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罪
儿子
“这些鸟啊，血液里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和地震一样冒出野生的气息。(莎士比亚)。
就像一群失去窝巢的鸟，拼命地飞，最后飞到哪儿，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些鸟儿不动情则以，动起情来一发不可收拾。”《孽子》的最后一幕画面，停留在杨妈收藏的《青春鸟集》上，就像李青的命运一样，如一群离散鸟儿般四处漂泊，纵使世事险滩，囚于沼泽，一夜愁苦过后，他们带着泪光与悲痛中美好力量最终皈依。
影片以李青被暴怒的父亲追打被迫离开家为起始，寓意着一只鸟儿脱离了命运的窠臼。在此前的十七年中，他仿佛成长在人生中的灰色地带——作为贫困违建区家中的长子，背负着父亲期望他改变命运的期许，一切全因生来皆须如此。
他的生长历程是笼罩了厚重晨雾的典型化象征，母亲生他时难产，缺乏科学认知的底层妇女坚定地认为李青是从胎里带来的孽障，对他的言行举止都颇为厌恶，在李青的弟弟出生后更是到达了对反情绪的顶峰。而中年父亲的抑郁不得志渲染了整个家庭的悲哀，父亲敏感多疑、暴躁易怒。老夫少妻的年龄悬殊与传统伦理观使他在看到妻子和任何一个男人言笑晏晏之时都不堪忍受，将妻子锁在家中严加鞭打。
幼小的李青自幼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在惧怕强权暴力的同时，也对父亲这个代名词产生了由内而外的抗拒，也使得他内心脆弱，却更加体恤弱小，关怀自己的弟弟。在母亲终于无法承受李父强制于她的暴力与屈辱时，她选择了与歌舞团的喇叭手私奔，一起沦落于风尘，不再过问家中事。
倘若性向的形成真有后天因素参与其中，那李青必定是一个因为被迫压抑的极端男权思想而成为同志的人。大多数现实不能付诸于书的原因便是，旁观者一定会心酸落泪。现实残忍的近乎可怕——李青以兄代母，一面照料尚且年幼的弟弟，一面应付时常酒醉癫狂的父亲。
然而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弟弟患肺炎身亡，对弟弟巨大的愧疚感与心理阴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情感缺口上无处可诉的的痛楚不为世人所容，也被既定的价值框架捆绑于其中。他和学校管理员发生了苟且行为而被学校开除，被父亲毒打，被以李父为中心的主流道德观鞭笞。李青处于一个不容违逆的男权话语时代，他个体化的命运与不甘，全都被父亲订上了耻辱性的钉子，斩断了两代人血脉流动之间的执念，不复以往。
我却看到了悲悯和宽容。他们这一群鸟儿虽然看似立足边缘，事实上确是在更偏激的逆境中上演悲悯的角色。杨金海收留他们是溶解了同类庇护意味的悲怜，他能在偌大的台北市给予他们一方住处，却无法为他们、为自己建造一种整体的且会被予以承认的社会秩序。
电影落笔重墨的地方也在这里，与其在闭塞、闷热的台北夜晚里暗自绝望，心怀悲恸，不如走出中央公园这个隐性牢笼，只为活下去。也唯有他们自己，在面对困苦抑郁时能有力回击，成为万千人海中的一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白先勇在原著《孽子》一书正文前有这样一段话：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令人颇为遗憾的是，原著所反映出来的深刻，在电影里并未得到完全清晰的表达。
当时的台湾社会处于戒严时期，又适逢被称以“二十世纪黑死病”的AIDS大肆爆发，它将男同志与之化为等号。近一百分钟的影片之内，如何尽善地还原小说本身的情节与深思，是导演虞戡平一个人的行走在刀尖上的如履薄冰。电影检验尺度的严苛与政治审查的介入，这样一部本应以人性的情欲与放逐为引线的影片，不得不硬着头皮将情感寄托转移到了“青春”二字之上，它本是小说的一个侧面，却偏偏被用来填充人世间满是断裂的空洞。导演与空洞相遇，也再无可能听懂李青、吴敏和小玉这一群鸟儿的任何只言片语。
夜深露重，无解的孤独感不仅囿于内心，倾泻而下，更围绕在中央公园这个隐晦之地。困于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嗅得到彼此气味的同类。在那个不可违逆的性取向认知时代，有人偏爱鲜血浸洗的告白，有人偏爱四脚朝天的颠覆，而像李青、吴敏和小玉这些被赋予隐喻的鸟儿，逃脱之前只能渴望遥不可及的天籁。它们总是混迹在人群中，试图在渔烟散漫中同化自己的命运。
当他们勇于面对自己离开家的那一刻，就已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勇敢。他们从被妖魔化看待、被暴力被屈辱的社会角色逐渐滑入到被赋予强烈使命感的自身存在的通途，他们在用逃避的方式来抵抗人生的荒唐。几番风雨几番波折过后，短时的无望暂且被放置一旁，如何妥帖的规划各自接下来的生命，才是人世的自重。
【终南影话】
一影一话，谱人世虚实，
俱是覆舟风雨，书字可抵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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