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君什么意思是什么关系】“新城二陈”湘江情

湖南青年学者谭伯宇致力于清史研究，曾撰写《新城二陈》篇，编入《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辑。

一、家庭背景

按黎川县（时称新城）陈氏家谱，二陈的记录是：陈永之，讳学受，附监生，生嘉庆丙寅（1806）十月十一日，卒同治乙丑（1865）某月，葬家乡八都。陈稻孙，讳溥，监生，生嘉庆丙寅十二月初十日，卒缺（1858？），葬四川江安县城外。——两人是堂兄弟，陈溥比学受小两个月，为弟，在此不妨称“小陈”，而学受为“大陈”。两人的生年不会错，卒年呢，小陈的则仍得考证，因为其卒葬均在四川。

成年之后，二陈携手外出游学，使用过不同的名字。比如大陈学受，更多的是称懿叔或艺叔。小陈稻孙呢，更多的是称溥（或旉）与广敷，又叫悛侯。“悛侯”之名几乎无人使用，惟少小同学用过，如杨希闵《浩歌怀陈三悛侯兼奇同学诸友》诗云：“入春夜雨寒飕飕，畸人忽忆陈悛侯。乡里富儿怕见面，有官可求庸不屑。”

两人与陈孚恩同辈，均为新城县中田人，所以他们的家庭背景可以从陈氏大家族中有所廓清。陈灨一《清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先六伯祖子鹤公家传》说：“当其时，吾家方鼎盛，以期功之亲，登甲乙科，冠盖棨戟相望者多至数十人。”当时的陈氏，实是新城县望族，仕宦之家，科第绵绵。

民国《江西通志》载：“清进士陈道，子守中、守誉，乾隆年间同举乡试，孙观、用光、椿冠，曾孙希祖、希曾、兰祥，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中田陈氏在清代中晚期如此辉煌，耀眼夺目，黄鼎元、陈三立等人都给予了极高赞誉。

其中，陈三立的原话是这样：“当清嘉道间，翁覃溪（翁方纲）学士三使豫章，而有古文在新城之言。盖新城自陈凝斋先生以朴学大昌于世，厥后鲁絜非进士及凝斋之孙石士宗伯，皆能传其学。宗伯师其舅氏絜非，复为惜抱（姚鼐）高第弟子。当其盛时，海内桐城者，必并举新城。”事载于胡先骕的《甘簃文集叙言》中。此文还说：“湘乡曾侯所谀之二陈广敷、懿叔，又俱凝斋之曾元孙。”特别指出了曾国藩对二陈有点兴趣，是以“谀”之。

尽管家族科第蝉联，二陈却仅是监生；尽管二陈没能及第，但天纵其才，理学渊懿，诗文顺达，还精通书法。这与他们少年时代享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二、外出游学

两兄弟特别结缘，同进同出，亲密无间，几乎公不离婆，称不离砣的。他们弃家而出的目的，无外乎游学、交友、兜售所识，进而寻求晋身之阶。

第一站自然是北京。首善之地，天子脚下，群英荟萃，正是二陈梦寐以求的去处。

哥儿俩刚到北京，一下子就瞄准了桐城派大师梅曾亮。这无需他们耍心计手腕，陈家与桐城本来就关系巨牛。二陈于是师事梅曾亮，还有一老师是桂林人朱琦（字伯韩），尽得古文法，学务益发精淳。大陈的研究方向是《春秋》《尚书》，遍览古今解说，对孟子所论尤为深契。著有《圈注春秋读本》若干卷、《春秋十种》三十卷、《陈艺（懿）叔集》等。

小陈就复杂多了，简直是野路子。天文地理，奇门八卦，岐黄命脉，样样精深。杨希闵说他是“畸人”。“畸人”一词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可见，庄子所谓“畸人”乃是与世俗不同的“异人”。小陈性情豪宕，乖异人伦，不事流俗。少厌科举，天姿超迈，慕豪杰勋业。主攻方向是宋五子及朱、王，辨析精微，进而折衷六经。后来游历福建、湖北、江苏、湖南、贵州、四川等省，达二十年之久，潜心经史探研。著有《陈广敷遗书》39种48卷。又编次《王阳明集》《陆子集》《朱子集》各一册（未梓），县籍进士、同学饶拱辰说，“此三册非朱、陆、阳明之书，乃溥自叙为学之要也”。

兄弟两人的性格很不相同，但一点也不影响他们各自的观点及风雨同舟。同治县志“陈广敷”条：“溥美须眉，善谈笑，与人接无智愚贤否，莫不尽其欢以去。受则介介若不可一干以非，而论说诗古文词，亦终日亹亹不倦。”小陈是一个比较滑稽的人，更像江湖逸客，谈笑无拘，不似大陈濡濡恂恂，不苟言笑。不过，刘蓉说大陈“及是谈锋四射，森然挺矛戟相向，或奋髯疾呼，声震岩谷，左右侍者惶骇瞠视，亦不知何以云云也”，看来，闷葫芦也有张口长啸之时。

相较之下，大陈比小陈抱负大点。县志载陈艺叔七律一首云：“萧然客次雨冥冥，自起开缄向晚棂。编简河山通地络，丹黄星斗划天经。平生万感将头白，兹事千秋或汗青。淮海相逢挥玉麈，牙琴端赖子期听。”大陈似乎有意编纂河图洛书之类的地理方舆志书，倘若有成，当是一件大好事，是流播千秋的汗青丹书。他把自己比作伯牙，把小陈比作子期。伯牙鼓琴而六马仰斜，不是什么牛呀马呀的能懂，唯有小陈识器知音。而小陈，则“乡里富儿怕见面，有官可求庸不屑”，不屑为官，游手好闲，幸好“以本生子锡鬯官三品衔”。虽为虚名，有总比没有的好。其实，小陈的志向也是蛮大的，欧阳兆熊就说过：“广敷自言无匡时之位而有匡时之略，常欲佐一巨公，展其抱负。”嗬嗬，原来还是缺了引路人。

这对“宝贝”，一到京城就混得风生水起，与当时的贤能时彦多有交从，如曾国藩、邵蕙西、余小颇、刘椒云、龙翰臣、王少鹤、吴嘉宾（南丰人）、冯鲁川等等。比如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初八日。……旋至濂父处久谈。座间遇陈艺叔，治《春秋》学者，论俱不俗，谈至申正归。二月十二日。……下半天，蕙西来，招同至陈艺叔处，灯后归。”由此可知，大陈与曾氏初识于此年。只是为何未载小陈，莫非他单飞了？不得而知。其实，曾国藩的日记有一百三十万字，现存台湾，我们平时能读到的仅是极少一部分，很多信息还是不明瞭的。

三、倾倒三湘

“二陈”的特指且固化，源起于曾国藩。

曾国藩名作《欧阳生文集序》，畅论桐城派在各省的流行广布之后，接着说：“生（欧阳勋，早卒），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量事新城二陈。”

就是这哥俩，道光二十八年（1848）亲入湖南考察，几乎倾倒了三湘鸿儒。这里不妨先介绍一下东道主欧阳兆熊。

欧阳兆熊（1808-1876），字小岑，道光年举人。欧阳“好奇多通”，又喜文学，立业掌家后，“宾客坐席恒满，颇周贫儒”，一时“为游谈宗”。“道光以后，县人有名称者，无不以兆熊为重”。“有名称者”大致为罗汝怀、罗泽南、吴敏树、曾国藩、左宗棠、刘蓉及郭嵩焘、崑焘、崙焘三兄弟等，皆是载在简策的名流。

1848年秋，二陈来到湘潭欧阳氏家做客，一住就是几个月。当时，主人欧阳大发英雄帖，说江西来了两个奇能之士，大家快来见识一下吧，“罗罗山（泽南）、刘霞仙（蓉）、吴南屏（敏树）、郭筠仙意城（嵩焘、崑焘）、罗研生（汝怀）闻吾家来此异人，各先后至，无不倾倒”。又据罗正钧《劬盦文稿四编·四待轩遗诗叙》，参与此次盛会的还有江忠源与左宗棠。曾国藩此时正在京师，故没能与会。

三湘鸿儒聚会欧阳家的先后顺序不太清楚，但刘蓉是郭嵩焘招来的不会错。刘蓉《书陈懿叔赠言后》曾详述过此次相会，说：

戊申（1848）秋，余与筠仙会长沙，同寓止弥月。每更阑茗熟，纵谈天下，论古今人物。筠仙举所见当世贤豪君子，上自名公卿，下逮岩穴韦布之士，屈指以十数。已，谓余曰：“江右有二陈：懿叔、广旉，恢奇磊落，古豪杰士也。为学渊博无涯涘，而闳中肆外，议论英发，不肯后古人，又甚达世务。往余遇之江夏，甚投契焉。惜不令吾子见之。”……既而筠仙别余去湘潭，一日以书来曰：“向所称二陈今至矣，甚欲一见君。君如遂来，则及见之也。”余闻而驰往会焉。

当年初秋刘蓉刚和郭嵩焘在长沙相会，共同居住了近一个月，郭氏向刘氏提起二陈有奇能之处，惋惜他没会过此二人。而自己早在江夏（武汉）结识了二陈。不承想，说曹操曹操到，郭、刘分别不久，二陈竟降临湘潭，郭氏大喜过望，立马遥呼刘蓉赶来。

南宋符行中序吕南公《灌园文集》时说：“刘梦得（刘禹锡）尝称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吾乡麻源，地气殊异，江山炳灵，视潇湘间为不足道。”引用此话，虽有点自矜，但未使不是如此。比如说，唐宋八大家，三湘又有何人荣列呢，而江西抚建则有两位（欧阳修不算在内）。也难怪曾巩会说家乡“麻姑秀气，世不乏人”。蔡伦、欧阳询、周敦颐、王夫之等人可都是湖南历史上的名人呀。那么，二陈有什么异禀奇能让牛皮哄哄的湖南牛人“无不倾倒”呢？

其一，二陈的学识。湖南鸿儒宗程朱理学，像曾国藩一样，算是较典型儒派。尤以刘蓉信奉最笃，持论最苛。二陈既崇朱子，更喜欢陆王。朱、陆两人在南宋就打了一场旷世“生死架”，六百年后的这伙人，仍接着“斗法”。《书陈懿叔赠言后》曰：

广敷尝病予寄程、朱矮檐，执方隅之见以囿天下，其道已隘。余亦毎诮广敷舍安宅以翔于寥廓之宇，自谓据千仞，览八方，而讫不得一席之地以安其身，其终无以自托，则将丧所凭依而颠踬以败，岂若寄矮檐者尚有立身托命之区哉。论难旬日，宴笑从容，时以相诋诃，座客环听，拊掌呼笑相和，亦莫敢为左右袒也。

一方是寄居在程、朱的屋檐下讨生活，有点坐井观天的样子；一方是依恃主观唯心主义天马行空，却躅躇蹭蹬。在刘蓉眼里，无以自托还不如安身立命，程、朱毕竟是“大路货”，大家还不如顺受天命从了它。小陈的兀自潇洒，刘蓉不以为意；刘蓉的安身立命之论，也难入小陈之衷。双方各持一理，针尖对麦芒，大放厥词，谁也不服谁，阵容当然是湘籍强，阵容弱的二陈，大陈也是“淡定渊默，噤不发一语”。幸好大家并非车轮战，也不袒护任何一方，就让小陈与小刘“血淋淋”地厮杀。

其二，二陈的自虐。当时的江西新城陈氏，官做得最大的是陈孚恩，以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即任山东巡抚。较诸在欧宅聚谈的各位才俊，陈孚恩堪称早达。但陈孚恩不是进士出身，直到最后谪戍新疆伊犁时，仍是为人指责的“污点”之一。就像文革之期间，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时有被藐视或批斗之虞。

二陈也是狠于检举揭发与自我批评的，对这位族兄弟满是不屑地说：“尝谓吾两人落拓不遇，而令子鹤（孚恩）、服耔（晋恩）辈得志，吾以此卜新城陈氏之衰矣。”一家人批一家人，还卦验陈氏衰退，果然老辣，果有先知。两年后陈孚恩被撤去军机大臣职务，十四年后打回“解放前”。唯一遗憾的是，陈孚恩的亲哥陈晋恩也被裹进来陪骂，要知，晋恩早一年还在长沙知县任上，与这些湘籍大佬自然有交情，但二陈骂的是自家人，他人又能说什么，还未定解了某些人的气呢！

其三，二陈的奇能。上述两件事其实不算什么，有时不仅不能加分，甚或会得减分。又不是陈琳与骆宾王，战斗檄文，一骂千古风行。不过，在宏博的湘佬眼里，这对宝贝似乎有无穷的神秘感。

小陈擅长岐黄之术，也又非常精通纸上用兵。据欧阳兆熊回忆，刘蓉虽与陈溥“讲学不合”，“而独服其善于谈兵，其不寐之症，广敷为其治疗”。刘蓉的失眠之疾，小陈手到疾袪。而且，小陈还将《医书八种》送给了黄元御。同治元年（1862），欧阳为黄元御《四圣心源》序言说过：“道光戊申（1848），江西陈广敷溥以玉揪黄先生《医书八种》抄本相饷。其源不尽出自医家，而自唐以后，谈医者莫之能及，二千年不传之绝学，至是始得其真。爰取《四圣心源》、《素灵微蕴》，锓板行世，一时医风，翕然丕变。”两千年不传的绝学，当然是无价之宝，小陈却大方送人，也算是一阙佳话。

没有最奇，只有更奇。更奇异的是小陈“兼工相人之术，其推八字，不用财官印绶，合《说文》及诸子精义，融液成文，推测皆验”。小陈尤精相面拆字、卜卦扶乩、阴阳风水，掐指一算，推测精准，简直是诸葛孔明、伯温刘基再生。曾国藩自命精于相人，还作过什么《冰鉴》，可五个女婿中的四人不是命短就是打短命地会欺负他女儿，全然不顾及佛面，曾氏时常哀伤“看走了眼”。故跟二陈一比，就知道行浅甚。欧阳兆熊《陈广敷踪迹》为我们留下二陈弥足珍贵的“先声”：

时霞仙（刘蓉）犹布衣，即言其颧骨足以断制大事。谓筠仙（郭嵩焘）为今之房、杜。曾文正（曾国藩）时在京师，推其造成为杜祁公、文潞公一流人物，不能岐韩、范也。……乃自兵事起，浪游黔蜀，不一至兵间，殊不可解。吾独怪其言天下将大大彻大悟 ，戡乱之人皆在三湘，时粤贼尚未起事，而能前知如此。

这段话倘若上动天听，或被后来的咸丰、慈禧获悉，二陈要么以耸人听闻、蛊惑民心而被千马万剐，要么立马便为国师级的太傅、太保之类了。兹引谭伯牛的分析，后来刘蓉仕至陕西巡抚，远征西北，确属“断制大事”，曾国藩结局也与二陈之推测差不多。只有郭嵩焘，虽做过巡抚，出使西洋，后却被骂为汉奸，甚至舆论开除湘籍，毫无房玄龄与杜如晦的尊荣，则陈溥之言或亦不验。不过，今人评价郭嵩焘，由黑转红，迥异昔时，似又不妨说“推测皆验”。特别当时陈溥就预测“天下将大乱”，而“戡乱之人，皆在三湘”，则完全与历史相符，不能不令人赞叹先见之明，让人以为二陈有诸葛孔明、伯温刘基之能。十数年后，湘籍名士回忆起这段话，更对二陈佩服得不行。

四、情谊长存

刘蓉虽与小陈“讲学不合”，痛并快乐地斗着闹着。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刘蓉与小陈成了亲家。刘蓉的大女儿嫁给了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二女儿则嫁给了小陈的三子陈锡鬯（字洛君）。郭嵩焘《陕西巡抚刘公墓志铭》有“（刘蓉）女四人，长适世袭一等义勇侯曾纪泽，次适四川候补知县陈锡鬯，馀未字”等记述。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刘蓉》载：“（刘蓉）好才爱士，赣人陈锡鬯，方贫困，一见许其贤，招入幕，且以女妻之。”

在曾国藩的眼中，二陈固然能倾倒三湘，但理学水平仅够及格而已。今人公认曾氏是理学大师，他持此意见，就证明二陈理学不过尔尔。曾国藩有一封《答欧阳勋》信说：

昨秋与二陈兄弟相见，论辩之间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为实今日豪杰之士，所见虽不尽衷于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学所及；持论虽不必矩于醇，而其所讥切实，虽以匡吾之不逮。至于性情气诣之相感，又别有微契焉。别后独时时念之，以为如斯人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门户之见参之也。

这是一封没有标明时间的信，所以对“昨秋”殊难明白。有学者以为写于道光二十七年即1847年。这是不对的，因为信中还有一句“广敷千里奔丧，良堪悯念，不知比已扶梓归里否”，是指小陈母亲蒋氏于道光二十八年在四川病逝，他在湘潭聚会后就赶去扶梓归籍。所以曾国藩的信只能写于1848年或下一年。

就理学见解，曾氏自认为二陈与他“不合者十六七”，即大部分不对口味。但曾氏视之为豪杰之士，以为二陈非俗儒可比，而且其时政观点，有补于曾氏。所以，曾氏觉得与二陈还是比较默契的。“别后独时时念之，以为如斯人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曾氏是“家书控”“日记控”，读过其日记的人，总以为他矫情。其实曾氏并非这样的人，他的要求比一般人苛酷，是我这样的酱油男终身也无法企及的。他时时想念二陈，并认为他们是“益者三友”，我视为曾氏由衷之言。他还特别是劝告欧阳不要有门户之见，朱、陆并参本就是儒学发展的趋势。

曾国藩没有给小陈写过信，日记、家书也未提及，但他跟朋友的信也谈及过。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十三年，最渴望的就是人才如过江之鲫入其彀中。小陈自认大才赡逸，有王佐之用，又预测今后天下将大乱，这样的话自然会传到曾氏耳中，所以，带兵打仗之时，曾国藩还是很想要小陈的。咸丰三年（1853）三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与江忠源》说：“霞仙所荐陈广敷者，闻将为石帅所得。邹宣府亦奇士，吾当令其来左右也。”曾氏姿态高，不好意思与友军抢夺人才，只能退而求其次了。

而大陈呢，确实入过曾氏军营。大陈与吴嘉宾、王闿运、赵文烈一样，属于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一如孟尝君的食客，又如今天不带长的参谋。曾国藩的幕僚一度“闳览”，人才多得狠。当然，也有孤家寡人，人丁式微之时。同治三年（1864）正月初三日，曾国藩《复刘蓉》信中问：“窦兰泉应召入都，闻将由江涉海，取道皖中，不知何以久未见过？大斾由蜀入秦，幕中当不乏名贤。陈艺叔、黄子寿果从行否？诸将可恃者几人？便中祈一示及。敝处胜友无多，而将材尤为寡乏。”大陈虽非将材，但毕竟是人才，此时去了刘蓉的陕西军营，而自己营中殊缺将材，曾氏还是对他念叨不止的。同年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写信给大陈，告诉他已写了信给刘蓉，并向大陈倾诉了诸多苦衷与思愁。这封《复陈学受》是研究大陈比较重要的材料，有心人不妨去读读。

想想曾国藩军务倥偬，还时不时地念叨故人，也难为他老人家。比如大陈去世后，曾氏犹挂念于心。同治五年（1866）四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复郭嵩焘》问：“陈懿叔属纩之前有一书见托，其遗集现在何处刊刻？已就绪否？”有的人说大陈的卒年为1867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陈氏家谱记载是准确的。

人说，无须天天腻一起，只要有人想起你。三湘之行，也造就了二陈三生有幸，湘江大佬对他们够亲切的，念恋的人殊多。

吴树敏（1805-1873，号南屏，巴陵人）《与欧阳小岑书》问：“西江陈懿叔广旉兄弟，颇有信音否？广旉尝欲借人为事，决不为尔寂寂也。”湘潭的欧阳兆熊似乎成了湘友问候二陈的总枢纽，他们一想起二陈，总追问欧阳氏。这不以为怪，二陈游踪不定，湘江一别，两人远游黔滇蜀之地，经年无有音信，大家自以为二陈返程时会再度途经湘潭的。如果二陈有固定的居寓，他们之间的联络定然更频。

同治元年（1862）二月十五日，郭嵩焘收到了大陈的来信，可能有事耽搁，迟至七月二日，郭氏才有了《致陈懿叔》的回信。从湘潭聚会，到这一年，两人分别已十五年了，中间只通过一封信。郭嵩焘曾向陈怡珊打探二陈踪迹，屡屡不得。陈怡珊，家谱载为“贻珊”，陈学斌长子，历任湖南清泉、衡阳、益阳、桂阳四县知县。信中，郭氏特意说到“鹤老遂有关外之行”。鹤老，就是陈孚恩。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谕“乃逮孚恩下狱，籍其家，追缴宣宗赐额，遣戍新疆”。第二年二月赴“关外”伊犁。在郭氏眼中，陈孚恩非常勤勉、精明，“大臣中无此精明，亦无此勤恳，而知者绝少，鄙心私独痛之”。

郭嵩焘自然不会忘了小陈，信中问道：“广敷先生遗著，有成书可刊行者否？”最遗憾的是，读了这么多资料，仍未发现有关小陈的去世时间。（2018年6月25日）

作者简介

王建，男，江西省黎川县人，公务员。宴集之馀，打牌笑读；偶吐腹笥，聊以缀文；偏好月旦，兼涉史籍；不歌不啸，无颂无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