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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候交往很多的朋友。《鲁迅全集》的注释这样介绍他：
陶成章（1878—1912)，字希道，号焕卿，别署会稽山人，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家，光复会领袖之一。1912年1月14日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及《催眠术讲义》等。（《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15页）
陶是1912年1月14日被沪军都督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的。周作人在1月22日《越铎日报》（这是一张鲁迅支持创刊的报纸）上发表《望华国篇》表示了哀悼：
今陶君复陨于私剑矣，车过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华土之人，其永劫不悟者矣。呜呼，陶君经营伟业，福被吾族，今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岂命也夫！
文章的结尾说：
先哲有言：惟有坟墓处，始有复活，望之始也。即或不然，复活不可期，而幽垄之清静，亦差胜于秽墟之恶浊尔，悲夫！此望之终也。（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P228）
陶死后，鲁迅还不时想起他，提到他。1925年6月26日在《莽原》周刊发表的《补白》一文中，鲁迅说：
徐锡麟刺杀恩铭之后,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状曰:“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何以学催眠术就有罪,殊觉费解。)于是连他在家的父亲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兴旺，这才被尊称为“老太爷”;有人给“孙少爷”去说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杀了，神主入祠的时候,捧香恭送的士绅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凯打倒二次革命之后,这才冷落起来。
1926年，刘半农请鲁迅为他标点的《何典》写一篇短序，鲁迅在构思的时候思绪万千，又想起了亡友陶成章。他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一文里，深情地回忆说：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同上书，第322-323页）
鲁迅和陶成章的交往，当时同在日本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越馆三》中回忆说：
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土板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里的记述还更详细一些：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连络江浙会党，计划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属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从这一段很亲切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陶焕卿这一位革命家是并不把鲁迅作人兄弟当外人看待的，而鲁迅同陶成章其人及其事业是个怎样的关系，也就可见一斑了。
刺杀陶成章，在陈布雷编辑的《蒋介石先生年表》里是把这件事当做蒋介石的一项功绩记载的：“民国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公二十六岁 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蒋介石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他1943年7月26日日记：“看总理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他说的孙中山1909年10月下旬致吴稚晖的这封信很长，主旨是辩驳陶成章攻击他借革命以“攫利”。信中还说：“闻陶现在南洋托革命之名以敛钱亦为不少，当有还此等债之责也，何不为之！”“又谓在南洋有出保护票之事，此乃荷属一隅同志所发起行之，本属自由行动，至成效如何我全未闻之，亦无从代受责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发票布，四处敛钱，且有冒托我名为彼核数，其不为棍骗乎？其无流弊乎？问陶成章当自知之，今乃责人而不自责。”这封信很长，说了许多事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19-422页）去看。大概可以认为，陶成章投身于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有他的贡献。而他和孙中山的这些矛盾，也是有他取死之道的。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