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具有良好教育风气的国家，从古代商经到今年夏天的高考，本质相同，但都是亡者Jacky Chan，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已经大不相同了。
而中国的大学，从熟读四书五经到“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历经了8年改革，期间还气跑了北大首任校长。撰文 | 老多
如今大学教育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每年考进大学的小丫头小伙子有数百万之多，估计早就在全世界排第一了。所以考大学也是所有家长最关心不过的事情，孩子如果考上大学，家长的心里马上乐开了花，如果孩子考上了北大或者清华，那家长的假牙肯定就会笑掉地上。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良好教育风气的国家，从古代全家人凑足了盘缠，烙上几斤糖饼让犬子进京赶考，到如今满头大汗送“小公主”“小皇帝”每年大夏天参加的两天高考，本质上都是一回事，目的是望子成龙，希望城门口贴的皇榜上写着犬子的大名，或者楼门口的邮箱里发现某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延续了千百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古代进京赶考和现在大夏天的两天高考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古代科举考试主要的科目应该是：帖经、策问、诗赋等等，帖经怎么考法呢？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填空题，考官把某圣贤的一首诗或者像《大学》、《礼记》、《论语》等圣贤书里一小节写在卷子上，学生要把这首诗或者这一节前后的文字写出来。策问是考官出题，学生做答，有点现在论述题的意思。诗赋就是做一首诗或赋。而现在的高考，考试科目是：数、理、化、史、地、语，虽然卷子在形式上和古代都差不多，但内容就差老鼻子了，读的书也完全是两码事，要是现在的学生考帖经、策问，那肯定全考糊，彻底砸锅。如今盛行的高考补习班如果交了钱，补习班里让你猛背《大学》、《中庸》和《唐诗三百首》，那不但交的钱要退，补习班的老师也肯定会遭到愤怒家长们的群殴。
其实现在无论是小学（elementary school）、中学（high school）或者大学（university），从形式到内容基本都来自西方，古代中国那套学习方式和内容已经在100多年前退出了历史舞台，读书人写文章的基本套路也彻底改变，现在如果有谁还用文言文写文章织围脖，不但能看懂的人不多，作者估计不是瞬间被板砖拍死，就是被叫做老腐朽。
新学兴起
1905年慈禧老奶奶一声令下，在中国实行了1500年的科举制给废了，各类新学兴起。所谓新学就是学习西方办学方式的学校，因为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所以称为新学。不过在科举制被废除以前好几十年，也就是19世纪中期，新学就已经出现，像严复读书的福建船政学堂，还有北京同文馆等。只不过新学的兴起并不那么顺利，从古代传统走进今天这样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路是极其艰难的，想从那条在历史长河中游荡了上千年的大船里爬出来，让学校的风格做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可不像辛亥革命剪了大辫子，或者把长袍马褂换成西装那么容易。
洋务运动中出现的新型学校，是因为那时候洋人拿着来复枪欺负咱们这些还在玩大刀长矛的中国人，那时中国人手里最多有几杆火铳。火铳宋朝就发明了，一千多年来没人想起在枪管里刻上几条线，开一枪枪子儿不知打哪儿去了不说，开完一枪以后还要忙乎好几分钟才能放第二枪，根本别想和英国人拿的来复枪比。于是出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想法，想尽快学会造英国人的来复枪等西方的技术，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于是这些学校开大价钱请来洋教授，开始向学生教授各种来自西方的学问，并且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具有近代科学常识的学生，其中就有严复（详见严复：顺境而长的福建少年，严复：达尔文第一个中国弟兄）。
而这个时代西方许多大学已经建立了好几个世纪，比如欧洲被称为大学之母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建立于11世纪；12-13世纪建立的大学有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法国的邦索大学、还有伽利略当过教授的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等；14世纪有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捷克的布拉格大学、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比中国最早建立的北洋大学堂大200多岁。世界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比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等也都是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
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却还完全没有自己开办综合性大学的任何经验，也没有老师，自然科学课程的老师几乎都来自外国，起码也是日本人。而且那时的大学还是沿袭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太学、岳麓书院或者私塾里的教育方法没有啥区别，不许男女同校不说，大学生们每天依然要晃着脑袋大声朗读：“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玩的基本还是四书五经里那点玩意儿。
费正清在评价当时的北大时说：“20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极为有限的现代课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学生质量参差不齐。这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扎根在旧式文官考试制度中，他们把在新学堂的学历当作通向另一种资格的台阶，从而使学堂以颓废文明。”[1]这样的大学显然培养不出严复，更别想培养出牛顿和达尔文了，这样的大学必须改革。
辞职的北大校长
辛亥革命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严复，严几道这个没走过科举正途，一肚子洋墨水，被人说成鸦片烟鬼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能当上北大校长这么体面的官，于是满心欢喜地走马上任。可没想到的是，这个满脑袋洋学问的大校长，却因为课程设置问题与保守派发生冲突，于是以事“齮龁”[2]（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书）动 1咬；啃。2 忌恨；倾轧。）愤然辞职，严几道老先生在北大一共没待几天的时间。
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厅严复雕像（图源：oldkids.cn）
严复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因为课程设置有不同意见，就愤然把一个堂堂北京大学校长的职位辞掉不干了呢？眼瞧着几百块白花花的袁大头不拿，严复跟钱有仇？这还真不是钱的问题，其中还有比钱更要命，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无论是不是“学而优则仕”，是不是想从一个乡下穷小子，变成个体面的小官吏，学习的内容都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学习的态度讲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习的目的是饱读诗书，然后成为一个谦谦君子。
这也没有什么错，走入仕途以前的中国读书人基本个个都是谦谦君子，可是一旦做了官，剩下的谦谦君子就没几个了，倒有可能混个脑满肠肥。这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几千年来，私塾或者岳麓书院里的教书先生们忘了教孩子一些事情，啥事情呢？那就是抬起眼睛去看窗外。像傅斯年先生在批评他的好友俞平伯时说的那样：“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3]
窗外有啥好看的？啥是真的世界呢？窗外的真实世界那可是丰富多彩的，窗外可能是天上的星星、满地长着的小草或者在草地上那棵苹果树。而西方的教育，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教育，无论是不是带有基督教的影响，却培养出了哥白尼、伽利略、林奈还有牛顿这些对天上的星星、吊灯的摆动、花园里的小草儿还有从树上掉下来的苹果感兴趣，对这些完全属于窗外，属于眼前的世界，属于大自然的事情充满无限好奇的学者。这种知识的积累加上好奇心可以让学生了解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于是科学也就从这些人中间诞生，这些贪玩的大玩家也都成为开创科学之先河，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了。
而那时中国的读书人对关心大自然的科学还是一窍不通，饱读诗书而来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虽然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读书人一个个两耳不闻窗外事，除了会摇头摆尾地念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大自然却没有一点点好奇。
虽然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但“天人合一”里的“天”并非我们可以看到的属于广袤之宇宙，属于大自然的天，而是指向人的内心，至于白天天为什么是湛蓝的，夜里天上为什么群星灿烂，大地之上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韭菜和麦子怎么区别，这些还是和几千年前一样基本没人关心，甚至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荣。
读书人的思维与大自然毫无交流，书呆子们成天与之交流仍然是那些根本说不清的，“恍兮惚兮，惚兮恍兮”的神德天道，这样教育出来的学者哪里会产生啥科学思维呢？可是，那时欧洲的洋人却了解到科学思维是解决现实问题唯一的钥匙，不懂得科学思维的中国读书人，做官以后仍然找不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于是官越做越完蛋，就剩下一副好下水，一个个吃得脑满肠肥。
西方的洋人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几百年里发现了科学的奥秘，并且用在了解决实际问题之上。1840年，一帮扛着来复枪，开着巡洋舰的英国大兵闯进了中国，中国的神德天道被西方列强用科学造出来的洋枪洋炮给欺负了。这下子极端鄙视洋人，把洋人叫做西夷，洋玩意儿叫做奇技淫巧的大清朝皇帝也毛了手脚，赶快让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开办新式学校，想把洋人的奇技淫巧赶快学到手。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是光绪皇帝下诏于1898年开办的，开办以后一方面缺乏经验，一方面缺乏人才，虽然请了洋人做老师，但结果还是和过去的太学、岳麓书院一样，没有多大的改变，胡适都说过，北大是太学的延续，胡适这话肯定不都是夸北大。辛亥革命成功以后，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名字是改了，可学校里那帮人还在，他们没改。这些人不管是教授、讲师还是助教，和严复这个灌了一肚子洋墨水儿的校长想法肯定不一样。
严复就任北京大学堂堂大校长以后，满怀希望的想把自己在外国学到的统统交给学生们。可没想到他错了，那时候虽然到处都开办了各种新式学校，但抱着解救华夏于列强于水火之中，只有靠尧舜之道、儒家之学这种极端保守观念的人还大有人在，尧舜和儒道还是新式学校里最主要的思想基础。你严复一个从外国跑回来，连个进士都没考上的狗屁校长、鸦片烟鬼，谁会听你的课程设置呢？严复争不过他们，于是觉得不如回家去翻译他的书更好玩，不辞职还等啥？
海归蔡元培
不过别着急，好在那会儿大清朝派到外国喝洋墨水儿的人不止严复一个，虽然走了个严复，同样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理想，也同样具有科学思想的留学生还有。
北京大学校园里的蔡元培先生雕像
1912年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以后，中国自古以来第一代新型的政府机构逐渐建立，蔡元培（1868-1940）受邀担任了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以后马上提出一系列全新的教育改革措施：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4]。
按照蔡元培的教育方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13年颁布了一部 “壬子癸丑学制”和《大学令》。“壬子癸丑学制”就是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小孩子6岁上小学，然后是初中、高中，直到23或24岁大学毕业的国家教育制度；而《大学令》中的第一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令》规定，大学里的高等教育由文学院和理学院实施，另设商、法、医、农、工等职业学科。[1]蔡元培上任后实行的这些，彻底让老朽们闭嘴了。
科举废了还没几年，北大的老朽们刚“齮龁”走一个严复，全中国的书呆子们还没从尧舜、儒家之道中反应过来，怎么就会冒出一个提出“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如此大逆不道的教育方案和办学宗旨的蔡元培呢？难道他是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火星人儿？蔡元培何许人也？
蔡元培还真不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火星人儿，不但不是，他还是大清朝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牛得不行一翰林。蔡元培和大禹、勾践、范蠡、王充、范仲淹、王羲之、陆游、鲁迅，还有西施、祝英台、曹娥是老乡，都是浙江绍兴人士。1868年蔡元培出身在绍兴山阴县一个钱庄大掌柜家庭，他15岁考取秀才，22岁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所谓编修就是和纪晓岚一样，在翰林院里帮着皇帝整理整理旧书。翰林院编修虽然不是啥大官（应该只有七品），可这些人上班的地方就在皇帝和当朝大臣们身边，清朝的翰林院就在今天天安门对面国家博物馆的位置，泡妞泡的可能都是宫女。所以翰林院编修官虽小，一旦得到皇帝或者哪位大臣的赞许推荐，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除了被电视剧捧的红得发紫的纪晓岚，像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沈葆桢这些在洋务运动里叱咤风云的真英雄，都是出自翰林院。
蔡元培这个翰林和一般的翰林不太一样，他没有纪晓岚那样的铁嘴钢牙，没事就爱给皇帝提一点刁钻的难题，可蔡元培也属于不太安分，愿意接受新鲜事儿，其实就是有点淘气的翰林。那时的翰林院和纪晓岚时代已经不一样，里面除了有纪晓岚用来编纂《四库全书》的宋元明古籍善本，来自西方的新学书籍比以前更多更丰富了。
另外蔡元培时的翰林院已经是甲午海战以后，维新运动兴起的时代，他接触到很多维新派的言论，这个又不安分又淘气的翰林，顿时被那些新书和维新变法思想给吸引住了。就像如今已经混上在国务院大院上班的公务员，这么难得又是铁饭碗的工作，蔡元培完全可以就此安身立命，说不定哪天还可以平步青云，可没想到1898年戊戌变法被慈禧剿灭，他最尊敬的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在菜市口被砍了头，这让蔡元培大为失望，从此这个淘气的翰林对大清朝完全失去了信心，于是绝然离开翰林院，政府公务员不要，回到老家再也不跟清朝玩了。
从这以后，蔡元培玩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组织过光复会，参加过同盟会。不过这些经历无论玩得多牛，都不如他从1907到1920年三赴欧洲，主要是德国的经历，因为这三次欧洲之行给了他最大的精神动力。
德国有啥灵丹妙药，能成蔡元培精神动力的源泉呢？
如果坐上时光穿梭机，回到从19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德国，就会发现，那时的德国正可谓如日中天之时，如今听见都是如雷贯耳，让人仰慕得五体投地的大批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音乐家全都出自那里，比如康德以后的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科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高斯；文学家：席勒、格林兄弟；还有音乐家：瓦格纳、勃拉姆斯等等，那100多年的时间德国简直成了全世界最牛叉的地方。
蔡元培第一次游学德国是1907年，1911年回国；第二次是1912年夏天，由于和袁世凯政府不和，辞去教育总长以后出游德国，1年后回国；第三次是受北京大学的派遣，于1920年赴欧洲考察。
那个时代正是德国精神从如日中天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在欧洲的经历和学习让蔡元培认识到教育，不但可以产生大学者，也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那个时代的德国精神深深影响了这个曾经的东方翰林，他感到中国的旧式教育已经不能再玩下去了，“民国教育和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5]于是也就有了“壬子癸丑学制”和《大学令》，哈，原来蔡元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德国回来的海归！
从1905年废除科举到1913年发布《大学令》这8年的时间，中国的大学终于艰难地从传统中走出来，而这时已经是如今80后的爷爷们开始闯世界的年代，距离我们已经很近很近。
20世纪初，现代意义的大学出现在了华夏大地上，一批批具有科学思想、学贯中西的谦谦君子走进了中国历史，从此“灵芝生了，新生命来了”。详见今日二条《灵芝长成了森林》。
参考资料
[1] [美] 费正清 费维恺 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 [美] 本杰明·史华慈 著 叶凤美 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3] 王汎森 潘光哲吴政上主编 《傅斯年遗札》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011
[4] 蔡元培著 《新人生观蔡元培随笔》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5] 蔡元培著 文明国编《蔡元培自述》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