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作者 / 小章鱼
“女性被尊重的程度，以及女性获得解放的程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同样，塑造出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以及什么样的女性形象能够被社会所接纳，也是一个社会的电影文化发展水平以及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
因此，女性的形象在影视剧作品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现实女性开始有了自我解放的意识，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频繁地发动女性主义运动。影视作品作为现实生活的映射，首当其冲地会在剧情中为女性发声，《杜拉拉升职记》、《北京女子图鉴》等电视剧作品中都极力地塑造女性在职场中的雷厉风行、独立果决，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跳脱出男权社会的牢笼。
20世纪70年代，台湾打响了妇女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新女性主义”也在台湾盛行起来。在这一思想潮流的冲撞下，《心窗》、《水戏》、《双镯》等表现女性主义的电影开始萌芽，以现实主义的视角观测女性在男权社会压迫中的挣扎与反抗。
纵观台湾电视剧的内容也不难发现，无论是偶像剧还是现实剧，创作者都非常注重女性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在台湾偶像剧全面改革之后，更加关注现实话题的台湾剧更能反映当下社会的价值观，剧中女性形象并非完美却个性独立，但最终仍然无奈地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或牺牲品。在这篇文章当中，笔者将探析台湾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与地位。
“小城思维”下的重男轻女现象
虽然受到各种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台湾本质上还是一个保守的小城，尤其是非台北市民更是存在着思想守旧固化的严重现象，一些台湾影视剧中便毫不掩饰地体现出了台湾家庭的“重男轻女”思想。伊能静在访谈里就坦言，自己出生的时候父亲看到是女孩转身就走了。可见台湾的重男轻女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固化的“小城思维”导致的。
不过在台湾电视剧中，“重男轻女”很少会作为一个主话题去探究，而往往作为剧中一个习以为常的元素，是强化矛盾、推动剧情发展的催化剂。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毫不掩盖宋乔安对儿子的在意，因为一次恶劣的幼儿园绑架事件，宋乔安失去了儿子天彦，从此宋乔安的世界好像就崩塌了，与丈夫矛盾加深、对女儿天晴的关注越来越少，甚至喜怒无常。在台词中，天晴也有抱怨过：“你就是喜欢刘天彦。”可见这种“重男轻女”的思维现象是从小灌输的。
剧中应式姐弟的关系也很微妙，姐姐思悦看上去是个创业女强人，但弟弟思聪却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并且卷入了幼儿园的绑架案中。思悦的独立、打拼、奋斗实际上都是为了这个弟弟，剧集从始至终，思悦都在替思聪考虑问题，却很少替自己想过。
也就是说，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使女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男性的依附品。《命中注定我爱你》中虽然看似陈欣怡嫁入豪门，被纪家奶奶宠爱和照料，但实际上还是把陈欣怡当成纪家的生育工具。纪奶奶总是将“纪家九代单传”挂在嘴边，对宝贝孙子纪存希的宠溺也来源于“一根独苗”的思想。
恋爱婚姻中的男性附属品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明确表示：“男人是第一性，女人是第二性。”
也就是女性永远在男性之后，永远无法超越男权社会的禁锢。
尽管现在的影视剧中多半在标榜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展现职场女性的干练形象，然而现实生活中，女性永远都是弱者。《我们不能是朋友》以“双出轨”的话题性破圈，不过在整个三角关系中，女主角周惟惟一直是处于被动状态的。
规划婚姻、六十五岁退休计划以及手账，这些全部都是黎皓一的想法，而周惟惟只是在照做；黎皓一跳槽当总监，周惟惟却毫无知情权；黎皓一加班不回家，周惟惟在黎皓一的公司沙发上等了一夜……这些都是周惟惟对黎皓一的付出，但反观黎皓一，除了打嘴炮一样的“画饼”，好像并没有什么值得周惟惟爱的地方。
男主褚克桓也有一个十年以来“以自己为中心”的女人，高子媛用了十年的时间去爱一个人，最后人走茶凉，是她的选择造成了如今的悲剧。
杨丞琳主演的《荼蘼》也是让女主角在事业与爱情方面做出选择，但是不管选择是什么，最后等待着女主的都是悲惨的结局。台湾电视剧似乎本能地对女性并不友好，在剧中所体现出来的女性地位也很低廉和卑微。
职场中的性别歧视
在台湾一些职场剧中，leader往往是男性，而女性是处于职场劣势地位的。就算是《败犬女王》这样极力将女主角设置为抖S，但“大龄剩女”也会成为她的人生败笔。
《我们不能是朋友》中黎皓一与周惟惟同属一家公司，但是他们公司的老板很讨厌办公室恋情，于是二人一直处于保密的阶段，直到要结婚了，黎皓一才将此事公开并且提交了辞呈。恋爱关系中的两性应当是平等的，但黎皓一的上司大卫却劈头盖脸地指责周惟惟，在工作过程中也总是找周惟惟的麻烦。似乎犯错的永远都是女方，而男方的过失可以忽略不计。
去年播出的台湾微剧《奇迹的女儿》就将职场中的性别歧视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面前，该剧的背景就设置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开始的一年，如此巧妙的设计也可见编剧的良苦用心。
在这部剧中，职场的潜规则、性骚扰、性别歧视都用非常露骨的台词表露了出来，虽然年代设置在上个世纪，但同样影射了当下社会的女性价值观。
在现代语境下，台湾剧由偶像剧向现实剧的转型是符合时代意义的，而女性的话题在台剧的表达中不可忽视。影视剧中虽然有诸多表现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画面，但仍然无法逃离男权禁锢的牢笼，不仅是台湾剧集，放眼全球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影视剧中的女性意识缺失是对客观现实的艺术表达？还是对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召唤？这仍然是影视从业者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