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维多利亚船
近两年来，“PUA”一词无疑是最兴盛、最不衰的流行语之一。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很多人使用过，但能明确说出其具体含义的人不多。另外，由于其内涵相当微妙和晦涩，这个词在网络上传播后很快就被泛化了，甚至在笑话的情况下被广泛用于指“欺骗”或“压迫”，似乎只有原来的词被流行的新说法取代了，但事实上不止如此。
' pua '的原意
所谓“PUA”本来是英语pick-up artist(工作艺术家)的缩写，是指为了发展恋爱(经常是男性积极主动向异性)，一方如何提高情绪和互动技巧，学会吸引对方，直到发生亲密接触为止。
这最初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年轻一代背弃了传统的社会价值观，追求“性解放”，但同时又不知道如何在陌生的大城市与异性打交道，从而产生了“学习工作艺术”的社会需求。1973年，当时21岁的独立作者埃里克韦伯(Eric Weber)在研究《约会技巧》后出版了《如何与女孩搭讪》(How to Pick Up Girls)
之后，这成了一门“学问”。其中有专门研究沟通技巧、人格形成、甚至各种付费课程的人。有海外留学经验的部分中国年轻人在接触到这一点后，从本世纪初开始引进国内。在美国也已经商业化了，但以前的重点是个人的提升和自我展示，特别是帮助害羞的人，教他们如何与异性社交。(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LAMLET)但是在国内的背景下，在很多人眼里，这只是通过自我包装欺骗和诱惑异性(主要是女性)的“泡妞术”，出钱学习“如何带妹妹”也不一定缺乏沟通技能，在社交关系中是弱者。
“PUA”最初的焦点在于个人的提升和自我展示。特别是帮助害羞的人，教他们如何与异性社交。Pixabay
和40-50年前的美国一样，现在的中国社会也在经历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只有在一个年轻人自由恋爱、陌生人之间经常交流的社会才会产生这种需求。——.毕竟，当父母包办婚姻或情侣青梅竹马的时候，这种技巧就不需要特别学习了。但是，与美国不同，中国社会一直更关注“关系”，个人还没有达到人格意义上完全独立的自主，情感互动也往往嵌入权力关系中。为了便于叙述，下面的“PUA”是指近年来中国语境中使用的词汇，是指一方对对方的精神控制，经常被隐瞒，大多数出现在两性关系中，但不仅限于培养。
关系中，不引人注目的权力
“PUA”一词首次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北京大学女生自杀事件”反映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当时，北京大学女生巴里(化名)在与同学莫林汉的恋爱中，被要求进行裸照拍摄、怀孕后流产、绝育手术等极度伤害身心的行为。在各方面看起来都“优秀”的男朋友充分利用了她的心理，让她摆脱不了。陷入自卑的黑暗，精神上完全支配了她。
这是中国社会背景下“PUA”的缩影，“PUA”总是暗示关系的权力，特别是强大的一方，包括对弱者的精神控制。这种精神控制反映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导致的权力治理结构。但是，当事人是否真正受支配，往往相当模糊，外人可能看不清，甚至当事人本身也很难察觉或解释。(莎士比亚)。
国外一些学者称“PUA”为“煤气灯效应”，源自1944年第一部讲述精神控制的电影《煤气灯下》 Gaslight (1944 Film)。
这就是“PUA”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棘手之处。权力不仅仅是外部控制，还会与当事人的心理产生错综复杂的反应，让当事人真心承认被控制的局面。正如当代哲学家陈家英在过去几年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真实的自我改造愿望只有与外部暴力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入地分析其本质。“因为我们并不总是能区分诚实和强制、主动和被动。”
楚楚。有时候，我被胁迫去做一件事，我讨厌人家胁迫我，我恨别人胁迫我，但在适当的条件下，我也许会让自己觉得，其实我不是被胁迫的，我是自愿去做的。”罗翔曾说，师生关系本来就蕴含着权力等级，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利用特殊地位，利用教养关系、从属关系、职权关系与女方发生性关系，使人不能反抗、不知反抗和不敢反抗”的事大量存在。不过他着重讲的是未成年人。社会默认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在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存在着两性的关系，未成年人很可受到了关系中的剥削——哪怕他们以为自己是“自愿”的。但是，在公认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成年人里，是不是就不存在弱势地位造成的心理上的“假自愿“？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如果说“PUA”是隐蔽的精神控制，我们如何区分究竟是真的“自愿”，还是“被PUA”了？其中的一个判断因素，在于个体是否如我们以为的那样“独立自主”。
▌权力中的“自愿”
至此，我们已触及问题的核心：“PUA”一词的盛行，并不只是对“欺骗”、“控制”或“压迫”之类概念的时髦替代说法而已。当人们说到“PUA”时，指向的不仅是欺骗和精神控制，也指向它背后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中年轻一代的主体性开始觉醒，进而对关系中的权力萌生警觉。这是对以往浓厚的“关系”文化的解构，人们不再生活于权力结构中而不自知，不再那么着意维护关系本身，而更重视自己个体的独立自主，防备他人借任何名义来对自己实施精神控制。
在以往的熟人社会里，尤其是在私密关系中，中国人是很少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父母常说的那句口头禅上：“我都是为你好。”文化学者孙隆基就曾指出，如按美国那种注重个体独立的文化来看，中国家长全身心为子女付出的行为，其实是在不自觉中影响、控制着下一代的独立性。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主体边界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有意不去强调（“这不是见外了嘛”）。其结果，不仅个体被鼓励屈抑自我来为他人着想，而且控制也往往是以“慈爱”的名义进行的。
▲ 热播剧《小欢喜》中，自从陶虹饰演的单亲妈妈离婚后，女儿乔英子就成了她生活的全部，从一日三餐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想要给英子自己认为对的一切，长期压抑和沉重的母爱，让英子彻底崩溃。 © 《小欢喜》剧照
这样一来，“自愿”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很难说清楚的概念。曾有人和我说，尽管自小被夸“懂事”，但他直到初中时才明白，原来妈妈说“我不爱吃鱼”并不是真的。这种为他人着想的（一厢情愿的）共情一直是被鼓励的品质，但一旦个体迈出那个可寄予无条件信任的亲密关系网，却仍然不明确自身的权利边界，这就有可能在社会交往中被人所利用，乃至被欺骗、被压榨。
值得注意的是，在网上但凡谈到“PUA”，通常使用的都是被动态——人们总是说自己“被PUA了”。这意味着，人们实际上是在警惕那些可能要求自己放弃权利、作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举动。我们从小就被鼓励养成“大局观”，“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但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说法：“所谓大局观不就是“PUA”吗？都是诱导你牺牲自我成全他人。”
▌回归自主
这有时会导致令人非常尴尬的结果。前一阵，山西男生张昆玮在网上征婚，收入高，但形象“不好”（不符合大众审美标准），引起广泛争议 。有人称赞他是这个时代的清流，但也有人扒出他微博上曾对“用接触女生身体的方式拉近距离”感兴趣。对一个有几分社交障碍的清华理工科天才来说，这种教两性在交往中增加成功率的技巧，用好了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但如果对方并无感觉，那没用好就很容易被视为性骚扰了。
也因此，对“PUA”是否存在的判断取决于一个极其微妙的语境，这在以往几乎一直是一个“黑箱”，但现在却成为引发广泛议论的公共话题。人们发现社会交往，尤其是亲密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导致自己被控制。这既体现出社会上私密关系的泛化，也可见社会的权利意识已向下渗透到以往不曾触达的私密关系中，充分表明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正迎来大范围的觉醒——毕竟，如果你不想被“PUA”，最好的办法就是明确自己的主体性，具备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