在文章开头就提出的疑问：为何曹丕看到调戏自己老婆的《感鄄赋》后，非但不怒，反而升了曹植的爵位呢？因为他害怕真相被揭穿。而终文帝一朝，曹植得以保全性命，未象曹彰一样莫明暴卒，也全赖这枚护身符。

曹睿登基之后，曹植入朝去觐见新帝，曹睿拿出母后曾用过的金缕玉带枕给他看，曹植睹物思人，大哭一场。到了晚上，曹睿摆宴请自己叔叔，并委婉地劝他改掉《感鄄赋》这个名字，最后干脆把这个枕头送给他。曹植揣着枕头返回封城，途经洛水时梦见甄妃前来与之幽会，为了保全深爱之人的名节，他自觉地把名字改成了《洛神赋》。这么一改，却欲盖弥彰，让后世之人顺藤摸瓜推演出真相全貌。 又过了几年，曹植已没了当年锐气，在封地郁郁而终，得号陈思王。不知他在死之前，是否仍旧惦念着甄宓。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千年以后，那些兵戈阴谋俱都散去，只剩下《洛神赋》和赋中那明目善睐的传奇女子。世人惊羡于洛神的美貌与曹植的才气，可这篇赋后所隐藏的凄美爱情与人性却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