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中国如何建立庞大高效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问题长期困扰着西方学术界。
依照西方学界的理论，国家的组织水平一般源于交通和文字，但是，即便拥有了恢弘的道路系统和精妙的文字体系，西方的古典帝国依旧庞大且松散。
相反，在交通系统和文字系统尚未统一的时代，中国文明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力。
一般认为，一个巨人越发庞大，他调动身体的能力就越发迟钝，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拥有如此惊人的体量，却又能如此灵活地调动其每一个部分呢？除了车同文书同轨的创举之外，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
乡里制度的必然性
在讨论乡里制度的起源之前，我们有必要讨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建立这样的制度。
从古至今，在东亚广阔的地平线上，始终有这两个问题笼罩着古老的农耕文明：干旱洪涝等一众天灾和游牧民族入侵等一众人祸。
古代农业经济天然地封闭分散且力量脆弱，如果不进行人为的组织，从事农业的人就只能以家庭的力量应对这些灾害。
遇见洪水，一两个家庭是无法治理的，遇见彪悍的弓骑兵，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也是无力应对的。
不过，只存在家庭的自然状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从农业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必须思考应对一系列变数的办法。
当松散的家庭无力应对时，“超家庭”的组织——国家便诞生了。
一个家庭无力应对洪水，那么，就以国家的力量组织一众家庭一起治理，一个家庭不敌游牧民的入侵，那么，就以国家的力量修建城池，组织军队。
中央集权的政府是农业文明的生存之要，这个政权必须把自己的力量渗透进每一户家庭，每一寸田地中，只有这样才得以调动每一份力量以应对灾害。那么，如何将国家力量如此精细地下渗至地方呢？乡里制度便如此产生了。
乡里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的集权政府几乎和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一样古老，而乡里制度则几乎和集权政府同寿。
中国的乡里制度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但明确史料记载的则应从周说起。
西周时期，地方被以乡遂制的方式组织起来，乡遂制可以说是后期一系列乡里制度的早期形态。
在乡遂制的设计中，五家编为比，五比编为闾，五族编为党，五党编为州，五州编为乡在国都和国都的近郊，土地被划分为比、闾、族、党、州、乡几个层级，在边缘地区，则划分为邻、里、鄙、县、遂几个层级。
尽管这样的制度虽然简陋，但是比起周边民族，这项制度已经展现了巨大的优越性，这样的层级划分之下，国家可以有组织且高效地调动国内的人口，庞大的人口不可能全部直接听命于一人，但层层分级便可以轻松调动，于是，在西周早期的一系列征讨中，周王朝都取得了不凡的战果。
不过，这样的早期制度暴露了很多弊病：
其一是“周时邻里乡党之事皆以命官主之”，也就是说，在西周，每个层级的政令都出于官而不出于民，也就谈不上自治。
这样的代价是明显的，当大大小小的事务都出于官的时候，政府必然会承担更多的负担，整个治理的体系必然趋于臃肿。
其二是周仍旧是奴隶制社会，两种不同的分层体系导致乡遂制存在国人和野人的区别，这样的区别同样导致了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在王朝尚还年幼时，这样的不稳定因素不过是细枝末节的不足，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到周王朝垂垂老矣的时候，这样的不稳定已经成了帝国的大患。
随着井田制的崩溃，周人的荣光也慢慢迎来结局，但是，当周人带着不甘回首时，他们断然想不到，他们的创造已经成了一个伟大文明的根基。
乡里制度的“高光时刻”
面对周代制度暴露出的问题，后世的统治者不得不加以改进，在西汉到唐的漫长岁月中，这样的改进不断丰富着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也带来了乡里制度的“高光”时刻。
既然“皆以命官主之”的方式带来了治理体系的臃肿，那便推动乡间自治，让治理从以官治民到以民治民转变，曾经奴隶制下贵贱的划分限制了动员的高效，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和旧体制的瓦解使之化为浮云。
于是，秦代设立了县级以下的乡、亭、里等乡里组织，全国的力量得到了高效动员，便有了南取百越，北却匈奴的恢弘史诗。
到汉代，里以下的治理进一步细化，汉代将十家编为一什，五家为一伍，这便是什伍制度。
正是在此时，中国的乡间从官治的状态变成了半官半民的状态，初步完善的乡里制度迎来了其高光时刻。
在军事上，乡里可以是军工和兵源单位，在征兵上，乡里制度提供了完备的基层组织，国家权力下渗到了家庭，于是征兵便可以没有缺漏地挨家挨户进行，保证了兵源的充足。
在生产上，由于基层体系的完善，很多兵器的生产可以委之民办，每一个家庭都是生产单位，保证了军备的充足。
在国家建设上，国家可以用这一套制度挨家挨户征兵，自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征调民夫，于是，在依托乡里制度的征召之下，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被送往大型工程建设的工地。
在社会稳定上，乡里制度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将人口编入乡里，便把每个人口嵌入了其生产岗位，使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业，在乡里制度下，邻家遇灾则应帮助，邻家犯罪则应检举，每家每户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又相互帮助的关系，原本自然状态下相对分散的家庭被乡里制度联结在一起，就如同分散的铁环被结成铁链，其韧性是强大的。
汉以后，乡里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乡的职能渐渐弱化，而里的职能却逐渐加强，唐以后，乡绅乡约出现，既促进了乡间的生产，也带动了乡间的教化，带来了“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风气。
纵观古今，我们不难看出乡里制度演变的大趋势——基层组织的自治权不断加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在官治到民治的过程中，人的价值和权利得到保证。
回首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一幅壮丽的画卷，当画卷徐徐展开，我们不免被其中波澜壮阔的内容吸引，不过，当欣赏这副画作时，千万不要忘记这画卷的底色：我们的基层制度——乡里制度，正是这套体系的存在，中国才得以高效动员每一个人，伟大的君主得以调动他的臣民，贤德的士人得以施展其抱负。
所以，乡里制度正是古代历史不可缺少的底色，它看上去默默无闻，却以独特的方式贯彻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始终。
乡里制度的弊端和改进
尽管乡里制度展现了巨大的优越性，这项制度的弊端也是存在的。
随着国家越来越庞大，人口越来越多，为了节约治理成本，统治者不得不将权力下放至地方，地方的自治权便不断扩大。
而这种权力的扩大反而冲击了中央集权，借助地方自治权的扩大，地方豪强壮大了，这些人结成小王国一般的庄园，蛀虫般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是汉亡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豪强不服从中央号令，导致国家力量难以调度，对下，这样的豪强剥削百姓，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到了魏晋，这样的豪强发展成了世家大族，阶级被极端固化，导致了统治者昏庸，而底层民不聊生的情况。
但弊端的出现必然也伴随着弊端的解决，科举制度的产生打击了这些势力，同时，新的乡里治理力量壮大了——乡绅。
一方面，乡绅和中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弥补了地方行政的不足，加强了中央权力对地方的渗透，另一方面，读书人组成的乡绅群体带来了教化，乡间的风气得以改善。
今日的反思
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冲击下，古代的乡里制度正慢慢被掏空，人口和资本大量流向城市，在诱人的机遇面前，原本的乡绅纷纷走入城市，留下的却是乡土上迷茫的老少，而这一趋势在列强入侵和工业革命中进一步加强。
乡里制度被人淡忘的背后，其实是更深刻的问题，面对工业文明的冲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我们曾经的故乡？
农业不单单是一个产业，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乡里制度包含了农业社会中人的处世态度，这种“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模式不仅仅是一种治理体系，更是一种生态，一种哲学。
当今的中国的潜力固在城市，但更在乡村。
当然，乡里制度包含了诸多封建因素，这些因素是不得不剔除的，当今的乡村建设无须再把旧时代的乡绅乡贤请回来，而是更应将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送入乡土。
基层治理是这个国家的命脉所在，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固然是科学的，但真正的关键往往在于基层如何执行。
建设新时代的乡里体系是刻不容缓的，也许当我们面对庞大的城市无所适从时，我们自然会发现，要寻找新的机遇，还得回头看。
那么，新的问题便是，如果我们要将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送入乡土，并对我们的乡土生态重构翻新，吸引他们重返乡土的是什么？
参考文献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皇权与绅权》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沿革及其历史镜鉴》
《中国古代基层组织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