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1936年陈三立提问《风雨龙吟室丛稿》。
龙榆生自题42岁（1943年） 南京博物馆照片。
程序员左伟明自幼爱读古文诗词。上初中时，他在学校图书馆偶遇到一本《唐宋名家词选》，发现与其他的选本大有不同。“书中所选的词作极为丰富，大量援引古人对词作的评语，选入唐五代词人词作，还标记了韵脚平仄。”
于是他爱不释手，边看边抄，津津有味地“读”过了一个暑假。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依着选本作者“龙榆生”这个名字，又找来《唐宋词格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继续抄读。
左伟明对当时阅读的印象很深，记得当时正值冬季，冬夜读清词，文字之间仿佛透出萧杀冷落之气。当他读到龙榆生《后记》中的两句诗：“要将填海移山志，迸作锵金戛玉声”时，忍不住神往与其通书，结果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想写信给出版社，了解一下龙先生的联系方式。谁知，当时龙先生已经作古近三十年了。”
没有文学史和学术史的指引，也没有舆论和师友的推荐，左伟明在误打误撞间与龙榆生产生隔世的共鸣。从这种纯粹而原生的认同中，“风雨龙吟”的魅力可见一斑。
龙榆生以“风雨龙吟”自榜书斋，“龙”取自家姓，“风雨”则暗合他颠簸如晦的一生。逝世三十年后，仍能以词作的“萧杀冷落”感动后人，也正因其人生中的“风雨”际会。
光亮跨越时代
潜入词学，留下“龙吟”
少年时代的龙榆生是个幸运儿，他生在书香门第，父亲龙赓言是文廷式、蔡元培的同榜进士，曾治《万载县志》，流传后世。龙榆生从小聪慧过人，自幼在父亲的带领下，熟读《文选》、杜诗，点读《资治通鉴》，少年时所写《苏武牧羊赋》更是为时人所称道，并深受父亲疼爱，托好友黄侃许其私淑。
龙榆生年少时心气不低，高小毕业时，想凭自己的学力，跳过中学阶段，直升北京大学读书。恰好又有黄侃的关系，几乎成行。不想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赶上黄侃在北大失势，于是错过升学北大的机会。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也成为一生命运的转折。
病愈后，为了养家谋生，龙榆生开始了贯穿一生的教书生涯。在《苜蓿生涯过廿年》中，他自称命中注定是一个“教书匠”。
在辗转上海、武昌、广州各地履职的过程中，龙榆生的交游与求学，对他一生形象和身后之名的塑造，起到了比任教本身更为关键的作用。他说：“我无时无刻不在做人家的先生，也就无时无刻不在自己做学生。”
此言非虚。他的词学和创作虽然在随黄侃学习时已显端倪，但还是在幸遇陈散原、朱疆村二位的赏识之后才真正开启。尤其是朱祖谋“授砚”之后，龙榆生独立校雠《彊村遗书》十二本，才凭“朱氏的嫡派传人”之名立身词坛，摆脱了师承门派不清、学历不高的尴尬。
朱祖谋去世两年后，龙榆生创办《词学季刊》。其间三年，龙榆生意气风发，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如此充满光亮。1937年，季刊停办，生活拮据的龙榆生开始为油盐酱醋奔波。他不顾胃病，兼了五个学校的课，汪伪政府成立后，才摆脱贫穷的窘境，却又陷入另一片沼泽。
1940年4月2日，汪精卫未经龙榆生同意，在《中华日报》上刊登伪立法院立法委员名单时列入了他的名字。他随后辞去上海的教职，于4月中旬赴南京出任伪职。无论当时如何挣扎，日后如何解说，这一段“附逆”经历，对他此后的人生及身后的名誉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害。
钱钟书在1942年《得龙忍寒金陵书》中形容龙榆生的处境为“负气声名甘败裂，吞声歌哭愈艰难。”进退维谷之间，龙榆生只能潜入词学，寻找安慰和寄托。他创办《同声月刊》，钻研清词，坚持创作，虽无法抵挡“风雨”侵蚀，却留下了龙吟余音。
对于左伟明这样与龙榆生偶遇的后人，他的教学生涯、交游经历和政治际遇，都不如印在纸上的词句来得真实。左伟明觉得：“生于升平年代的我们，哪里可以体会到百年前的沧桑？”而唯有从每一行词句中，才能跨越时代，与前人的心境沟通。
大学毕业后，成为“码农”的左伟明本应与诗词渐行渐远，可少年时对龙先生的心向往之，让他想到利用专业技术，从2004年起，花5年时间制成了“龙榆生先生纪念网站”，收集纪念篇目和代表著作，以便后人阅览。这种民间的整理搜集，自然无法与《龙榆生全集》相提并论，但对于龙榆生而言，百年之后仍在民间有此回响，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理解后的慈悲
知音张晖，关照真性情
中学教师蔡朝阳曾感叹说：“我竟然如此无知，要在人亡之后，才通过张晖，再去了解龙榆生。”
其实，如他一样“无知”的读书人，不占少数。2013年春，青年学者张晖病逝。一个生前甘居冷清书斋的学者，去世后竟掀起一番热闹，这恐怕连他自己都未曾料到。仅就结果而言，张晖的逝世以及署名张晖主编的《龙榆生全集》出版，确实在客观上促成了更多人对龙榆生的了解。
早在1998年2月，还在读本科大三的张晖就开始着手撰写《龙榆生先生年谱》。在这之前，他已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准备工作，与龙榆生实际接触的时间，远在此之前。年谱在2001年完成出版，可视为他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处女作。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对龙榆生其人其学的追问，并在2012年拟定了《龙榆生全集》的目录。2015年，《龙榆生全集》在师友的帮助下出版，成为对他最好的纪念，也让张晖与龙榆生的名字再难割离。
无论是参与编纂《龙榆生全集》的编委、龙家后人还是左伟明等龙榆生的读者，都认可张晖是对龙榆生最为理解之人，也公认全集由他编纂，最为合适。照张晖生前好友袁一丹的分析，理解龙榆生，能够兼顾“词学”与“史学”两方面，目前为止只有张晖能做到。
对声调的重视是龙榆生治词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张晖能知人论世，指出这“与龙榆生早年在黄侃指导下研读文字音韵之学有关，更与其1931年开始任教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从事新体乐歌写作的背景有关。”
谈及龙榆生新体乐歌的代表作，创作于1932年的《玫瑰三愿》堪称代表：
玫瑰花，玫瑰花，烂开在碧栏杆下
我愿那妒我的无情风雨莫吹打
我愿那爱我的多情游客莫攀摘
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
好叫我留住芳华
这首歌在1996年由歌唱家李谷一重新演绎，一度流行，却几乎无人知晓词作者“龙七”正是三十年前故去的词学大师、在家中排行老七的龙榆生。相比于同辈学人词家，龙榆生在解放后默默无闻，与1940年到1945年任职汪伪政权的经历难脱干系。
面对人言人殊的历史评判，张晖认为“尽量避免道德、政治、情感等因素的干扰，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思考，庶几接近历史真相。”
龙榆生自幼爱读《史记·刺客列传》，其中“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深入内心，张晖相信这正是他答应曾对自己有恩的旧交汪精卫之请的心理动因。他利用史料梳理和判断龙榆生参与策反郝鹏举的行动以及1945年后留守南京保护文物和学校的心态，一方面打破了某些从后见之明出发的阴谋论，否定龙榆生对后路早有预算，一方面也并没有陷入龙榆生的自我陈词，欲助其“平反”，而是基于史家的眼光，提取出中国读书人在文化与政治之间徘徊的传统命题。
龙英才回忆父亲时说，他不许自己的子女学文，因为他意识到，“学文很难回避政治。”张晖指出，龙榆生“既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紧紧保住自己文化人的身份不肯放弃”，真正触及到龙榆生“仕伪”经历背后的文人心态和文化命题。
张晖选择用历史与文化的视角关照龙榆生其人，是想摆脱偏见和干扰，还原龙榆生作为文人学者的真实面貌。由他拟定的《龙榆生全集》，本是用以向世人呈现龙榆生最全面貌的绝佳方式，可惜生前未竟，只能由师友代劳。最懂龙榆生的人不幸缺席，可以说是《龙榆生全集》诞生过程中，最大的遗憾。
采写/新京报记者 修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