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宗教领袖传承方式，自13世纪在西藏出现以来，800多年来，在藏族社会僧俗各界的推动下，由于西藏地方政权或中央皇朝的参与，藏传佛教各教派发展出了生佛转世的完整制度。
同时，活佛转世本身对藏族社会和蒙古族社会（以及程度不同地对土族、裕固族、纳西族等民族，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不丹等国）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近代以来，藏族地区的苯教也仿效藏传佛教的办法，出现了转世活佛。某些时候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产生的影响，会波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包括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在清朝达到顶峰，并且在不同范围里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班禅转世，成为新中国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一个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反观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不仅在世界各地的佛教的不同流派中，即使是藏传佛教同属于大乘佛教而且历史上有过不同程度的宗教往来的汉传佛教以及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中，都没有发展出这种宗教领袖的传承方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在藏传佛教内部，活佛转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藏传佛教已经有了近五百年的历史以后才出现的。在活佛转世制度出现以后，藏传佛教内部各个教派对这一宗教领袖的传承制度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是不尽相同。就是在同一个教派内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活佛转世制度施行的广泛程度和社会的认可程度也有所不同。而且藏族世俗社会和中央王朝以及蒙古各部的首领在不同的时期对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也施加过不同的影响。因此，活佛转世制度不仅涉及藏传佛教的各个方面，同时也牵涉到藏族社会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些关系在许多时候是相互交叉作用的，往往形成错综复杂局面，这就是形成讨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的复杂性。
关于活佛的认识
我们对活佛的本质的认识：“是僧非佛，神袭职”、“对佛菩萨的比拟加以宗教社会地位的继承”、“具有特殊身份的藏传佛教僧人”。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817页对“活佛”一词的解释是：“活佛，藏传佛教名词，藏语称为‘朱古’，意为神佛化现为肉身。后被用于大喇嘛继承制度，通称大喇嘛死后根据转世制度取得寺庙首领地位的继承人，参见‘转世’。”同书633页对“转世”的解释为：“转世，藏传佛教寺院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设立的一种制度。取佛教灵魂转世、生死轮回之说。始于13世纪的噶举派噶吗噶举的噶玛拔希。
格鲁派兴起后，严禁僧人娶妻，亦采用转世制度解决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始于达赖三世索南嘉措。通称转世者为‘活佛’，凡活佛死后，寺院上层通过占卜、降神等仪式，寻觅在活佛圆寂的同时出生的若干婴童，从中选定一个‘灵童’作为他的转世，迎入寺中继承其宗教地位。因人选常被上层集团操纵，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规定用‘金瓶抽签’法选定在理藩院注册的大活佛的转世，以防舞弊。其他中小寺庙稍有声望的辣妈，则可以自寻‘灵童’，作为转世，遂出现众多的大小活佛。”这些可以说是当时我国宗教学界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基本认识，其主要内容，至今仍然反映我国学术界讨论这方面问题时所具有的基本认识和出发点。正如《宗教词典》所指出的，“活佛”在藏语中称为“朱古”或者“朱贝古”，意思是“化现的佛身”，或者是意为神佛化现为肉身。
通常“朱古”一词只在文章典籍中或者正式的场合中为乐准确说明转世活佛的活佛身份时使用，平时人们在口语中对活佛使用“仁波切”作为尊称，“仁波切”本意为“宝贵的”、“珍贵的”、“大宝”之意，这个藏语词语从藏传佛教的后弘期开始出现，开初是对高僧大德以及有地位世俗尊贵人物的一种尊称，后来在社会上约定俗成地只用来作为对具有转世活佛身份的僧人的尊称。除了用“仁波切”这一广泛的尊称外，对于一些掌管一个教派、一片地区或者一个著名的大寺院的活佛，还有一些专门的尊称。例如在格鲁派中对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最高等级的活佛常用“唐杰钦巴”、“衮色钦波”等本来对佛的称呼。在格鲁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后，“唐杰钦巴”一般就只用来称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另外对历代达赖喇嘛则有个专称“杰瓦仁波切”。
对于一个活佛转世系统，通常都有一个专门的佛号，人们在相互交谈时提到某位活佛时，称他的佛号再加上“仁波切”，人们就知道指哪一位活佛。例如，人们在交谈中说到“热振仁波切”，就是指现在的热振活佛，如果说到“热振仁波切第三世”，就是指第三世热振活佛等。转世活佛的佛号往往是依据该活佛转世系统的第一世所建的寺院、出生的地方、居住的寺院或者管辖的区域，甚至是第一世活佛的名字而起的，如热振活佛、第穆活佛、章嘉活佛、土观活佛、贡塘活佛、帕巴拉活佛、等；有的是依据所属教派而起的，如噶玛巴活佛、达隆活佛、主巴活佛、止贡活佛、等；有的是用该活佛转世系统被认为是什么佛菩萨的转世来称呼的，如多吉帕姆活佛、嘉木样协巴活佛等；有的则是依据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某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而起的，如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的佛号来源于蒙古土默特部落的俺答汗赠给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尊号“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班禅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的佛号来源于固始汗赠给四世班禅的“班禅博克多”和清廷封给五世班禅的封号“班禅额尔德尼”等。
综上所述，活佛转世制度是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西藏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因素协调起来，在某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的宗教首领或者著名高僧去世之后，尤其弟子和寺院通过一定的程序在各地新出生的儿童中寻访、认定他的“转世”，然后介入寺院坐床，并且加以特别的培训教育，使其继承前一世的宗教首领的宗教地位及政治、经济权力。通过这样的继承和延续，在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中形成了许多活佛转世系统，也就在藏传佛教形成了“活佛”这样一个具有特别身份的僧人群体。因此，作为一个转世活佛，一般需要具备以下几个5方面的条件：第一，具有他以前的历辈的转世传承，而且这些转世得到该系统所在的寺院和藏传佛教界多数人的认可；第二，这一转世系统具有明确的活佛名号及其身份，并有延续这一转世系统的经济基础；第三，他本人出生后经过一定的宗教程式，得到寺院和信徒的认可，承袭前世名号、地位等；第四，拥有一些固定的信仰和供奉该活佛系统的信徒，也就是要有世俗的施主；第五，如果是地区和教派中的重要的活佛，则需要得到地方政权或者中央王朝的认可，特别是拥有参与政治权力的重要活佛，得到地方政权或者中央王朝的认可和封授更是一个必要条件。
当然，这些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主要的部分是一致的。总体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转世活佛是藏传佛教中一群身份特殊的僧人，是信徒出于对上市的信仰而将其与佛、菩萨比拟，加上高级僧侣的宗教和社会地位继承的需要，因而一些僧人被寺院和信徒承认为前一世高僧的转世，而且这种承认往往还是经过相关的地方政权和中央王朝的认可。每一个转世活佛有自己所在的根本寺院，并拥有单独的住所和一些照管其生活和办理事务的侍从人员，有的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庄园和属民，他们或者是该寺的寺主，或者是该寺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具有担任本寺院或者本教派的高级僧职和完成重要宗教使命的备选的资格。他们在自己的寺院和信徒中被认为是佛菩萨的化现，享有崇高的宗教威望。在整个藏传佛教中，转世活佛和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而继承前辈高僧地位的宗教领袖人物是同样被承认的高级僧人，而且往往比后两种传承方式产生的宗教领袖更容易得到僧俗信徒的广泛接受。
产生活佛转世的思想基础
西藏原始信仰苯教崇拜自然、崇拜鬼魂，具有自然宗教的特征。其崇拜对象包括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的大自然，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王朝在举行会盟大典时，“会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诸神”。苯教把世界分为天上、地上、地下三界，天为上界，是天神“赞”所居之所。并认为吐蕃王朝第一代赞普是从天而降的天神。后来，通知过西藏的萨迦款氏家族和帕木竹巴的朗氏家族也都宣称其家族起源于天神或者是天神和人结合产生的后裔，由此可见对天神的崇拜在藏族早起的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早期的苯教徒认为人世间到处都有鬼神，而且人与鬼神互相依存、互有所求。人死以后灵魂转变为鬼神，鬼也可以转生为人，同样人也可以通过巫师及其巫术活动来驱使鬼神，使人免除苦难。因此，苯教巫师通过实施各种巫术替人去跪求神，制止灾祸。万物有灵，灵魂不灭、死后转生，这种藏族先民原始的灵魂观念及早期的苯教的灵魂观念显然与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在文化渊源上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7世纪传入藏族地区的佛教，给藏族的灵魂观念带来了重要的发展变化，藏族社会在原有的灵魂观念智商，普遍接受了佛教的灵魂不灭和六道轮回思想。按照佛教的“六道轮回”学说，宇宙中的所有生命可以分为六种，也即是“六道”，由于灵魂不灭，所以人类的生命实际上是在天神、阿修罗、人、畜生、饿鬼、地狱等六道中不断地轮回。这也就是说，实际上任何人都处在不断的转世过程之中。灵魂不灭和六道轮回的思想是活佛转世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只有承认生命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而且是可以分离的，当人的这一世的肉体结束时，灵魂就会离开死亡的肉体，经过在中阴界的选择，投生到新的母胎中，经过母亲的孕育，再次诞生为人或者其他生物，才有可能谈到转生。而没有生命的转生，就不可能出现活佛转世制度。佛教以了断生死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都把六道轮回以及解释产生六道轮回的原因的十二因缘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并且通过各种的形式把这种理论宣传到各阶层人们的心中。
生死轮回图表现的是佛教对生命和人生的最基本的看法，是用形象的图画向信徒和佛门弟子表现芸芸众生的生命历程，激励人们信佛修行，在生命的轮回中积聚善业，求得正果。同时，“生死流转图”使得生命轮回的概念、前世今生的概念、业果报应的概念在藏族社会中深入人心。与此相配合，佛教还系统地阐述了修行佛法最终能够得到的正果——“成佛”的理论。
大乘佛教后来发展出来了佛三身的说法。其中化生是与活佛转世制度形成关系最为密切的佛身。化身又称“应身”，是指佛陀为了教化六道轮回中的众生，随三界六道之不同状况以及当时、当事的需要而显现不同的身相。大乘佛教货来的发展出来的菩萨果位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佛陀与有情众生的距离。菩萨是指怀着普度众生的大心愿而修行佛法的大德。他们在进入佛门的时候曾经立下过“不度尽有情众生自己不涅槃的庄严誓愿，因此他=他们经过无数劫的修行本来已经能够证得佛果，但是他们没有成佛，而是继续在世间承担普渡众生的任务。
按照大乘佛教关于菩萨的来历的说法， 他们有的本来就是释迦牟尼的肋侍大弟子，有的是后来为传播大乘佛教做出巨大贡献的高僧大德。大乘佛教还为不同的菩萨安排了不同的教化区域，将不同的菩萨与特定的区域联系在一起，使得对菩萨的信仰深入到当地信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持久的社会观念。
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密宗的盛行，还带来了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是对密法上师的崇拜，弟子眼中对自己的密法上师的崇拜和观念，通过日积月累，在藏族社会中自然形成了众多的佛陀和菩萨的化身一代一代地生活在民众之中的观念。通过对自己教派早期祖师的神奇事迹的宣传，更加是的这种观念日渐深入人心，最后形成了关于活佛转世的一种群体宗教意识，而当这种观念应到人们用这种思维去观察自己身边的那些佛法大师的时候，自然会产生那些大师是某一尊佛、菩萨在人间的化身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藏族社会中产生活佛转世制度的思想基础。
活佛转世的出现和转世制度的确立及发展
噶玛巴活佛转世系统的出现
最早出现和采用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是噶玛噶举派。噶玛噶举的活佛转世系统有黑帽系和红帽系等多个系统，其中黑帽系是噶玛噶举的最主要的活佛转世系统，这也是藏传佛教开创和首先采用活佛转世来解决教派领袖继承问题的活佛转世系统。这一系以上述都松钦巴卫第一世，实际上是开始于她的第二世噶玛拔希。
噶玛噶举派的创始者为都松钦巴，时康区哲雪人。早年学噶当法，而立之年，气血瘀塔布噶举知名僧人米拉日巴的门徒塔布拉杰。塔布拉杰是塔布噶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在那里学了噶举和噶当教法，还学了宁玛派“大圆满法”和萨迦派的“道果”法。于1147年，在康区建噶玛拉顶寺，1187年，西藏拉萨堆隆地方再建楚布寺，故名声俱增。
噶玛巴希，本名却极喇嘛，是藏传佛教传说中仅次于莲花生的一位所谓神通的人。在都松钦巴去世11年后，1204年，他生在康区止垄丹巴却秋地方，出生在统治者家庭，属哉波务家族。从9、10岁时，就读佛书，后来师从崩扎巴。崩扎巴队他另眼看待，加以培养。他从喀脱巴出家，授名为却吉喇嘛。他依崩扎巴所教专修十年，从无间断，受时人重视。他回到康区渐集徒众500多人，人们说他能示现神通，并能在那一地区有效禁人打猎。1247年，他又到楚布寺，在那里住了六年，声明远扬。1253年忽必烈遣使持诏楚布寺召之，童年，噶玛拔希竭见忽必烈于绒域色堆。当时，忽必烈名他经常随侍左右，噶玛拔希不肯，遂自四川西部北上游方传教。曾建寺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寺名处囊朱贝拉康。又到灵州和甘州一带，1256年，他打算回西藏时，接到蒙哥的诏书，召他相见。他又去翁金地方的锡拉尔朵竭见蒙哥，遂为蒙哥所留。
蒙哥尊噶玛拔希为上师，还赐给噶玛拔希一枚金印和一千锭白银。噶玛拔希还在哈刺和林新建了一座大寺院。后来被噶玛噶举派风味重要宝物的黑帽系活佛的黑色僧帽，应当也是在这个时期蒙哥汗赐给噶玛拔希的。1259年蒙哥汗在四川军中病死。1260年，忽必烈仙子称可汗于开平，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亦称可汗于和林，当时噶玛拔希可能是留在和林阿里不哥的身边。忽必烈在取得这场争位斗争的胜利后，因为对当初未能挽留住噶玛拔希耿耿于怀，这时噶玛拔希又有帮助阿里不哥的嫌疑，所以忽必烈认为噶玛拔希时阿里不哥一派的人物。据说忽必烈派三百名士兵拘留了噶玛拔希，对噶玛拔希百般加害。噶玛拔希还被流放到海边的一个地方。后来忽必烈考虑到噶玛拔希毕竟是藏传佛教一个教派的领袖，在康区还有重要的影响，才将噶玛拔希释放，并准许他自由传教。
1264年年底，噶玛拔希动身返藏，一路讲经说法，先到康区噶玛寺，后前往楚布寺，历经八年回到了楚布寺。回楚布寺后，他在寺院中生活了十多年，又一次队楚布寺进行修缮，并建造佛像，组织抄写佛经。他还在楚布寺会见过从大都返回萨迦的帝师八思巴。1283年噶玛拔希仔楚布寺去世。看起来，噶玛拔希在中央同萨迦派的斗争虽然以失败结束，可是在康区以至宁夏、甘肃、青海一带的活动，却增加了噶玛派的影响和宗教势力。从他这一辈开始，才确立了噶玛派转世相承的制度。
让迥多吉，生于米拉日巴的故乡后藏贡唐地方，他被认为是噶玛拔希的展示，这是西藏第一次确认一个幼童维其前辈的转世。五岁到了楚布寺，从邬坚巴学法，七岁出家，18岁受比丘戒，学律，曾经学过噶玛派、宁玛派、希解派的许多密法，有趣桑浦下院学显教，学了当时盛行的《中观论》《慈氏五论》等。后来去西康游化，曾在类乌齐一带创建噶玛拉登寺，并曾经调解过郭笛地方的纷争。回楚布寺后，又从邬坚巴学《时轮》法，从巴色学医药，又去岗波与工布地区游化，在工布共住三年，曾朝杂日禅，并著一部历算书。1331年，在前藏得到元文宗的诏书，召他进京；1332年，又得到催促他进京的诏书，在这一年的十月，他到了北京。1336年，元顺帝再召他进京，1338年他来到北京，被封为灌顶国师并赐玉印，1339年死于北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