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辈同事们(1)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后来进入了由单位幼儿园改建的俄罗斯建筑。
看到中长路时代留下的宽大的双屉写字台时,我有些愕然:以后就在这里上班?这个里外套间的办公室有四人:里间是M组长和老Q,外面是老G和我。第一次面对那三双读不懂的目光时,我不得不相信:从此我就得与这三位长我一辈的同事们一道工作了。
在这幢老建筑里,我耗去了差不多十年的时光。
四十年过去了,我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我的那些前辈同事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是风烛残年了。
M 组 长
当年的M组长,五十上下的年纪,生得白净,很显年轻,虽略有弓背,却不掩干练与潇洒。我是夏天进的那间办公室,他每天都是那件一尘不染的白色短袖衫,整洁中透着机敏精明、严谨儒雅。
M组长与那个年代的工农干部一样,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丰富的阅历加上天性聪慧,使得他具有别的干部不可比的水平与能力,组长的工作对他来说是游刃有余。
一次,我电话通知各车间、部门的负责同志汇报情况,一位资深的总支书记以没有准备为由告假,在我为难的时候,组长拿过电话,一声断喝:“不行!你训人啥时作过准备?不是张口就来吗?”这位老书记按时到了会议室。
M组长并不是一个动辄训人,盛气凌人的家伙。我在他的手下干了三年,没挨过一次训,即便有个一差二错,也是一种和颜悦色地提醒与暗示。一天闲聊,组长说当年学开车时,头儿要求擦地板必顺着地板缝擦。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组里的前辈们也没把我当杂役用,每天早晨拖地、擦桌子、打开水这些事都是大家一起做。
平日里,组长是一个很谦和的人,迎来送往很是讲究,尤其对一线来的同志更是礼貌周到。
组长收入不菲,相当于我工资的两倍半还多,可是,老伴没有工作,常年有病,五个子女,每到月底都要为无米之炊犯愁。当年,为了解决职工的临时困难,车间、科室都有“互助金”。发工资时依个人情况,自愿存入。组里的“互助金”由我管着。需要寅吃卯粮时,组长就从这里借支一点。下月开支,悉数奉还,从不拖欠;粮票也是在同事中倒借,有借有还,绝不像现在的一些人,沾上一星半点“官”字就不要脸地“黑”。
虽然自顾不暇,组长对下属还是关爱有加。在物质匮乏的年月,我参加过组长招待下属的家宴,至今还记得有一道叫“金钩蚬子”的菜。菜 我爱人从外地调来之后,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房子。那时有句话,叫做“宁借老婆,不借房子”,足以道出住房紧张的程度。组长凭着老面子,几经周折为我借到了住房。
组长在我心里最难忘的,是对老伴的那份深爱。组长的妻子患有很重的气管炎或是哮喘一类的病,不仅家务的担子全落他的身上,还得三天两头地跑卫生所取药,接送妻子打针,我没听组长有过一句抱怨的话。
那个年代,看一场电影就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了。我第一次见到组长的老伴,是在通往电影院的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组长左躲右闪地推着自行车,后座上佝偻着一位满面憔悴,老弱不堪的病妇。见到我,组长坦然却又不无爱怜地向我介绍说,这是他的老伴儿。
组长的老伴身体不好我早有耳闻,但是看到眼前这幅情景我还是很吃惊的。看组长的妻子,徐娘半老够不上,人老珠黄也够不上。当时还未婚的我多少有些明白了,婚姻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
有人说那是个禁欲的年代,可是始乱终弃者不乏其人,拈花惹草的事也时有耳闻,而我们的组长却是没有半点儿绯闻。
组长肯定也有缺点、弱点甚至毛病,但是,就凭他对疾病缠身的老伴儿不离不弃,一往情深,在我心目中就近乎完美了。
在我到组里三年之后,组长到下面一个近千人的车间任正职了。没多久,他走上相当于单位副职的岗位。再后来,不知因为什么,调到一个小单位任原职。以M组长的能力和水平,在并不讲“年轻化”的年代,向上走是可能的。未能如我所想象的那样,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M组长离去已经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