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奥斯曼主义”的回响：奥斯曼苏丹在半岛电视台的“复活”

2017年2月，一部名为Payitaht: Abdülhamid的电视剧在土耳其上映。这部讲述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1876-1909）末期的历史剧，不但在土耳其热映，还迅速传播到阿拉伯世界，获得了广泛关注。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阿文网站多次出现了关于该剧的文章（报道、采访、博客等等）。虽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可能会宣称自己刊载的文章并“不代表本台立场和观点”，但这些文章的内容总是流露出对主人公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推崇。

图片1：电视剧Payitaht: Abdülhamid。受西方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总是被刻画成一个残暴、落后、颟顸的专制帝王。但这本历史剧完全颠覆了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负面描写。这位苏丹在剧中总是以坚毅、冷峻的姿态应对各种阴谋和威胁，展现出一位帝国领袖的威仪，而面对善良的平民，他又能流露出慈父般的关爱；在政治上敌视欧洲列强的同时，这位身着西装的苏丹却积极推帝国的现代化建设，例如汉志铁路工程。历史上，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出生于1842年，1876年登基，1909年被青年土耳其党废黜，1918年2月逝世。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新奥斯曼主义的符号

这部颂扬奥斯曼苏丹的历史剧，能够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上得到积极回应，反映了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响，也体现出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正在发生改变。在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叙事中，16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被视为异族侵略，摧残了阿拉伯的文化，阻碍了其社会进步。例如，纳赛尔曾在公开讲话中表示，“奥斯曼殖民主义试图奴役阿拉伯人，试图消灭阿拉伯民族主义，但未得逞。西方殖民主义试图以十字军战争消灭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没有得逞”。而对于君主制国家，亦是如此。例如，今天约旦的哈希姆王朝自然不会否定当年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图片2：电视剧Payitaht: Abdülhamid由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TRT）出品，在有的学者（Y. Gökçen Karanfil和D. Burcu Eğilmez）看来，TRT目前已经成为埃尔多安政府向邻国输出“新奥斯曼主义”的重要媒介。所谓“新奥斯曼主义”（英译：Neo-Ottomanism）即今天的土耳其凭借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关注昔日帝国境内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尔干国家，甚至介入其国家和对外事务，表现出对既有主权的超越和凌驾。而这种“新奥斯曼主义”往往伴随着伊斯兰教的情感认同。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曾言：“基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和地缘背景，土耳其不可能把防务局限在自己的边境内。这份历史遗产随时都可能将土耳其卷入境外事务。”虽然达武特奥卢已经退出了埃尔多安政府，但他代表的这种新奥斯曼情结，却在今天的土耳其外交中可谓方兴未艾。

但这种贬斥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历史观，如今正在动摇。今年1月，埃及著名的奥斯曼史专家穆罕默德·哈尔布在接受卡塔尔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受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影响，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教学大纲对奥斯曼帝国存在严重的歪曲，呼吁阿拉伯人应该根据可靠的原始文献，了解真正的奥斯曼帝国，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是伊斯兰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位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获得学位的埃及学者，刚刚在去年12月被授予了土耳其纳吉布文学奖。也许这个奖项对很多读者来说较为陌生，但出席颁奖仪式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却是当今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颁奖仪式上，埃尔多安感谢穆罕默德·哈尔布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回忆录翻译成阿拉伯文。这或许就反映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新奥斯曼主义”中的符号学意义。

就土耳其自身而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或符号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反映了埃尔多安总统的新奥斯曼主义倾向。Payitaht: Abdülhamid这部电视剧上映不久后，土耳其议会的前议员Aykan Erdemir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批评这部电视剧与埃尔多安的“阴谋论加反犹世界观”极其相符。而埃尔多安并不掩盖自己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缅怀。去年2月，也就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逝世100周年之际，埃尔多安特意召开会议，称赞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是近150年来土耳其最具战略眼光之人，并批评欧洲人和“世俗土耳其人”对这位苏丹的诽谤。为此，埃尔多安呼吁对其生平进行重新研究，并宣称土耳其共和国是奥斯曼帝国的延续。不久后，埃尔多安还在一场集会上问他的支持者：“你们看电视剧Payitaht了吗？”并引用剧中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台词——“但凡危害本国的情况，其背后都来自西方的指令。” （“本国”一词来自英译“this nation”，笔者不懂土耳其文，不确定这个词对应的原意是指奥斯曼帝国还是伊斯兰乌玛，或是别的什么，姑且译之为“本国”。）

图片3：2018年2月，埃尔多安为缅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逝世100周年召开的会议。对此，有人在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文章，题为“在埃尔多安的土耳其，仇视西方的苏丹成了英雄”（Sultan Who Raged at the West Becomes a Hero in Erdogan’s Turkey）。

而就“新奥斯曼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响而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符号学意义可不仅仅体现在一部电视剧上。近两年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上出现了多篇关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博客文章。这些博主虽然多是阿拉伯人，但他们结合强烈的现实关怀，为这位苏丹正名。

图片4：2018年12月，在Payitaht中饰演主人公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土耳其演员Bülent İna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要为这位奥斯曼末代苏丹（“末代苏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最后一位苏丹）正名，并认为土耳其电视剧是连接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尤其是历史剧，最近特别受阿拉伯人喜欢。

对抗欧洲侵略和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穆斯林领袖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以色列的建国和扩张严重危害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权利。再加��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称之为“古都斯”，��圣城�）作为伊斯兰教的第三圣地，以色列就成了阿拉伯世界乃至广大伊斯兰世界的众矢之的。虽然在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都在军事上占尽了风头，但却在政治上被广大中东国家孤立，长期处于“贱民”地位。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难以摆脱“贱民”般的孤立处境，恰恰反映出其在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所遭遇的仇视。此外，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仇恨，还承载和催化着对西方的怨恨。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期间，正值犹太复国主义方兴未艾之时。同时，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依旧存在。如此，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就大量掺杂到关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历史叙事当中。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博客作家，就普遍赞扬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遏制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占据巴勒斯坦的阴谋。

图片5：被半岛电视塔称为“史学家、教法学家、思想家”的利比亚人阿里·萨莱比在2018年2月纪念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博文。他在文中也以“哈里发”称这位奥斯曼末代苏丹，并称赞他是“伟大的伊斯兰领袖，保护了穆斯林数十年”。此外，萨莱比还称赞一千多年来土耳其人保卫“乌玛”（الأمة

）的功绩，例如反对白益王朝��法蒂玛王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白益王朝和法蒂玛王朝也是伊斯兰国家，只不过是什叶派。可见，萨莱比所说的“乌玛”，似乎局限在逊尼派。

达尔杜舒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作者的看法。例如，黎巴嫩历史学家哈莱古认为西方犹太人以朝圣为借口，向巴勒斯坦移居，引发了哈米德二世的警惕，为此下达了限制措施。为此，西方犹太人联合共济会推翻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此外，约旦历史作家阿兹·丁·欧麦尔和叙利亚诗人哈吉法·阿拉吉亚也都肯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觊觎巴勒斯坦的抵制。

此外，半岛电视台的高产博主，埃及学者侯赛因·达基尔认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虽然励精图治，但却难逃骂名。就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82年埃及反英起义中的角色而言，达基尔驳斥了关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同意英军占领埃及的说法。达尔基认为恰恰是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那获得了支持，也正是这种支持，引发了英法的军事介入。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畏强暴，加大对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

徘徊于宗教与民族之间的身份认同

有人（R. G. Khouri）说，当今阿拉伯世界有五大幽灵：1. 拿破仑；2. 赫茨尔和贝尔福；3.凯末尔�；4. 纳赛尔；5. 撒切尔和里根。而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作为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阿文网站出现了大量关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文章。似乎又有一位历史人物要成为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中东�地区的一个符号。

而这些文章，无论是报道，还是采访或是博客，大部分都在或明或暗地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平反正名。即便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只是单纯的报道、发表，但至少这也成为一个缅怀奥斯曼苏丹的平台。这或许反映出卡塔尔与土耳其的亲密关系，也体现了土耳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影响力，使得其国内的新奥斯曼主义回响在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当中。

但更重要的是，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缅怀，或许体现了宗教认同正在阿拉伯世界进一步碾压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尽管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激烈，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中，奥斯曼时代还是被广泛视为一个黑暗时期。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带有世俗主义色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明显传入低谷，西方世界所说的“政治伊斯兰”登上地区政治舞台。如今，卡塔尔半岛电视塔出现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热”，不过是在公共领域反映出阿拉伯知识界对过去那种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修正和背弃。昔日被视为异族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如今被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人当做他们自己的故国，予以缅怀。

当然，怀古不等于复古。不能因为上述现象就武断地认为缅怀奥斯曼帝国就成了当今阿拉伯世界和土耳其的主流认识，更不能脑洞大开，认为奥斯曼帝国会重新以一个主权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中东大地上。且不说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也是备受非议，即便就缅怀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出于对阿拉伯世界现状的不满，故而将自己的身份认同由阿拉伯人延伸到穆斯林，进而将对统一与富强的憧憬，寄情于祖辈们所归属的“上国”（奥斯曼帝国自称“上国”，用阿语表达为الدولة العلية）。但这都不意味着阿拉伯人就真正盼望土耳其人再来管理他们。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信息同样可以看出，泛阿拉伯情怀仍然是广大阿拉伯人难以割舍的情怀，只不过他们有很多人厌倦了当年纳赛尔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既然对阿拉伯的身份认同难以割舍，那还能多少阿拉伯人会真正欢迎非阿拉伯人的统治呢？且不说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本国的状态。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脱离人们预测未来时所依据的轨迹。一部分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怀念，虽然并不意味着他们盼望帝国的重建，却折射出一种超越国家间既有主权和边界的身份认同，甚至可能还连带着他们对这种主权、边界以及既有地区秩序的不满和愤恨。从这点来讲，往往被视若冰炭的泛伊斯兰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又是何其相似。如此，无论是在土耳其还是阿拉伯世界，新奥斯曼主义背后所蕴含的身份认同，未必不会因为事态的变化，而演变成一股强大的政治诉求。

图片6：新奥斯曼主义固然体现了是对伊斯兰教认同的强调，但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实践上看，也可能会包含宗教多元主义的成分。在电视剧Payithat第二季中有一个剧情：一艘俄国舰船贸然闯入奥斯曼境内，奥斯曼军队临阵以待，准备开火。但得知船上都是受沙俄迫害的犹太平民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随即命令部队禁止开火，并善待这些平民，并对到访的德皇威廉二世表示，他可以将这些犹太难民安置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任何地区，除了巴勒斯坦。因为在剧中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看来，奥斯曼治下的耶路撒冷（古都斯），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宗教权益能够得到充分保护，但犹太复国主义却是试图牺牲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权益，在巴勒斯坦阴谋建国。可见，这部电视剧也试图向土耳其国内外的穆斯林观众们宣传多元主义的宽容精神，并向非穆斯林观众营造奥斯曼帝国的包容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