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在《使女的故事》中，当基列主教们开始掌握国家政权时，只要大脑正常，所有能做出第二个选择的人都开始大规模逃离这个国家。
一时间，基列的机场里人满为患 ，到处都是拿着签证、护照和拥有其他国家身份的人开始排队登机离开。
艾米莉的伴侣拥有加拿大的永居身份，艾米莉也有合法入境的证件，同时她们还拥有孩子的身份证明，她们的结婚证，但却被基列政府拦了下来，理由是，孩子只能由亲生父母陪伴离开，你们两位只能有一位是孩子的母亲。
现在是基列，以前政府颁发的同性结婚文件不管用。
最终，艾米莉被拦了下来，没有登上那班飞机。
后来，艾米莉被迫成为了使女，她的故事充满了抗争、不屈和惨烈。
而在美国变成基列国之前，她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而琼的一家则是普通人，她和丈夫没有其他国家的绿卡，但他们想要离开的心是和艾米莉一样的，他们知道，即使为了孩子的安全，也绝不能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了。
他们一家带着孩子艰难地开始往边境线上跑，想要越过边境线，跑到邻国，而当时加拿大也对逃亡者开放了人道主义救援通道。
可在基列国内，边境线上布满了卫兵和卡哨。
最终，琼和孩子被抓了回去，琼的丈夫逃到了加拿大，琼沦为使女，女儿被分配到别人家收养，一家三口从此骨肉分离。
在很长的时间里，琼作为使女，被驯化和训练，她的行动是被严格监控的，她对外界一无所知，除了她服侍的主教家。
直到在她一次又一次地逃离和抗争中，她慢慢知道了这个极权社会的全貌。
此前，她还一直在疑惑，有办法的人都通过合法渠道提前离开了，除了有钱人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中产阶层，这些家庭去了哪里？怎么看不到？
中产阶级去哪里了？难道都被杀了？这不太可能吧，他们也是最听话和素质最高的一群人，拥有专业技能，拥有不少资产，拥有儿女和完美家庭。
原来他们被统一划配到限定的居住区域，他们的着装不同于主教的绿色和使女的红色，这一阶层是浅绿色。
在中产阶层的小区里，每天主妇们买菜的时间和进入小区的时间是有严格规定的，门口有持枪的守卫把守，进出都要检查证件，核查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外出和按时返回。
所有的食品都是配给制，有券才能购买。
主妇们除了买菜外出，就是在家中不能出去，他们的丈夫在政府的安排下从事不同的工作，但也有严格的进出条件和限制。
进出检查通行证，按时买菜，按时回家，按时关灯。
这样的小区，其实和监狱的区别也不太大了。
并且，稍有不慎，他们一旦犯了些错误，丈夫就会吊死，妻子则会被发配去当使女，孩子则会被安置在别的家庭。
邻居之间的关系，呵呵，连坐和互相举报揭发都是基列政府鼓励的行为，也是他们乐于看到的。
如果说，在变成基列前的美国，还拥有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在基列国中，中产这一阶层注定很快就会消亡。
在基列这种国家，建国都是非法的，对于人民的恶行势必遭到国际上的一致谴责和经济制裁，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外资和企业大规模撤出，这个时候，一个国家会势必陷入到经济危机中。
如何最快地从经济危机中缓过来，对待中产阶层，要么鼓励他们去投资，要么就是直接掠夺他们的财富，
不管哪一种方法，中产阶级都将不复存在。
显然基列国采取了后一种。
这样的措施结果如何？
在短时间内，在各国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下，基列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经济。
在第二季中，当墨西哥使团到来时，他们看到了系列的成果：在两年内使女们生下的一大群健康可爱的孩子，看到孩子们，墨西哥女大使眼睛都亮了，并且主教夫人赛琳娜骄傲的说出，他们的土地治理工作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往的废土中已经符合种植条件，被种上了粮食和蔬菜。因为基列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环境污染也被有限遏制。
这种情况符合常理吗？太符合了。
把国家中每个人的消费压制到最低之后，国家就会有相当富裕的资金投入到农业、制造业、教育、科学和军队。
历史上真实存在过。
前苏联的前两个五年计划中，都取得了让世界上不敢相信的惊人成绩，但其代价就是个人的消费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远远低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
但这样了不起的经济增长背后也掩盖相当多的不足之处。
在剧中我们可以看到，基列国的掌权者们是非常自信的，他们认为他们这是在挽救人类，至于那些穷人的痛苦，不过是前进途中的一些微小牺牲，和光明的前途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当中产阶层觉得自己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每天都小心翼翼时，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就是那个所谓的代价。
那么，有钱有资源，也有知识和见识的中产阶层，为何没能奋起抗争，直到最后财产被掠夺，家破人亡，这一阶层直接遭受到了清洗呢？
面对如此多的国民，基列国用了五步就瓦解了可能遭遇到的抵抗：
第一步：定义。对于所有的反抗者，定义为是异端者，动用宣传工具，宣扬他们对于社会的危害，
甚至不敢将他们定义为反抗者，生怕民众知道原来想要反抗的人一点也不少。
第二步：没收财产，实行配给制，人为造成食物短缺。
当初德国对犹太人也是这样做的，当私有财产不再神圣不可侵犯时，社会契约就被切断了。
第三步：集中。
将那些领头的反抗者处死，
有利用价值的比如可以作为玛莎或者使女统一进行驯化，集中关闭起来，使得他们在社会视野中相互隔离和孤立，彼此之间不再可能来往，切断应有的社交和交流，同时也切断了他们在公众视线中的存在。
第四步：饥饿。食物的配给制，生活物资的短缺，让弱肉强食成为可能。挑动内部纷争，使得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只有仰仗强大的基列政府。
而那些对基列没有用，还浪费口粮的人不配存活。
甚至在德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饥饿“也成为了所谓屠杀的”人道“的理由。
第五步：灭绝。所有的反抗者被完美杀害。
因为你是异端者，你已经不再被整个社会体系所接纳，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了你的容身之处。
而劳伦斯的园丁社会，更是将整体社会运作成了一个层层分解的工厂，每个人都只负责这屠杀的其中的一小段，士兵听从命令，守卫边防线，抓捕私自越过边防线的公民。
负责押送的士兵只负责将抓捕来的人安全送到感化中心，感化中心的嬷嬷们只负责让使女们听话、服从，
负责行刑的士兵甚至使女们只知道这些人是已经被政府定罪了的罪犯，他们只需要一、二、三拉紧绳子，拉起吊板就可以。
就像纳粹中那些人的分工：负责浇油的工人，操控焚化炉的士兵，制造焚化炉的工程师，改进毒气室工艺的科学家，巡逻的士兵，押送犯人的守卫，他们都是正常的、具备道德感的人。
但在不断分化的分工体系中，他们的心理距离被急剧拉大，工具理性的思维被推到极致，必然会给道德和价值观增加了限度，在追求高效和自身利益的驱动下，集体丧失了自我反思和批判的行动力。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每一个人都在屠杀，但每一个人都没有具体而直接的屠杀，因此不用面对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在齐格蒙 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于现代理性社会为何还会发生“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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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建立秩序是现代性的不懈追求，而从思维方式上看, 大屠杀是合理设计的结果, 是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它有其“合理”的价值追求、理性地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
而现代官僚的科层制度使得“大屠杀”得以设计、实施和实现的重要机制。
因为在这种科层制度中，体系等级中的多数成员可能在没有了解组织指令的后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和采取行动,
而劳动分工等级和效果的增加也意味着它所制造的距离的扩大。
这使得执行具体分工职责的人除了承担具体的技术责任外, 对他们所无法直接看到的行动的后果及其可能具有的道德责任漠不关心。
简单的理解就是这个体系中三种模式：个人----集体；个人----上级，旁观者
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
鲍曼认为道德驱力本身具有一个相对的交换区域, 纳粹正是通过隔离、开除国籍等方式将犹太人从道德驱力的范围内驱逐出去。
其实，从情感角度，我并不喜欢看《使女的故事》，因为它一点也不科幻，一点也不未来，甚至过分真实了。但从理性角度，这样的剧情也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反思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