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我们是谁？”经典的三个问题之一，“我们从哪里来”和“我们要去哪里”包含了一个人完整生命的全部意义。(莎士比亚)。
最近，一组六格小红人咆哮式“我们是谁”的漫画刷爆了微信朋友圈。
按照这一风格，我们设计的最新台词是：
“我们是谁？”
——“我们最爱咆哮！”
“我们怎样咆哮？”
——“不间断吐槽！”
“我们为什么咆哮？”
——“要么革命，要么吐槽！”
六格漫画原型中的“跳跳鱼”，源自美国一位年轻的漫画作家艾丽·布罗什（Allie Brosh）的创意。这个一直受到抑郁症困扰的年轻人，笔下的“跳跳鱼小姐”色彩浓烈，表情夸张，形象简练，却难掩对身边世界的沮丧和彷徨。
好事者将之改造成“咆哮体”后，一个简单而夸张的咆哮表情，再配上干练的文字说明，很快就以连接网友之间情感共鸣的方式，火红了网络。
互联网上的这种戏讽加模仿的风格，一直屡见不鲜。从当年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再到今天的“我们是谁”六格漫画，都是来去如风的网络流行景观。如果再联系上近些年来火遍网络的吐槽文化和“葛优躺”代表的“丧文化”，就知道，这种“要么革命，要么吐槽”的流行症候由来已经。
一、“口语文化”的复兴
在“要么革命，要么吐槽”的背后，隐现出一种后现代“咆哮型”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一个世界性的趋势，是在告别革命之后，“咆哮”本身就是一种伪革命——一种更加优雅的、文艺范的、没有流血阶级斗争和不斥诸暴力的温柔内心革命，在博得网友同好的会心一笑之后，郁积消散，心病痊愈，该干嘛还干嘛。
在另一种积极的意义上，“咆哮体”虽然高举调侃和不正经的消极旗帜，实际上追求的是一种个人内心对于既有的社会正统秩序法则的僭越和消解，其目的是希望塑造一种全所未有的全民参与、开放式、未完成状态的“话语狂欢”，这种颠覆姿态，不单意味和传统社会一元中心式的主流宣教式话语叛离，更是一种更新的流行大众文化勃兴的前兆标志。
就像“我们是谁”一样，每一次网民制造的“话语狂欢”，都是如同狂欢节一样实现情感宣泄的“众声喧哗”。网友置身其中，仿佛走进了一个烟雾缭绕、热闹非凡的茶馆马戏团或者郭德纲相声舘——在这里，独白让位与对话，封闭让位于开放，旁观让位于参与，秩序让位于自由，意义让位于言谈，权威让位于愉悦，严肃让位于娱乐，控制让位于生产。
作为一种大众话语的宣泄和表达，话语狂欢中洋溢着鲜明的平民节日气氛，以区别于传统权力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构筑的僵硬秩序和冰冷机器，并试图对后者实现某种嘲讽乃至颠覆，正如米哈伊尔·巴赫金在《拉伯雷和他的世界》一书中所描述的：
“狂欢节不是一个为人们观看的场景，人们在其中生活，人人参与，因为狂欢节的观念包容了全体大众。狂欢节进行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生活。狂欢节”之中的生活只从属于它自己的法律，即它自己的自由的法则。它具有一种世界精神，它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特别的状态，这是一个世界复兴与再生的境界，是人人参与的境界。”
通过这样一种对特别节日、氛围或者话语方式的设置，“我们是谁”的话语中狂欢充满了对于自我职业群体的不满的自嘲，对于现实世界及其秩序的不屑、反讽和抵抗。小人物所代言的各个职业群体的自我挪喻，和永远一本正经、装腔作势和正襟危坐的官方话语形成了鲜明对比，并将权威及正统置于某种不稳定的颠覆状态，以实现对主流秩序、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消解。
和白纸黑字、“文质彬彬”、追求教化功能第一位的皇家修辞学不同，“我们是谁”六格漫画中的口语风格，本身就是一种轻松随意的下里巴人风格。如果说中国史学中的书面文字就像一块遮羞布，一直浸润了权力杀戮、文化驯服和身体控制，那么，网络话语狂欢中的口语表达，正如麦克卢汉独到发现的那样，口语文化不仅具有在场性和通感特征，在一个开放的时空中促进人们的深度卷入和全体共鸣，更保证了意义传达的一致性和真实感。
以职业名称为例，在关于职业的定义中，“甲方”、“文案”、“音乐家”、“公关策划”等等，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经典描述，这就像一位作家指出的那样：“古典文学中，创造的动力和源泉不是知识，而是记忆。记忆黑纸白字，不容改变。过去的传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在像“我们是谁”的漫画风格的众声喧哗中，这一连串的“对话式话语”，充满着嬉笑、嘲讽、幽默、自我戏拟的风格，“甲方”成了“什么都不知道”、“随时就要（解决方案）”的霸蛮，“文案”成了拖延到最后一刻的无休止写稿机器，策划成了“挖坑者”，公关就是“背锅”，考古也变成“盗墓者”。。。。。。正是通过对一种不确定因素的注入，造成了语义的开放，并且与未完成的、继续发展着的当代现实产生了生动而具体的接触。
巴赫金称这种话语狂欢现象叫做“众声喧哗”（Polyglossia）——打破一个封闭、完美、统一、自足的神话叙事，导向一个充满更多可能性、并且试图去颠覆传统秩序的、开放的、未完成叙事。“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不差钱”、“临时性强奸”、“70码”、“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
互联网上一波又一波流传的这些鲜活的口语文化，每一个都是中国当下社会转型中光怪陆离现实的深度指涉符号，更深刻瓦解了这些现实背后潜在的被神圣化、巍然不可侵犯的内在秩序，昭示出一种转型期文化激变的鲜明特征。巴赫金认为，人类话语史上的每一次“众声喧哗”，都是“非常重要和极端的革命性变化：文化语言与情感意向从单一和统一的语言霸权中获得了根本的解放，从而使语言的神话性趋于消失，语言不再是思想的绝对形式。”
口语和方言一样，不仅是人民的一种广场化语言和大众表达，在某些特别时刻（如狂欢节），像俚语土语更因为其“革命性”成为一种新话语的生产方式。
巴赫金在分析拉伯雷当时用法语方言和口语创作《巨人传》时指出，在16世纪，方言和口语与官方和天主教神权使用的拉丁文有着强烈的冲突和对立，在中国当下的互联网上，大量口语文化的流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大众流行文化和官方文化及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对立、激荡和相互影响。如果说，当年法国的两种文化——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界线是沿着拉丁语与方言的界线展开的，那么，今天中国互联网上口语文化的流行，显示也是一种大众文化对于主流的官方和精英话语的自觉抵制、迂回包抄和主动侵入。
（俄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巴赫金，其开创的对话理论，打开了研究文化文本的一种新范式）
“方言侵入了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并且排斥了拉丁语。方言带来了新的思想形式（暧昧性）和新的价值观。这是生活的话语，是物质劳动和辛苦的语言，是‘低级’的和大部分幽默可笑的语言。这是公众广场的自由的语言（当然，大众的语言不是单一的和纯粹的，它也包含着官方语言的成分）。在另一方面，拉丁语是中世纪官方世界的媒介。它对于大众文化的反映是很微不足道的，而且是歪曲的。”
互联网上口语文化的流行就是中国社会当下的“广场语言”，这是一种失传许久的语言革命，它曾经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系列著名章回小说中作为叙事策略被成功运用，今天，这样一种有血有肉的、并且时常和身体甚至“肉体的低下部分”发生勾连的直截了当的民间语言，对于传统的封闭而强大的一元化书面叙事传统，构成了相当有冲击力的“离心”式破坏，无论是催生一种新的都市流行话语，还是用来消解权威和主流权力话语，都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充满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力量。
一旦语言不再被视为意义和真理的神圣与惟一的化身时，它就成为设想意义和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在“我们是谁”这些流行网络现象的背后，是口语文化对主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威的瓦解、围攻和置换，揭示了一个巨变社会中的文化动荡、裂变和新生。
二、戏讽：颠覆的复调
戏讽（Parody）作为一种极具颠覆性的修辞手法，在中西文学传统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尤其在每一个社会急剧转变和文化转型的隘口，随即都会产生大量的戏讽作品，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唐诘诃德》到中国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近代鲁迅的《阿Q正传》和钱钟书的《围城》等等，他们都洞察到一个时代风云变幻下的诡异离奇，转而用戏讽这样的笔法隔开一定距离内解剖社会现实，以颠覆既有的美恶文化边界和正邪社会法则。
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曾经将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话语分为三个层次：文化内部“残存的”（Residual）、“主导的”(Dominant)和“新兴的”(Emergent)三种话语方式往往同时共存。在过去20年来和互联网话语共生的社会急剧转型中，我们从网络流行文化中看到了这样的一种不同声音争抢话语权的“众声喧哗”现象：在一个充满这对话杂音与喧声、紧张与冲突的环境里，“话语与其他话语编织者复杂的关系网络，与某些融合在一起，与某些对抗，与某些相互交叉。这一切都对话语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会在话语的所有语义层面留下痕迹，使其表述变得复杂，并且影响话语整个的风格与文本。”
正是在这种一元“向心力”和多元“离心力”的角逐和博弈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中复杂的利益诉求和阶层冲突以及文化和政治的相互抗衡和渗透。戏讽正是通过一种语言对另外一种语言的模拟、借鉴和糅合，在一种戏拟、调侃的尺度内实现对主流话语的僭越和对其合理性的摧毁。
“我们是谁”的流行漫画体中，受到戏讽的职业群体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行业及其细分门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职业戏讽漫画的旁白，几乎都来自于职业者本人，而非对手。正是这种发自主体内心的自我戏嘲和不正经吐槽，才激发了各类网友代表的职业群体之间的情感共鸣和情感连接。
在中国的民间口语文化中，一语双关、反话、指桑骂槐、夹枪带棒的话里有话一直是最鲜活生动的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讽以一种间距感和拟态的戏剧化，以一种批判性姿态最大限度地打开了文本，引入对话，以实现对封闭、一元和线性话语的突围、消解和倾覆。正是基于这一点，巴赫金把戏讽视为一种复调、双声语和图性引语的表现形式，他在《对话的想象》一书中指出：
“（在戏讽中）作者借他人的话语说话，但在这个他人的话语中引入了一种语义的意向，与他者话语的原有意向针锋相对。第二种声音一旦在他者话语中安家落户，便与主人顶撞抵牾，并且强迫主人为完全相反的目的服务。话语成为两种声音斗争的竞技场。”
正是在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的“各种声音的竞技场”里，我们发现了一种主导性话语的全面危机和一种消费型、流行性的新兴话语的出现，这一话语置换并且影响到了精英和官方阶层的深刻不安和缺席。
在以普通网民代表的话语狂欢中，尽管权力的渗透和控制随之越来越严密，但我们还是嗅出了其中的狂欢气氛和凶险的颠覆性意味：正是在互联网上这样一种由各种话语交织、丛生、碰撞和对话的多元文化、多个层次和多个向度的场域中，人们得以窥见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激烈角斗程度和这一特殊时期多元共存的复杂文化体貌特征。
三、重建主体性：从“卑贱化”开始
中国互联网上的语言狂欢节，就其本质，是新一波大众文化的产物。狂欢节把每一个主体对于革命的想象式参与变成了全民参与，在公众广场的狂欢中，人们以最近的身体距离，亲昵、友善、平等的对话完成了对自我主体的重新构建。
“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加入的亲昵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狂欢广场，即狂欢宣泄的广场，增添了一种象征的意味。这后者使广场含义得到了扩大和深化。在狂欢化的文学中，广场作为情节发展的场所，具有了两重性、两面性，因为透过现实的广场，可以看到一个进行随便亲昵的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狂欢广场。”
在巴赫 金看来，广场上的狂欢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人人平等，开展友善的对话，这里是“一个完全快乐和无畏的话语，是一个自由自在、坦白真挚的话语。”
就像当代流行文化中所标榜的口号一样：你——就是自己生活中的导演。互联网上的广场狂欢如同真实的现实世界狂欢节一样，遵循自发、自愿、自主的形式，最大限度释放了身体的自由处置原则，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广场属于且只属于人民。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营造一个“人民话语的节日”，互联网上网民的身份构建策略通过会采用一种“自我卑贱化”的叙事策略。这样一种常常为官方和主流话语痛斥为“粗鄙”、“过分亲昵”和“难登大雅之堂”的话语，以一种自我解嘲和嘲讽一切可笑之物的姿态，成为了广场上的主导话语。
巴赫金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关注“肉体的低下部位”和“肉体的物质性原则”特征，通过对身体的解放，甚至与污秽、粗口、性、原始感官欲望、“开放的孔穴”、排泄和笑话混杂在一起，广场话语几乎将传统的尊卑、上下、高低、美丑等完全颠倒过来，以显示其睥睨一切、嘲讽一切和打倒一切的狂欢精神。
2004年，中国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一个叫做“芙蓉姐姐”的网友，因为其矫揉做作、大胆出位的形体动作，无视世俗、超级自信的性格，受到许多网友的追捧。在此之前，这位原名叫做史恒侠的陕西女孩赴北京考研一直屡试不中，便混迹于北大、清华等学校的BBS网络，终于坚持不懈地在网络上贴出自己的各种各样舞姿的照片，一举成名。
就其本质，这位化名“芙蓉姐姐”的女学生只是一名普通网友，当考研的失意转化为网络上绝对的自信和骄傲的展现自己的身体，“芙蓉姐姐”以独特性格和执著精神，依靠网络世界的涟漪效应，逐渐走红。
许多网友对“芙蓉姐姐”的热爱，充满了狂欢节上的戏剧色彩，透过对芙蓉姐姐形象的观看或者挪揄，几乎每个普通网友都能发现自己身上和人性中的戏剧化因素，正是通过自我身份——芙蓉姐姐形象两者之间构建的对话可能和互相映射，“整个世界呈现出了轻松愉悦的一面，呈现了欢乐的相对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一种“自我卑贱化”的主体性构建，正是为了实现狂欢节中暧昧的笑，“它欢乐轻松，从容自得，同时又讽刺挖苦，嘲弄戏讽。它既褒又贬，埋葬死亡又复活新生。这就是狂欢节的笑话。”⑩
在看与被看之间，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身份相互观照，并互相实现其“平民化”的身份认同。在这一主体性构过程中，“自我卑贱化”是一种策略，扮演的是类似“看门狗”的角色，建构平民化身份才是真实之“肉”。
巴赫金在分析拉伯雷的世界时，独到地发现，在拉伯雷狂欢节式的世界中，时空同时凝为一，“新的历史观渗进了拉伯雷的形象中，赋予新的意义，但仍保持着传统的内容：交媾、怀孕、生产、成长、衰老、解体、消散”。
如果说在拉伯雷营造的狂欢节中，人们体验了生命轮回的整个过程，那么在“芙蓉姐姐”的形象狂欢中，主人公粗俗露骨的表演和真诚质朴的风格交融在一起，观看者正是透过“芙蓉姐姐”的身体呈现方式和潜在对话，通过互联网上的即时传播和深度卷入，网民们在一种狂欢式的语言革命中实现了对现实的想象性的消解和对自我平民身份的高度认同。
在这里，“芙蓉姐姐”极其大胆的身体裸露和展示，可以视为中国网民潜意识欲望的一次集中释放和一种淋漓的代偿性满足。肉身形象的“人民性”被巴赫金视为在狂欢节中有着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身体不仅蕴含了“肥沃与丰产，成长与繁盛”，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狂放不羁、充满对自由和快乐的想象的身体，象征了人民力量的无处不在、生生不息和所向披靡。
“它不存在于生物的个人之内，不存在于资产阶级的私人性之中，而存在于人民之间，存在于不断成长、不断再生的人民大众中。可以说，它昭示了一种生命的创造力、开放度和生机勃勃，而并非是大众文化中的粗鄙糟粕。
考虑到话语狂欢中的肉身形象呈现出开放性、生成性和待完成状态，就像巴赫金敏锐捕捉到的那样，即便撇开“芙蓉姐姐”开放和不乏挑逗性的肉身暴露不论，互联网上到处充斥的性话语、照片和视频，无不表达出窥看者和作者们对于社会禁忌的潜意识逃逸和对快乐欲望的想象性透支，这其中大量的肉体形象往往与饮食和性爱的文化功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沟通功能密不可分。
狂欢街上的饕餮和交媾，都有着全面开放和凯旋胜利的狂欢特色：“在吃的活动中，人与世界的相逢是快乐的、凯旋的：他战胜了世界，吞食了它，而没有被它吞食。”
另一方面，“在它们之间，肉体与肉体、肉体与世界的障碍被打开了，产生了相互交换和相互引导。怪诞肉体的主要事件，生命的血与肉的戏剧，均在这些地方上演。吃、喝、排泄、、、、、、和交媾、怀孕、肢解、被另一肉体吞食——这一切活动都在肉体与世界的交接处，在新与旧的肉体交接处进行。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生命的开端与终结都极其紧密地相互连接着。”
和“芙蓉姐姐”类似，“我们是谁”六格漫画组中对于各个职业群体的卑贱化主体性构建，本质上是一种上下颠倒的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以此实现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此同时，卑贱化也是人民大众将自己的肉体感性欲望在社会压抑和文明禁忌中重新树立自身全新的正面形象，透过这一形象重建，以语言的革命姑且替代社会的革命。
待完成的新话语
把中国互联网上的话语狂欢置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精英话语的没落和新世纪前20年里大众流行文化的新生这个时代背景里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一幕场景的时代色彩。正是透过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话语转换，人们得以窥见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央政治向心力和大众文化离心力之间表现出的紧张张力、对抗、平衡和冲突。
中国互联网上的话语狂欢充满了对过去一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蔑视、挑战和不满——正如语言是所有意识形态活动中相互了解的最大保障，在中国以往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统一的语言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生死攸关的牵连，它为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与中心化实现舆论制造和话语再生产。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语言狂欢中，中央政治向心力和大众文化离心力依然在进行着一场胶着状态的博弈和共存，正如巴赫金所言：“在向心力的周围，语言的离心力持续着它们的工作；在语言——意识形态的中心化和一元化力量周围，非中心化与多元化的过程不间断地前进着。”
这注定是一场尚未完成的文化革命。在不同的边界之间，在过去的意义和未来的形式之间，在过去的岁月中的对话和未来新的语境之间，对话永无止境，生生不息。只不过，在这一时刻，在20世纪前20年发生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话语狂欢，预示着旧话语不会轻易离场，新话语远未成形。正如巴赫金晚年所展望的那样：
“世界上既不存在最先的对话，也不存在最后的话，对于对话的语境来说，不存在任何局限（它向无限的久远和无穷的未来延伸）。即使是过去的意义，即产生于过去的岁月中的对话的意义，也永远不会是固定的（完成了的，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的）。它们将不断地变化更新，在未来的对话过程中变异。在对话发展的任一时刻，都有无限丰富的语境蕴含被忘却。然而，在对话随后的发展之中的某一时刻，被忘却的意义将会被重新召唤，赋予新的形式和新的语境。世上不存在绝对的死亡；任何一个意义都将有重返家园的欢宴。”
“我们是谁？”流行漫画，注定又是我们这个“咆哮型”社会的一朵曾经喧嚣的涟漪波纹。在革命和吐槽之间，口语化场景、戏讽风格、和自我主体卑贱化的身份再造，人们在告别革命话语之后，已经发现和创造出一种为自己带盐的新话语风格：微型咆哮，重度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