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采访团怀着“朝圣”般的心情，从革命圣地湖南出发，跟随红军的足迹，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陕西“红色旅行”。
习近平曾经住过的窑洞。
采访团参观陕北富县苹果园
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厚重，人文荟萃。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已经超越历史和地域的范畴，内化于国人心中。
80年前，长征的队伍如一股洪流，涤荡着泱泱华夏，1935年，这股洪流在陕北汇聚，震撼中华。之后，根据这段伟大的历史，还诞生了《长征组歌》这一部宏大的声乐作品。
80年后，三湘都市报记者再次踏上三秦大地，与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大河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同仁一起重温当年的红色记忆。
■记者 黄磊
忆往昔
直罗镇战役 为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奠基礼
陕北富县北道德乡东村，81年前，这片土地与毛泽东、与长征结下了一段珍贵的缘分。
村里有一座极富陕北特色的院落，建于1934年。当中是一栋土木结构的天主教堂，宽23米，高18米，里面的条桌板凳依然还是当年的模样，还能让人体会到当年这里满溢的激情。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这样提到。毛泽东于1935年11月19日具体部署了直罗镇战役。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结束，毛泽东于11月27日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到达东村。
11月30日，毛泽东出席了在东村这座天主教堂内（即东村会议旧址）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并作题为《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分析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原因。12月6日，毛泽东离开东村，于12月13日到达瓦窑堡。
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荆。活捉了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八章的歌词，对直罗镇战役如此歌颂到。
正因这段红色记忆，这栋建筑已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村会议旧址南边有三孔很隐蔽的土窑洞，当年毛泽东就住在那里，彼时的房东就是李乐山一家。如今，李家后人还在村里，也许是这段记忆太过珍贵，老人在世时很少提及，文管员秦保社是少数听过老人亲述这段历史的人，“李家是从山东逃荒到这的。毛主席来了之后，就住在了他家。他记得警卫员买鸡蛋给首长吃，非要给钱，村里人说，‘你们保卫我们，吃个鸡蛋给什么钱啊？’警卫员硬是把钱留下来。”
“切尾巴战役” 毛泽东在杜梨树为长征画上句号
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到吴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根据地。
《长征组歌》作者肖华专门为吴起红军会师创作了《到吴起镇》这一章节。
这里有座胜利山，经250级台阶而上，山顶的广场上屹立着一座纪念碑，高19.35米，碑底直径10.19米，碑顶有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头像，寓意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历程，于1935年10月19日在吴起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广场四周杜梨树依旧繁茂。当年就在这杜梨树下，毛泽东指挥了著名的“切尾巴战役”。
讲解员说到，当时长征队伍里伤病员已经很多，将士都很疲惫，此时国民党骑兵还紧追其后。毛泽东、彭德怀连夜召开会议，经过一路跋涉，要不要打这一仗。毛泽东当机立断：要打，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会后，彭德怀精心部署指挥了这一战役。
“国民党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由正面推进，妄图歼灭疲惫不堪的红军。不过，他们未曾料到，自己已钻入埋伏圈。”10月21日凌晨4点，毛泽东登上胜利山（当时叫平台山），在一棵杜梨树下召开战前动员会。早晨7点，“切尾巴战役”全面打响，红军把敌方骑兵分别包围在二道川、胜利山，头道川的杨城子、圪坻梁、柳树梁、燕山梁一带。当敌军进入埋伏圈后，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后，红军大获全胜，并追击50公里，创造了步兵追骑兵的奇迹。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战后，毛泽东为赞扬彭德怀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特赠诗一首。彭德怀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毛泽东看到后赞道：“如此改诗，更显大将风度，唯我英勇红军，也必将无敌于天下。”
梁家河 从这里读懂中国梦
从延川县驱车约三个小时，可至文安驿镇。文安驿镇往南的深山沟里，沿着一条柏油小路继续前行五六公里，便可抵达梁家河村。其实梁家河，实际上并没有河，只是一条沟渠，只当雨季时，渠里的水才涨起来一些。沟渠两侧是陡峭的山坡，人们利用这种山坡地形顺势挖出一孔孔土窑洞，世代居住其中。
当时上千万的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奔赴农村践行革命理想，习近平就是当年这千万知青中的一员。1969年初冬，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村里的老人还记得当年知青们进村时第一顿饭，吃的是“抿尖”，一种原料以豇豆或豌豆面为主的当地面食。
村民吕侯生家院子一侧的窑洞，依旧保持着当年习近平在此居住时的模样。“有知识，爱读书。”老人至今印象深刻，帮知青搬行李的那天，有位社员率先挑了一个小箱子，却发现这个箱子比其他人都沉，一度好奇“里面是不是金元宝”，后来才知道，那个小箱子里，都是习近平带去的书籍。
多年后，习近平回忆当年在此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第一个考验就是小小的跳蚤，“我皮肤过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脓包，全身长疮啊，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严重到我们把六六粉撒到床单上睡觉，否则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后没事了，硬扛过来了……”
在梁家河的日子里，知青们耕田种地、打坝筑堤、缝衣做饭。1974年，习近平担任村支书，他带领大家修路、打井、搞沼气、开办裁缝部，打淤泥坝。当时，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在搞沼气，就跑去取经，回村修建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带领村民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化村，解决了村民做饭、照明困难。
1975年，习近平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告别了梁家河的知青生活，“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看今朝
陕汽集团 用长征精神走上业界顶峰
西安市高陵区，其历史可追溯至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明时期。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设立高陵县以来，文脉不断，人才辈出。时至今日，陕汽集团已然成为高陵区的“代名词”。
全国重型卡车行业排名第四；亚洲最大、现代化水平程度最高、最具科技含量的车桥制造工厂；试制出我国第一辆“延安SX250”军用越野汽车；产品出口至80多个国家及地区；工业总产值突破440亿元人民币。这一串傲人的成绩背后，是陕汽人用红色长征精神开拓出的一片又一片新时代的“根据地”。
汽车总装配厂是陕汽集团最大的整车装调单元，5万多平方米的汽车装配车间，475米长的装配生产线是全亚洲最长的生产线之一。各类零部件在不到3小时之后，就已组合成一辆重型卡车，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驶下生产线。
总装配线生产节拍为6分钟每辆，是目前国内同行业人均效率最高的企业之一。这里日产峰值420辆，月产峰值13000辆，年产最高10万辆。2014年被业界看作是新能源汽车元年，新能源汽车减免购置税、新能源公车采购方案与推广意见等发布，各地方政府亦积极出台细则，加快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步伐。其实，早在1999年，陕汽集团就在率先开启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05年8月，中国首款天然气重卡在陕汽诞生，填补中国天然气重卡空白。目前，陕汽已掌握了电动汽车整车控制、混合动力油-气混燃控制系统集成等新能源车辆核心技术，此外拥有的天然气汽车38项专利技术填补了我国天然气汽车产品空白。
富县果农 用“金果果”打赢脱贫战
陕北富县因为“东村会议”、因为长征，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而今天，一望无际的苹果树林，让这里成为全国闻名的“苹果之乡”。全国首个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示范县，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之一。全县30多万亩苹果，年产值近20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80%左右。
说起这些“金果果”富县羊泉镇鹿首村果农杨昌元满脸喜色，一般苹果园，亩产2000公斤左右，而杨昌元去年竟然亩产5000多公斤。富县园艺站站长陈银河很自豪，这么高的品质和产量，在全国都十分罕见。前年，老杨的苹果就卖了21.5万元，去年苹果市场低迷，仍卖出18万元的好价钱。这里连片百亩老苹果园，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种植的，省果业局生产处工作人员说，这样“年岁”的连片老果园，不仅在陕西仅此一处，就是在全国也不多见。
今年8月，富县张家湾镇黑水寺村61岁的农民张志亮登上了《人民日报》，就是因为这些“金果果”。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张从陕北榆林逃荒至富县，之后的40年间，他拾山货、挖药材、放羊、养猪、外出打工……勉强维持着一个八口之家的温饱。去年，张志亮被列入精准扶贫户，随后，他的17亩坡洼地被铲车推平，还栽上了果树。今年，他又被列为新农村移民搬迁安置户，年底将住上新房子。
张志亮只是富县果农们在脱贫的“新长征”路上的一个缩影，2015年末，富县全县在册贫困人口5445户15924人，就已经脱贫1997户6207人。
吴起县退耕还林
红色精神促绿色发展
今天的吴起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县城，当年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已经远去，但是在吴起经济迅速崛起的背后，一条吴起人民与恶劣自然生态环境的艰苦斗争史贯穿始终。
离吴起县城约1公里，坐落着一座国家级展览馆——全国退耕还林展览馆。来自地球同纬度的200余种树木，围绕着一湾清潭竞相生长。展览馆负责人齐居义说，这个地方过去是个烂泥沟，没有人居住，由于山上老百姓种地，一下大雨，山上洪水冲下来，山梁垮塌，树木被冲走，改造之前就是一个荒芜之地。
生态建设启动之后，从封山绿化到退耕还林，从义务植树到家庭林场，是吴起人用当年的红色精神换来今天的绿色发展。全县林草覆盖率由1997年的19.2%提高到72.9%，土壤年侵蚀模数由1997年的每平方公里1.53万吨下降到0.5万吨。山上的坡地退了下来，沟道建起淤地坝，沟道两边都种上沙棘等树木，一条烂泥沟重新恢复了生机，烂泥沟取名大吉沟，吴起县会同国家林业局建起了这座退耕还林展览馆。
就在采访团到达吴起前不到半个月，陕北地区遭受了几次暴雨侵袭，吴起所在的洛河洪水仅仅漫过河底。一位老人感慨地说：“过去下这么大的雨，肯定要发大水，最起码靠河道最低的川台地要淹没，这次根本没起水，看来还是种树的作用大啊！”在吴起人印象中，2000年以前，每年吴起都要发几次大洪水，有几次更是淹没了街道，自从退耕还林以来，吴起最大的洪水也没有上过公路，流量不足过去的四分之一。
随之而来的是农民日益丰满的钱袋子，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376元。当年红军到达吴起时，周边只有7户半人家，全县也只有十户人家。如今的吴起县总面积3791.5平方公里，总人口14.3万。县域综合实力连续10届蝉联“陕西十强县”，3届跻身“全国百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