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霍乱是一种病急、传播快、致死率高的烈性传染病。1817年在东部、西方格拉德市地区爆发后，通过海轮等传播工具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莎士比亚、温斯顿、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孟加拉国)
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七次霍乱大流行，已经纳入世界网络体系的中国，每次都不能幸免于难。咸丰、同治年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第三次和第四次霍乱大流行，此时的中国适值太平天国战争，霍乱也悄悄地进入战区。咸丰四年（1854年），浙江的温州和江苏的常熟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流行病，温州人赵钧在《过来语》中说，这一年的瘟疫是他一生七十余年里所目睹的三次最大疫情之一。第二年，常熟和上海的流行病同样严重，常熟“无家不病”。咸丰六年至八年（1856～1858年），宁波、杭州和上海发生一种叫做“吊脚痧”的疾病。“吊脚痧”是江南民众对霍乱的俗称。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形成流行病。咸丰十年和十一年（1860～1861年），江苏的金坛和浙江的乌镇、新塍、濮院暴发了一种十分厉害的疾病，这种病具有“霍乱转筋”之证，伴有腹泻，症状类似霍乱。太平天国运动资料图
在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暴发流行病的时候，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了安庆。安庆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太平军失守这一要塞之后，湘军从此可畅通无阻地顺江东下，战争的主战场便转移到了皖南和江浙地区。翌年春天，湘军兵分十路，对以天京为中心的太平军占领地发动全面攻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和同治元年（1862年）夏天，湘军的军事行动进行得相当顺利，以至于“论者以为廓清有期”。然而，夏天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曾国藩在一封书札中提到：“七月之后大疫遍作，士卒十丧四五。自是贼氛弥炽。”这次疫病来势汹汹，原来是第四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开始光顾中国。它的突然到来使战争的进程发生了一些令曾国藩始料不及的变化。
驻扎在皖南宁国府宁国县的鲍超的军队，受霍乱影响，“除已痊外，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霍乱的流行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烧火做饭。驻扎在宁国府太平、旌德两县的张运兰军队也好不到哪里去，“即求一缮案之书职、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南京的霍乱虽较皖南为轻，但仍然相当严重。曾国荃的军队“每营病故者八九十名，勇病日多，其无病者不过一二成队”。这种情况使得曾国藩“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不得不奏请朝廷速调多隆阿军队渡江驰援。
霍乱使得湘军的实力大受影响，按理说，此时正是太平军发动反攻，消灭皖南和南京的湘军，进而收复安庆，扭转岌岌可危的战局的绝佳时机。不幸的是，太平军也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霍乱使得守卫南京的军队大量减员，于是洪秀全下令从南京上游地区征调官兵拱卫南京。然而，这些官兵“在上游一带失落不少，病者亦多”，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一时难以御敌”，只能“均填老馆守城”。
面对这种可怕的局面，洪秀全严诏镇守苏州的忠王李秀成，令其带兵速回南京。令人奇怪的是，李秀成迟迟未能动身。个中原因，无法知晓。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他所统率的江浙各路军队同样遭受到霍乱病的袭击。在李秀成驻守的苏州，霍乱病流行甚剧，死者众多。镇守嘉定城的太平军由于病故不少，染病者更多，可以出兵的士兵甚少，以至于到了无法坚守的地步。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洋枪队和李鸿章军队，李秀成不敢轻易调兵驰援南京。
在天王的严诏之下，李秀成终率10万军队进攻曾国荃的雨花台营盘，以解天京之围。侍王李世贤也带领三四万军队由浙江赴援南京。双方军队在南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曾国荃也在这场激战中受伤。当天气渐渐寒冷，未带冬衣且缺兵少粮的太平军援军，面对着曾国荃采取“缩营自保”的策略，不得不主动撤退。李秀成因救围不成，被洪秀全“严责革爵”。为继续救援南京，他不得不率军到皖北作战。
虽然李秀成救援不成，但是霍乱的到来使得双方的战争不得不进入到暂时的相持阶段。上海的《北华捷报》这样评论道：“这种使人苦恼的暑热与疾病的影响是如此巨大，致使双方不得不连续休战几个月的工夫。”
战争中的流行病不仅仅影响到双方的军队，还折磨着战区甚至非战区的民众。一方面，军队的军事活动会在沿途传播疾病；另一方面，战争中难民的流动也会超出疾病藉由商业或交通传播的途径，而在战区甚至非战区广泛流行。
同治元年，著名医生王士雄到达上海，他观察到由于霍乱的盛行，上海居民“死者日以千计”。就连军队卫生做得相当好的英军，死于霍乱者，亦达5%。上海的霍乱也传播到周边地区，距离上海120里的松江，据西人观察，死于霍乱者，占当地全部人数的1/8。在苏州、常熟、太仓、嘉兴和杭州，同样有严重的流行病。当地人称这种流行病叫“吊脚痧”、“子午痧”、“瘪螺痧”或“吐泻病”。这些病名皆是霍乱别称。江南地区的霍乱似由上海传播而来，一条常熟的记载就称：“时疫流行，名子午痧，朝发夕死。上海极重，渐延太（仓）境，吾方间亦有之。”(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