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1950年，日本导演黑泽明编出了芥川龙开之介的《罗生门》和《竹林中》，制成电影《罗生门》。
这是一部集合了暴力、凶杀、悬疑于一体的黑白电影。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它留给了我们长久的思考。
和原著相比，黑泽明给了电影一个光明的结局。
因为，他觉得原著真的太悲观了。
如果不这样改编，简直没有办法收场。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难以收场”的短篇小说《竹林中》。
我们读一篇小说，最直接的愿望就是知道故事的结局。
可如果一篇小说，作者没有告诉读者真相。
或者说，这个故事没有结局。
那么，这个故事还有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
《竹林中》就是这样的经典作品。
小说运用了不同视角，讲述了同一个故事。
书中出现了七个叙述者。
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在讲同一件事。
最后的结果，使得这件事扑朔迷离。
所以，读者到了最后发现，每个人说的话都是不可靠的。
《竹林中》故事的主线是一场凶案。
武士金泽武弘被杀。
既然发生了命案，那么故事的发展就是找出杀人凶手。
从目击者到事件的参与者，每个人的叙述都带有很浓重的主观色彩。
事件的三个参与者：强盗多襄丸、妻子真砂和武士金泽武弘。
他们都说自己是凶手。
前面四个人是案件的间接参与者。
第一个出场的是樵夫。
他是发现尸体的人。
在他的叙述里，夹杂了很多自己的推测。
“看样子那男子被杀之前，准是狠斗了一场。”
“虽说只挨了一刀，可正好扎在心口上。”
对于凶案现场的描绘时，他显得比较冷静。
话语中的一些不确定词汇，是作者在暗示读者他说的是不可靠的。
第二个出场的是行脚僧。
他和武士夫妻有过短暂的相遇。
他的供词集中在对夫妻二人外貌的描绘。
尤其是对武士的装备，印象格外深。
“佩着刀，还带着弓箭，特别是黑漆箭筒里，插了二十多支箭。”
这样一个武装齐备，威风凛凛的男人，还是难逃横死的命运。
所以，僧然感叹：
“真可谓人生如朝露，性命似电光。”
僧人的供词，对案件的侦破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价值。
但是，在他的话语里，暗含了作者的观点
——人生无常，福祸难料。
第三个出场的是捕快。
由于他的职业局限，他对强盗多襄丸有很多先入为主的判断。
“臭名远扬的大盗”，“最是好色之徒”。
所以，他给出的供词直指多襄丸是凶手。
偷盗、好色，足以说明多襄丸的品性。
他还带着武士的刀和弓箭，这更能让人相信多襄丸是凶手了。
捕快对多襄丸带着很重的好恶判断。
于是，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多襄丸只是捕快眼中的多襄丸。
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第四个出场的是老妇人。
她是真砂的母亲。
她的供词主要是描述夫妻二人的性格特征。
武士是一个温和的，不会主动惹是生非的人。
而女儿真砂，则是“刚强好胜，不亚于男子”。
母亲的供词里特别强调了女人的贞洁。
金泽武弘死了，真砂下落不明。
老妇人接受了捕快了供词，认定了多襄丸是凶手。
她是真砂的母亲，在她的叙述里，明显倾向于女儿。
所以，她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
接下来的三个人是这场凶杀案的直接参与者。
多襄丸的叙述干脆、豪爽。
他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自己强暴真砂和杀害金泽武弘的事实。
他先是被真砂的美貌所吸引，后骗取武士的信任，引他到了竹林，趁其不备将他绑在树上。
随后在他面前，对真砂施暴。
在他的供词里，赤裸裸地展现了对真砂的欲望。
多襄丸表示自己并不想杀武士。
但是，真砂却缠住了他，并要求他和丈夫决斗。
“谁活我就跟谁去。”
原本只是欲望的关系，多襄丸看到哭泣的真砂时，这段关系却转变成了夫妻关系的期待。
“就是天打雷劈，也要娶她为妻。”
多襄丸给原先被绑在树上的武士松了绑。
两人开始了公平的决斗。
结果是多襄丸用大刀了结了武士。
等他回头找真砂时，真砂却不知所踪。
真砂的诉说是在清水寺的忏悔。
她主要描述了自己再被施暴后丈夫的眼神。
“他那灼灼的目光，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只有对我的轻蔑，真个是冰寒雪冷呀！”
被人强暴已经够耻辱的了，再被丈夫轻蔑，让真砂难以忍受。
所以，她决定跟丈夫一起死。
她先用自己的匕首杀了丈夫。
轮到自己时，突然没了勇气，或者说她的耻辱感因为丈夫的死得到了消解。
所以，她逃走了。
武士是借巫女之口所说的供词。
他的描述主要是围绕妻子被强暴后的表现。
强盗在凌辱真砂后，对她百般宽慰。
而真砂呢，尽管失魂落魄，却听得入迷，显然被强盗打动了。
不仅如此，真砂主动要跟强盗走，并发疯般要求强盗杀了武士。
强盗没有答应她，反而将她踢翻在地。
真砂逃走后，他给武士松了绑也离开了。
武士感到羞愤难当，拿起妻子掉落的匕首自杀了。
他的叙说显然跟多襄丸相反。
他并没有决斗失败，而是自杀。
七份供词每一份都能自圆其说。
将他们放在一起，案件就陷入了谜团。
三个主要人物的形象也随机模糊了起来。
作者借这七份供词，让读者能清晰地感知到一个事实
——每个人都是利己的。
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对一件事很难做出公平的判断。
同一件事，三个参与者的感受明显地倾向于自己。
这场悲剧的动机是多襄丸对真砂的“欲”。
要想得到，就必须杀了武士。
多襄丸觉得自己做得光明磊落。
“只不过我杀人用的是腰上的大刀，可你们杀人，不用刀，用的是权，是钱，有时甚至几句假仁假义的话，就能要人的命。”
如果不是武士贪婪，就不会被骗入竹林，妻子也就不会受辱。
这段表述，多襄丸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草莽英雄。
后面，他在形容和武士的决斗时，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决斗场面。
“因为跟我交手，能打到二十三回的，普天之下也只有他一人啊！”
这种夸张的、借题发挥的供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坦然的、勇敢的、直率的、自然洒脱的英雄形象。
所以说，如果武士不是多襄丸杀的，而唯一能让多襄丸认罪的原因就在于此。
他在重塑人们对他的认知。
多襄丸不再是捕快嘴里的无耻小人，而是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侠士。
真砂的叙说里充满里耻辱感。
不仅有来自强盗的凌辱，更有丈夫的眼神羞辱。
真砂是一个倔强要强的女人。
她一定要消灭耻辱。
可是，她拿强盗没有办法。
对于绑在树上的丈夫，她渴望他能给她安慰与同情。
但是，得到的仍然是冰冷的眼神。
“可是你也得给我死掉！你亲眼看我出丑，我就不能再让你活下去。”
死亡，是消灭耻辱的唯一途径。
丈夫的死，阻止了耻辱的传播。
所以，真砂决定活下来。
真砂的话，是对多襄丸供词的翻新。
在多襄丸那里，真砂是要求多襄丸和武士决斗。
无论谁死，两种耻辱感中的一种就会消失。
而在真砂的表述里，她是自己动手。
这更能表现出这个女人的刚烈和无可奈何。
如果不是丈夫冰冷的眼神，她也不会选择杀人。
武士的话完全强调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他的表述更有颠覆性。
妻子真砂并不是一个烈性女子，而是一个软弱、顺从的人。
强盗在真砂提出杀人请求后，一脚将她踢翻。
这时候武士“已愿意饶恕强盗的罪孽”。
妻子的背叛，让他气愤、羞愧。
强盗出乎意料的举动，让他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
他的愤怒无法发泄，只能转向自身。
让武士难以忍受的是妻子的变化。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他走向毁灭。
他的叙说里，没有决斗的失败，也没有冰冷的眼神。
他在反复强调的是自己遭到的背叛。
在这个突发事件中，他充分领教了人性的复杂性。
出于男性的自尊，他才选择了死亡。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
“我相信，在任何社会组织下，我们人类的痛苦是难以解救的。”
很喜欢电影里一句话：
“撒谎是人的天性。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甚至不能对自己诚实。那是因为人们太脆弱了，所以才撒谎，甚至是对自己撒谎。”
真相只有一个。
三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
无论是哪一个版本，每个人的供词里都有虚假的成分。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我们能感到人类这种利己性的普遍性。
作者对世界对人生的凄凉感受，就是放到现在，也具有现代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