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作为一代伟人，毛主席的气度一直令人钦佩。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毛主席和我们党遇到了很多对手和敌人，经历了很多挫折和考验。
革命胜利后，这些对手和敌人，很多都被我军俘虏。但是主席和党组织并没有对这些人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宽大的处理方式，在经过改造后，这些人中很多都被释放了。然而，再大的气量也有容忍的限度。虽然很多人和事都能释怀，但也有一些人和事，即便时光荏苒，依旧让毛主席难以放下。
就像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曾遇到过一个处处和我党作对的反动派罗克绍。他不仅残害了很多我党干部，而且还险些葬送了工农革命军的前途。所以在建国以后，毛主席都没有忘记这个人，亲自起草电文，让湖南省人民政府从速逮捕罗克绍。
而本期笔者要分享的，也正是一件让毛主席久久不能释怀，到建国后还要亲自过问的往事。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来月，全国上下都沉浸在革命胜利的喜悦当中。不过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除了精神上的振奋和喜悦，他们在工作上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毕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需要他们加班加点地处理各种事务。当然，毛主席也不例外。
有一天，毛主席约见了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见面之后没有太多寒暄，毛主席就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罗长子，有个困扰我多年的心结，希望你能帮我解开。”
看着主席一脸严肃的样子，罗瑞卿也很是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事竟然能让毛主席这般难以释怀。而随着毛主席的讲述，这件往事也披露在了罗瑞卿面前。
1931年冬天，位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临时中央的求助信。
当时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上海彻底被白色恐怖笼罩。但上海方面的革命活动依旧要继续，那些被捕的同志也要想方设法营救。
很快，上海临时中央就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经费不足。不管是继续发展上海地下党组织还是营救被捕同志，都需要大量经费。但此时的上海早已是风声鹤唳，临时中央早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完全没有办法筹款。
摆在上海临时中央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个是向瑞金苏维埃政府求助，让他们拨款；另一个就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但共产国际远在国外，他们的款项送到上海需要的时间太久了，上海临时中央根本等不及。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向瑞金苏维埃政府求助。
然而在国民党的重重封锁下，瑞金苏维埃政府的情况也不乐观。可即便如此，在收到上海方面的求助后，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没有任何推脱，当即下令要求尽全力筹措经费支援上海方面。
考虑到苏区距离上海路途遥远，最方便携带的财物就是黄金，时任财政部长的林伯渠专门让苏区银行准备黄金。但那时候苏区银行压根没有储备那么多的金条，最后送到林伯渠面前的是一堆各种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我军作战时缴获的。
为了便于携带，这些黄金首饰都被融成了十两一根的大金条，装进了一个小箱子，总共12根，共计120两。这对当时的我党来说绝对算是巨额经费了，所以关于这笔经费的运送，苏区政府也是慎之又慎。
瑞金到上海路途遥远，如果是一个交通员去送，不熟悉路况和当地形势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所以经过商议，决定按照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的路线，安排七个当地的交通员接力完成运送任务。
这些交通员每个人都手握一个凭证、一把锁和一把钥匙。这个凭证是一个由林伯渠亲自书写的“快”字图章，它被按笔画分为7份，每个交通员拿一份，上下线之间的笔画是能拼在一起的。
上下线碰面后，先以暗语相认，再以下线的钥匙打开上线的锁，确认无误后，下线将手里拿的“快”字凭证给上线，由上线交回党组织。而上线也要把手里的锁交给下线。
采用这种运送的方式，如果中间出现意外，可以根据回收的“快”字凭证第一时间判断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像这样的运送方式，之前我党也是采用过，都没有出现问题，可以说安全系数极高。但是就这一次，运送却出现了意外。
第一个交通员是在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苏区出发的。按照预计，一个月左右这笔特殊经费就能送到上海。但是直到12月下旬，上海临时中央依旧没有收到这笔经费，期间他们5次发电报询问。这时候，瑞金苏区的工作人员才意识到，运送可能出现了问题。
于是很快就有工作人员找到林伯渠，将已经收回来的前6个“快”字凭证找他鉴定，毕竟这是出自他手，他能够分辨这些凭证有没有作假。
经过辨认，这6个收回来的凭证都没有问题。至此，组织上也确定了，意外就是出在松江到上海这最后一段运送途中。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十分愤怒，下令彻查此事。当时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江苏松江又紧挨着上海，我党想要深入调查难如登天，唯一的突破口就是最后一位交通员。但是党组织尝试联系这位交通员的时候，这个人却像人间消失一样，彻底找不到了。这件事，也彻底成了一桩“悬案”。
因为这笔经费出现意外，上海党组织在缺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遭到重创，9位被捕的同志因为来不及营救牺牲；一次预先布置的大罢工运动取消；3位重伤的同志因为无医疗费用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身亡……
相信说到这里，大家也能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会成为困扰毛主席18年的心结，因为它造成的后果太严重了。
当罗瑞卿听完毛主席讲述事情经过后，对此也非常重视。查清这件事的原委，既是对那些为此牺牲的同志们的告慰，也是对所有活着的战友的交代。
临了，毛主席还专门叮嘱罗瑞卿：“你一定要尽快帮我破案，也了却我心里的一桩事。”
回去之后，罗瑞卿就开始着手处理这起案件。按照实际情况，这起案件发生在松江到上海的这段行程，应该是由管辖松江的苏南行署公安处负责。但是考虑到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情况，这起案件最终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毕竟这最后一位交通员是由上海赶到松江交接的。
当时这起案件被称为“特费失踪案”，和它一起下达给上海公安局的，还有其它5起历史悬案。所以上海公安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悬案调查办公室”的临时机构，下设6个调查组，分别负责一起悬案，其中“特费失踪案”就由三组来负责。
当时三组有4位侦查员，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个个都经验丰富。但是当他们看到案子的具体卷宗，一时间也是难以着手。因为卷宗只有两页纸，只有案情的简单介绍，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有效线索了。
思前想后，蒋文增等人决定从写了“快”字凭证的林伯渠着手。但是由于保密规定，林伯渠对于运送细节并不清楚，期间的几个交接地点也不知道。所以几人从林伯渠口中得到的消息，基本上和卷宗上的没什么区别。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交谈快要结束时，林伯渠提供了一条让蒋文增等侦查员眼前一亮的线索：当初瑞金派出去的交通员的信息。虽然记不清那位交通员的具体名字，但林伯渠记得对方好像姓秦，曾担任过高自立的警卫员。
通过这条线索，调查组顺藤摸瓜，一路查到了在松江和最后一位交通员交接的刘志纯，他是倒数第二位交通员，负责从福州到松江的运送行程。根据刘志纯的讲述，蒋文增几人也了解了他和最后一位交通员交接的情况。
1931年12月3日，刘志纯抵达松江，住在一家名为“汉源栈房”的旅馆。第二天下午，他正在旅馆大堂，这时候门外走进来一位身穿黑色棉袍，头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对方佝偻着身子，向店家打听是否有一位杭州来的竹行先生入住。
刘志纯是以杭州“茂福竹行”的名义来松江出差的，所以一听来人的话中有“竹行”二字，他就猜测对方是和自己接头的下线。于是他试探着询问：“……先生可是找我？”
就这样，两个地下交通员接上了头，刘志纯将装着特殊经费的小箱子交给对方以后，也从对方手中拿到了一块“快”字凭证。回到福州以后，他就把这个凭证交给了党组织。
所以从头到尾，刘志纯这条线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圆满完成任务的。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起案件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那个黑衣男子早已失踪，完全就没有突破口。
调查组哪肯死心，他们让刘志纯再想想当初交接的细节，看能否再找到蛛丝马迹。在侦查员们的循循善诱下，刘志纯还真想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当初交接的时候，那个黑衣男子是从钱包里拿出的交接凭证，当时刘志纯无意中扫了一眼，看到对方的钱包里夹着一张折拢起来的薄纸，像是住店的预付款收据。
这个细节无疑又给调查组提供了继续追查的线索。1931年的松江，总共就只有5家旅馆，而且当时人员流动也不大。只要查到这5家旅馆那段时间的入住信息，那么很有可能就能获得黑衣男子的情况。
经过调查组探查，5家旅馆只有3家还在开门，有两家已经倒闭了。但是查了还在的3家的那一时期的住宿登记，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客人。至此，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
调查组思考再三，觉得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黑衣男子并没有选择住店，而是住在亲戚家中。当年流动人口少，乡里乡亲谁家来了亲戚，街坊邻居应该都知晓。所以调查决定采用逐一排查的方式，让当地派出所配合，让各街居委会逐家打听，在1931年12月3日，谁家来过一位身穿黑衣头戴黑色毡帽的中年男子。
但让人失望的是，一轮排查下来，完全没有线索。到了此时，这起案件无疑是进入了死胡同。
眼看春节将至，松江又完全没什么线索，调查组商议后决定先回上海，等春节过了再想办法。其中一位侦查员向组长请假，说在松江军分区有位担任参谋的老乡，自己想去看看对方。而就是这一去，让这起案件迎来了峰回路转。
那位侦查员去了后不久，又打电话给其他三位侦查员，说老乡请他们一起吃饭。盛情难却，几人也就去了。席间，几人天南地北地开始畅聊，自然也聊起了调查组来松江出差的因由。
案件进入了死胡同，几位侦查员也是不由大倒苦水。同桌吃饭的一位老厨子在听完他们查旅馆未果后，随后说了一句：“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
几位侦查员一听，竟然还有不为人知的住宿的地方？当即就让老厨子细细说来。原来是当初松江有个保安团司令部，经常召集附近的军官开会，为了方便住宿，就在司令部里面设了一个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一般都是接待出差的军人，不过床位空闲的时候，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的熟人介绍，而且要有营级以上的军官担保才行。当初那里也经常举办宴会，老厨子曾经被请去过掌勺，所以才知道这一情况。
有了这条新线索，调查组当即就打消了回去的打算，第二天就开始打听保安团的事情。庆幸的是，保安团的档案都被公安处收回来藏在库房里。经过查找，内部招待所那几年的登记资料竟然还在。从中，侦查员们发现了一位名叫梁壁纯的旅客，来自上海，1931年12月1日入住，12月4日离店。
梁壁纯当初的担保人是一位名叫郭洪顺的保安团营长，在担保信中，写着梁壁纯是“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
于是调查组很快返回上海，开始从“祥德源国药号”展开调查。此时的“祥德源国药号”早已关门，但调查组还是从附近一些上了年纪的街坊口中获得了有用信息：以前确实有位姓梁的店员，说话带着上海郊区的口音，但是有一天这位梁姓店员却突然失踪了。
这一下子就引起了侦查员们的重视，因为最后那一位交通员也是突然失踪的，莫非这个梁壁纯就是最后一位交通员？
之后，调查组顺着这条线索继续排查，陆续找到了几位曾在“祥德源国药号”做过事的店员，从他们口中得知梁壁纯是江苏嘉定人。1931年那次出差回来之后，梁壁纯还回到过店里，当时跟老板说是累了想回去先休息，结果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除了这些，调查组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从其中一位店员手中得到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中秋，当时店里聚餐，梁壁纯也有出席。于是调查组又专门去了一趟杭州，找到倒数第二位交通员刘志纯，让他辨认。结果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说他就是当初交接的交通员。
至此，最后一位交通员的身份终于确定了。但是想要找到那笔失踪的特殊经费，就必须先找到梁壁纯。
根据打听到的情况，梁壁纯失踪应该是提前有准备的，是他自己主观的选择。于是调查组又开始就梁壁纯可能的去向展开了调查，但在上海始终没有突破。无奈之下，调查组只能选择前往梁壁纯老家嘉定寻找线索。
嘉定是一个大县，想要在这里找一个人谈何容易？不过调查组的运气可谓极好，当地公安部门为了配合他们的工作，专门邀请了一些当地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会，询问他们是否认识一位名叫梁壁纯，在上海“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店员。而这其中有位老药工，梁壁纯恰好就是从他的药店走出去的。
一下子，梁壁纯的具体信息都出来了。他家住在嘉定南门外，妻子名叫贞姑，家里有三个子女。但是在梁壁纯突然失踪之后，贞姑就带着子女们回到娘家黄渡千秋桥堍去了。
有了这样的重要线索，调查组马不停蹄地赶往黄渡千秋桥堍。但是到了地方询问过后，调查组听到了一个坏消息，那就是1942年的时候，贞姑全家搬走了，具体搬去哪里，也没人知道。
难道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要断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调查组仔细问询之后，他们得知一个情况，那就是在今年正月，贞姑曾回来给一位去世的亲戚奔丧。调查组通过这件事分析，贞姑应该和老家的一些亲戚并没有断绝联系，从这些亲戚入手调查，很有可能就能得知贞姑的下落。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最终调查组从亲戚口中得知，贞姑是被其丈夫梁壁纯接去了上海浦东。根据亲戚们提供的地址，调查组最终在1950年3月4日晚，在浦东洋泾镇找到了已经改名的梁壁纯。
既然梁壁纯找到了，那么这起案件算是破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找到梁壁纯只是任务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失踪黄金的下落。但让侦查员们没想到的是，梁壁纯自己都不知道黄金去了哪里。
当初梁壁纯交接完后，带着小箱子赶回上海。从松江到上海一路都很顺利，但他到达上海后却出现了意外。当时他是从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下船的，下船后他也松了口气，叫了辆黄包车就准备先返回住处。可是他刚上黄包车不久，就被人用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晕了。
等梁壁纯再醒来的时候，他躺在一家旅社的房间中，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箱子已经没了。梁壁纯一下子慌了神，他在交接小箱子时，从箱子的大小和重量已经猜到里面装的是黄金。那些黄金的重量让他咋舌，但现在这些黄金却在自己手里丢失了，这无疑是执行任务时出现了重大事故。
该怎么办才好？梁壁纯想了又想，决定一走了之。因为他不确定组织上是否会相信自己的解释，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那么大一笔黄金，正好在自己手里被人打劫了，而且自己人还没事，这事不是亲身经历他自己都不一定会相信。
不过为了防止以后可能被追究，梁壁纯也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将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自己醒来的那家旅馆的掌柜，让他给自己写了一份文字证明，详细描绘了事情的经过。而且最后他还叮嘱掌柜，如果以后有人来问这件事，都不许说，除非来的人说出“念漆”这个暗号。
掌柜的因为自己旅馆出现这种大额财物丢失的情况，也不敢声张，见梁壁纯要这般低调处理，也就答应了他提出的这些要求。
之后梁壁纯就回了一趟原本工作的药店，继而跑到浦东洋泾镇一个破庙当了居士。后来又改名，还从老家将妻子和儿女接了过来，一家人一直住在浦东洋泾镇。
这件事听起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当调查组到曹家渡调查的时候，当初那家旅社还在，他们试着说出“念漆”这个暗号，没想到掌柜的还真说出了当年的事情，和梁壁纯说的一模一样。
案情进展到这里，又一次走进了死胡同。梁壁纯当初是被人打劫，他自己也不知道劫匪是谁，现在过去了18年，上哪去找那些劫匪？唯一的线索就是一辆黄包车，但是满上海有那么多黄包车，这可怎么办才好？
无奈之下，调查组只能找了一些建国前从事刑侦工作的老人，希望让他们分析一下。老人们经过商议，建议侦查员们从监狱入手，因为监狱里很多关押的犯人都是建国前有过抢劫、盗窃等案底的在押犯，从他们口中或许能够得到一些线索。
但这个寄予厚望的调查方式，始终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这可急坏了几位侦查员。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案情又一次出现了转机。曹家渡旅馆的掌柜找到侦查员，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说店里一个伙计前两天做梦时梦见了当初强盗作案的那辆黄包车，上面的牌照号码是“300169”。
这事听着很玄乎，掌柜的原本不信。但他回家后跟儿子说起这件事，儿子却说有可能是真的。掌柜的儿子是学医的，曾经读过外国科学家的研究报告，其中就提到梦中回忆到的情形很多是当初真实一幕的还原。
侦查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跟进了这件事，但结果却让人失望，牌照“300169”的主人压根没有问题，当初这辆黄包车也没有去过曹家渡。
难道这起案件真要成彻底的“悬案”了？这个时候，原本寄予厚望的监狱调查出现了转机。一位名叫冯安宝的在押犯人，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家有一辆黄包车，1931年12月时候，这辆黄包车被他的表哥吉家贵借去，和另两位朋友一起玩。不久后，表哥将黄包车还回来了，而且还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店。那辆黄包车的车牌号是“300196”。
当时抢劫梁壁纯的就是3个劫匪，而吉家贵和两个朋友也是3个人；曹家渡旅馆店员梦到的牌照是“300169”，吉家贵借的表弟家的牌照是“300196”。
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侦查员们当即带着警察找到吉家贵，经过对他家和店铺的搜查，发现一个小箱子，经过梁壁纯和刘志纯辨认，这个箱子正是当初交接的那个。
这桩18年的悬案终于告破。根据吉家贵交代，这桩抢劫案，就是他和两位朋友刘阿古，小克一起做的。做完后三人将120两黄金分了，他自己开起了店铺，刘阿古在另一条街开商行，而小克已经去世。
最终，在1950年11月18日，还活着的两名劫匪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而畏罪潜逃的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当毛主席得知这起悬案被告破，困扰他18年的心结也被彻底揭开。为此，他还专门赞扬了负责此案的几位侦查员。
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过去了18年，毛主席对当初的案件还那么耿耿于怀，想要破案呢？
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答案。破获这起案件，不仅是对那些牺牲同志的告慰，也是对所有活着的战友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