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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花假钱梦见花假钱?

第一次到达北京(1)

厨房的角落里一直放着铝锅,这个锅已经14岁了,比我的大儿子大6岁。

锅身早已经被熏得黑糊糊的,洗不出原来的模样,锅身两边的把手有一边已经坏了,耷拉着脑袋,从外表看上去最新的地方就是锅盖上的把手,因为曾经换过一次。掀开锅盖,锅的内壁更是不忍直视,坑坑洼洼地,就像一张光滑的脸上长过青春痘后留下的痕迹。

在北京生活的那五年,不知道是不是水质不太好的缘故,铝锅的内壁上经常结下厚厚的水垢,老公有点洁癖,看不了既用来烧水又用来煮粥的铝锅结了那么多水垢,闲来无事时,就从房东那里借来锤子、螺丝刀,敲敲打打,于是,就让这口铝锅变得满目疮痍了。

现在这口铝锅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一年半载都不会用一次,年前大扫除,一直秉承“断舍离”观念的我,看着这口饱经沧桑的铝锅,愣是没舍得把它丢掉,给它洗了个澡,又放回了原来的地方。对它,我有太多的不舍,它是我和老公在一起后置办的第一件家当,看着它,就让我想起我和老公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漂泊的那五年……

2005年,我和男友杨子(我现在的老公)大学毕业了,那年春节过后,我们没有回学校,便迫不及待地到北京找工作,迫切地想要赚钱,我们太需要钱了,杨子的父亲在我们读大二那年因病去世,为给父亲看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杨子依靠助学贷款、勤工俭学,以及东拼西凑借来的一些钱,勉强完成了学业。我家的条件也谈不上富裕,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供我读书已经是勒紧了裤腰带,弟弟的年龄渐渐大了,盖房娶妻也是不小的花费,家里的负担也不轻。

我和杨子是大学同学,他来自南方的小山村,我来自北方的农村,我们两个的结合是典型的小葱拌豆腐型——一清二白。当年,我们揣着2000元,就来北京闯荡了,还暗藏了一个大梦想——在北京买房结婚,你说我们是矮子想登天也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罢,总之刚毕业那会就是有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

出了校园,我们像在笼子里关久了的鸟儿,急切地想飞出去,天不怕地不怕,只要彼此相伴就好。坐在来京的车上,我们一路都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畅想着我们的未来,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物,让人产生幸福的眩晕,好像车子驶向的不是北京,而是抵挡幸福的终点。我依偎在杨子的怀里,闭着眼陶醉地听他描绘未来: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子,我洗菜,他煮饭,我们面对面坐在餐桌前,吃着自己亲手烧的菜,你夹给我,我喂你一口……那时候我们理解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一间房,一个相爱的人。

下车后,我们各拉着一个行李箱,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站在陌生的街道,望着鳞次栉比的楼房和匆匆忙忙赶路的人,心砰砰地跳得厉害,有兴奋也有紧张。北京的冬天干冷干冷的,风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钻进你的衣领里、袖口里,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我们像个孩子似的拉着行李箱飞奔,呼呼的北风从耳边刮过,像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迎接我们的到来。

我们先去通州的物资学院找杨子的高中同学H,H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对北京比较熟悉,我们在他租的两居室里住了半个月。半个月后,我联系上了我的大学室友L,她已经在马连洼安营扎寨,并在朋友的介绍下找了一份工作,我们便来到了马连洼。

从通州搬家的时候,除了两个行李箱,我们手里又多了一床旧被子和一口旧炒锅,都是H送的。那时的马连洼还是城中村,街道坑坑洼洼地,穿高跟鞋走在路上很容易崴脚,在L的带领下,我和杨子东拐西拐地穿梭在巷子里,寻找合适的房子。巷子最窄的地方只有50公分左右,巷子两旁的民建房建得十分紧凑,大多两三层,一栋挨着一栋,巷子上方的空隙被房东用彩钢板合理利用起来,拉上绳子,给租户晾晒衣服用,还能防止楼梯被雨淋,为了节省空间,大多数楼梯都建在房子的侧面,所以,走在巷子里很难感受到阳光,时不时还会有湿衣服滴下来的水砸在头上。

租房信息大多贴在房东的大门上,或者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简简单单的两行字,下面竖着写上房东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往往会打印好几份,然后被整整齐齐地撕开,方便租房的人随手撕下来,风吹过,这些纸条迎风飞舞,沙沙作响,像是在替房东招揽生意。

我们选定了一间六七平米、月租300元的房子,房子位于二层,朝阳,窗户正对着楼梯。房间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仅此而已,床垫子又破又旧,累了一个上午,我们已经顾不得这些,一屁股坐在床上,床就发出痛苦地咯吱咯吱的声响,低头一看,床腿下还垫着几块砖头,像腿脚不好的老人拄着拐杖勉强支撑着。

“这床垫子旧是旧了点,看上去还是很厚实的嘛。”杨子顺势趟了下去,哎哟一声,又弹了起来,床垫子下的弹簧都露了出来,躺在上面,后背硌得慌。

“这房东真厚道,还给咱们准备了一个按摩床。”我和杨子相视一笑,“没事,一会儿去买个垫子铺在上面就行了。”

苦吗?不觉得,有了可以相依相偎的小家,幸福还来不及呢!我们有说有笑地打扫房间,规划着房间物品的摆设,列好置办家当的清单后,去附近的市场买了生活用品,其中就有那口铝锅,总共花去了400多块,就开启了锅碗瓢盆的过日子时代。因为没有太多钱,这口铝锅除了熬粥用,也当水壶使,是众家当中曝光率最高的,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创办小家的元老级“人物”了。

房东不允许租户在房间里做饭,在水房旁边搭了一块长长的木板,便是厨房了。租户太多,放不下那么多煤气灶,需要排队做饭,谁家做饭谁就拎着煤气罐、煤气灶过去,这和在大学食堂排队打饭差不多。我们在房间里切好土豆,再去排队炒菜,一块长长的木板上五六个锅灶同时炒菜,颇为壮观,有点在饭店里当大厨的感觉,大家一边炒菜一边说笑,天南海北的腔调都有,有时还会为一道菜该怎么做,辩论一番,一顿饭做下来常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住进马连洼的第一晚,半夜被尿憋醒,才突然想起要到距离租房处百来米远的地方去上公厕,那时的公厕可比不上现在的公厕,都是旱厕,臭气熏天,最苦的是上大号,不仅自己要忍受着别样的味道,从厕所出来,从你身边经过的人,也会受到牵连,他们会用异样的眼神瞄你,因为那味道太浓,太特别了。所以,每次我和杨子上完公厕,都要在外面晃荡20来分钟才进家。

别看这地方味道不太好,但绝对算得上是村中一景,一大早睡眼惺忪的人们就提着一个小尿桶来公厕外排队,那场面一点都不逊色于站台下候车的人们,有的人着急得跺着脚,有的人捂着肚子蹲在地上,有的人用卫生纸堵住口鼻……就为了赶着上厕所,每天起床的时间都要提前20分钟,一点都不带夸张的。

初到马连洼的日子虽然清苦,我和杨子却感到很幸福、很开心,因为那时我们还不知前路凶险,以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仰望着我们未来的生活……

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二)

安置好一切,我们开始找工作。我们学的是教育心理学,有些偏门,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作,便想着找一些能挨着点边的工作先干着。头顶着大学生特有的清高,手捧着不可一世的自尊,我们无比自信地在求职信息上注明期望月薪2000+,看着那些招聘信息,感觉哪个公司都会打电话过来。

可一晃半个月过去了,除了接到几个招聘保险员和诈骗招聘信息,手机就没响过,一度让我怀疑手机是不是坏了,让我错过了什么重要的面试。只出不进,眼看着手里的几张纸钞越来越单薄,好像是春天要到了,急着脱掉冬装似的,尽显着它的苗条。

钞票越来越少,心里越来越慌。我和杨子开始调整策略,将期望月薪不停地往下降,都快降到1000元了,手机还是没响过几次,偶尔有人打电话过来,问问情况,一听说刚毕业没啥工作经验,就客客气气地说再见了,或者留下一句让人无限遐想的话,“有消息我们会通知您”,就再无消息。

整天窝在家里等电话,房东阿姨都跟着我们着急上火了,旁敲侧击地打听情况:“你们家里每月给你们寄多少生活费啊?”得知父母不会给我们寄生活费后,房东脸上刚还山花灿烂般的笑容立马僵住了,就像突然中风了似的,以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严肃地说道:“我这里可不能拖欠房租,一天都不行!”那样子特别市侩,她倚靠在门框上,一只手叉着腰,用鄙夷的眼神上上下下打量我们,好像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又或者能从我们脸上能看出口袋里还有几个大洋似的。

一个月的幻想之后,我们终于抱着“我是大学生”的清高从云端跌落到凡尘,什么尊严,什么清高,什么大学生,当这些都抵不过两个馒头时,一切就成了浮云。

我们不再挑三拣四,把每一期的《手递手》、《前程无忧》都买回来,一条一条地看招聘信息,凡是对学历、经验没有太多要求的,我们都会热情地投递简历、打电话咨询。这招果然奏效,电话渐渐地多了起来。

初来乍到,我们对北京不熟,加上迫切想找到工作,根本不会在意公司地址,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远,反正从北京地图上看,就有一根食指那么远。接到面试通知,拿上北京地图,灌上一瓶白开水就开路了。北京太大了,常常把人搞得晕头转向,还经常有重名的地方,都叫北苑,两者却差十万八千里。有好几次还将地铁坐反了,在路上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到面试的公司人家已经下班了。

为了省钱,我和杨子早晨都尽可能地多吃一个馒头,中午不吃饭,晚上回家再吃。有时饿得实在不行了,眼前星星都在闪耀了,就在街边花一块钱买两个素馅的“袖珍”包子吃,边走边吃,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让包子在嘴巴里多停留一会儿,多咀嚼一会儿,感觉肚子就不那么饿了。

我们每天早晨出门,晚上才回来,一走就是一天,脚走得生疼生疼的。有一次,杨子去了顺义,回来时已是半夜,坐公交车到北大西门后,最后一班开往马连洼的车已经没有了,想打个摩的回来,一问价格要5块,他咬了咬牙,愣是走了回来,到家鞋都没脱,趴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给他脱鞋时,刚露出半个脚后跟,那股酸爽的味道就迫不及待地钻了出来,气浪差点没把我顶到房顶上去,袜子已经湿透了,黏黏糊糊地裹在脚上。

杨子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大学期间,除了学校给他安排的两个勤工俭学岗位外,还做了一份兼职——水站送水员。夏天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也是最累的时候,扛着一桶水,爬几层楼,只能赚5毛钱,送一趟水,衣服就能湿得拧出水。南方的夏天湿热难耐,坐着不动都感觉呼吸不顺畅,我劝杨子别去送水了,他却打趣地说:“谁能像我这样光明正大地出入女生寝室,还能去看你,多好!”

大二快放寒假的时候,杨子神秘兮兮地让我下楼,从身后拿出两个盒子,一大一小,一双喜得龙牌红色运动鞋,一块手表,一共花了300多块,那是他勤工俭学攒下来的。

杨子是个很抠门的人,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两百来块,去食堂打饭,总是多打米饭,少买菜,菜都是最便宜的蔬菜,几乎没打过肉菜,和我在一起后,我会打些肉菜给他吃。因为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杨子的体重一直保持在100斤上下,有着令女人羡慕的小蛮腰,军训的时候,将衣服别进裤子里,系上裤带,走到哪里,那小蛮腰都能引来女生们一阵惊呼。后来我才知道那次杨子买了回家的车票后,兜里只剩下几枚硬币了。

还有一次,我们要出去找工作,下起了小雨,我们没有雨伞,杨子跑到村里的商店只买了一把雨伞,塞给了我,怕我担心,他笑着说:“没事,雨下不大。”晚上杨子回来的时候,像是有心事,站在门口犹犹豫豫不进来。

我无意间瞥见他鞋子下面的一滩水,杨子看瞒不过去了,抬起左脚让我看,他的鞋底快断了,鞋里灌进了水,我让他去买一双,他死活不去,非说再等几天,等找到工作就买。那几天他小心翼翼地穿着那双整个底子都快断了的鞋四处去找工作,还自嘲地说:“还好比较苗条,能多坚持两天。”

在那段“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日子,我们历经了数次面试。4月初,可喜可贺!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干到第三天,部门主管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60多块钱,什么都没有说。面试的时候,公司曾交代每月月底发工资,并明文规定不许打听同事的收入,那天又正好是月底,我以为公司正常发工资,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蛮高兴地拿着第一笔60多块钱的工资回了家。

第二天去上班,我刚进办公室,主管看到我,就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又来了?昨天不是给你结算了工资吗?”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就断片了,只感觉办公室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朝我射来,目光中带着同情、鄙夷和讥笑,如同一把把利剑,把我的自尊心一点点地射穿,咔吧咔吧地碎成片,再一点点地掉在地上,我羞臊地落荒而逃,水杯都忘了拿。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腰斩了,回到出租屋,我蒙着被子,咬着手指,眼泪不争气地吧嗒吧嗒地往下流。本想哭个痛快,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妈来电,我搓了把鼻涕,抹了把眼泪,深吸一口气,接通了电话,故作轻松地对老妈说:“放心吧,这么大的北京我还找不到一份工作吗?关键得看我想干不想干了,您闺女是谁啊!”

“行了,别耍嘴皮子了,有事就去找你小姨。”知女莫如母,精明的老妈还是听出来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只是不愿意揭穿我。后来,妈妈借着给奶奶过生日的机会让我回家,返京的时候,妈妈塞给我1000元,我硬是拿出500元,又塞了回去,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挂了电话,眼泪又一次止不住地往下流,太没出息了。其实,我在北京并不是孤立无援,我的小姨与小姨夫都生活在北京,我从小就和他们的关系很好,可越是这样,我越不想麻烦他们,不想让别人看穿我内心的迷茫与胆怯,我像一只缩在壳里的乌龟,用坚硬的外壳包裹起内心的脆弱,害怕被人看到。

当爱情遭遇现实(三)

当一个人头顶着清高,手捧自尊去找工作时,一定会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就像一个原本衣冠楚楚的人被突然剥去了全部衣裳,赤身露体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大学生找工作就像谈恋爱,也需要有一番寒彻骨的经历,将清高与不可触碰的自尊心打磨得不再那么尖利,工作就找到了。

来京近两个月的时候,我和杨子几乎同时找到了工作,不再为有没有馒头吃发愁,虽然大多数我们吃的依然是土豆,但至少不会饿肚子了,想想还是蛮幸福的事情,那天我们破天荒地炒了两个菜,一盘素炒土豆丝,一盘西红柿炒鸡蛋,狠狠地奢侈了一把呢!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万泉河路紫金大厦的一家广告公司,我的工作是给全国各地的防水建材企业的负责人打电话,让企业在名为一本《防水商情》的杂志上投放广告,公司规定每天要打三百个电话,连续两个月没有业绩,就要走人。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很折磨人,一百个电话打过去,90%以上都是拒绝的,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真听你讲些什么,挂了电话算是客气的,污言秽语地骂你是骗子也是家常便饭。

不过,我一点都不生气,一是我来不及因为被拒绝、被谩骂而难过,我得拼命地打电话,我计算过了,房租、水电费、交通费、通讯费、基本的生活费,杂七杂八地加起来,再省每个月的花销也要1000元,杨子的助学贷款还没有还清,每个月都要还贷,到了月底基本上剩不下三瓜两枣。

二是我被找到工作后的喜悦充斥着,有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了,与心中的小家就越来越近了,我做梦都想有一个属于我和杨子的家,这是多么令人欢呼雀跃的事情啊!没有经历过生活的人,就是那么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笑,吃着馒头就咸菜,也以为走上了人生巅峰。

那天,杨子的高中女同学J打来电话,邀请我们去参加她的乔迁之喜,J的新家位于通州梨园附近,当时的房价一平米只有4000多元,J是独生女,其男友是独生子,双方父母都有正式工作,两人在北京读书时相识,定亲后,双方家长掏钱给他们买了房子、买了车,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些还在为每天花多少钱掰着手指头计算的人甩出了好几条街。

我和杨子从J的家里出来,已经是晚上,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我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出J和男友招呼客人的场景,J脸上掩藏不住的幸福像花儿一样绽放,一股酸楚慢慢爬上了我的心头。我和杨子参加工作快半年了,每个月都剩不下几个钱,我曾对杨子说:“哪怕我们一个月能存下500元也好啊!”现在杨子还时不时地拿这句话来调侃我,可在当时真的是一种奢望。

透过公交车的车窗向外望,景物渐渐地变得模糊,只有从高楼大厦的窗户里射出来的一盏盏灯光随着公交车的行进,不停地在我眼前晃动,我多么渴望有一盏灯为我而明,我一间房是属于我的。温暖柔和的灯光下,我和杨子你依我侬地在一起……从那以后,每次晚上坐公交车,望着车窗外的万家灯火,一种无法抑制的奢望便从心底慢慢地升起,随之又会被满满的悲伤取代。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与“北京买房结婚”的梦想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回家后,杨子突然拉着我的手,很认真地对我说:“带我去见你的父母吧,我想和你有个家了。”没有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家,有个人可以依靠,“我想和你有个家”是女人听到的最浪漫的告白,可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却浑身战栗。

“家?你开玩笑吧?我们有家吗?这个七八平米的小破屋就是家吗?”我憋了一路的情绪如潮水般倾泻出来,“你不是说会让我过上好日子吗?你看看我现在过得是人的日子吗?顿顿吃土豆,不是土豆丝,就是土豆片,要么就是土豆块;渴得要命都不敢轻易喝水,怕上厕所,去趟厕所,身上能臭上半天;出去一趟,我得仔细计算在哪里倒车最划算,就为了省下五毛钱;买一提卫生纸,我还要和L合买,一人一半……”

杨子任由我发脾气,他一声不响地蹲在地上,双手埋进头发里,过了好久,他慢慢站起身,把脸扭向黑漆漆的窗外,喉结上下移动着,终于吭哧出一句话:“对不起,我可能给不了你幸福,我们……”话梗在喉咙里,没有说出口,杨子就哭了,我也哭了,边哭边骂他,“你是不是男人,遇到点挫折就放弃,就说分手啊!”杨子将我揽进怀里,我使劲地捶打着他的肩膀……

我们是那么的渴望买房,为了买房我们省下一切可以省的钱,我们重新租了房子,就为了每月省下40元房租;夏天天气再热,都不肯买一台电扇,热的受不了,就拿一本破杂志当扇子;我们会走很远的路,去一个很偏的菜市场买青菜……

北京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爱它,是因为它永远会给你希望,把你逼到墙角,又突然峰回路转,恨它,是因为它永远挑逗着你的欲望,使你被欲望裹挟着,停不下,一直向前,再向前……

逃离还是坚守(四)

北京这座城市每天都有人带着希望欣喜而来,也每天都有人带着遗憾哭泣而走,它就像一辆永不停息的火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不管怎样,都会给人留下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往。

2006年初夏,我接到了L的电话,“来找我吧,我很想见见你,我要走了。”

L在马连洼住了不到半年,因为换工作,就搬到了朝阳的北苑,我去北苑找她,我们去吃了肯德基,我和她面对面坐着。

“你去哪?回老家吗?”

“不是,出国。”

“出国?”

“嗯,是的,我认识了T,T是马来西亚人。”L在工作中通过网络认识了T,他们相爱了,T来北京已经呆了几个月,签证快到期了,想邀请她一起过去。

“他靠谱吗?你想好了吗?”

“他对我很好,我在北京这个城市待腻了,太累了。你和杨子呢?有什么打算?”

我无言以对。

“有时现实与理想是很矛盾的。”L望着街上熙熙攘攘地人群,像是说给我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后来,L和T结婚了,定居在了马来西亚,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希望她一切都好。

在北京漂泊的日子,最怕搬家。每次搬家都有一种被驱逐的伤感,就像坐摩天轮,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会把你抛向这个城市更边远的地方,那几年北京发展得很快,我们住过的城中村都先后拆迁了。

2006年夏,因马连洼拆迁,我们搬到了一个叫土井的村子,土井村位于海淀的西北旺镇,它的名气与昔日蚁族聚集地唐家岭不可相提并论,实际上两地距离并不远,只是人口与交通差了不少,刚搬到土井的时候,只有一辆749路公交车,终点站就位于村口。

749路公交车从唐家岭开往土井村,会途径一条很窄的公路,公路两边是庄稼地,坐在公交车里,望向窗外,会让人产生穿越时空之感,一下子从熙熙攘攘的都市穿越到穷乡僻壤的乡村,让人难以相信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它会颠覆你对北京这个繁华大都市的认知。在这里,我度过了北漂那五年来最黑暗、最痛苦、最不堪回首的半年。

随我们一起搬到土井的还有兰,她是杨子的妹妹,从佛山过来,想在北京开个小店,我们在土井村花3000元盘下一个小店,小店主要经营网络电话,那时用手机打电话还很贵,来京打工的人喜欢到网络电话亭打电话,一分钟一毛钱左右,在经营网络电话的同时,出租一些电影、电视剧、二人转的光盘,后来又买了冰柜,在西北旺市场批发了些冰棍和水。

我们租的房子分里外两间,外面的一间是店面,面积比较大,兰晚上就住在这里,里面的一间除了放一张1.5米的双人床,几乎无立锥之地,墙壁上有几个格子柜,放些简单的物品,我和杨子就住在里面。

风风火火的将小店置办起来,花费了不少精力,就在把一切打理妥当,我和杨子可以安心上班时,兰却提出要回老家,此时小店才开了仅仅一个月。她走了,小店怎么办?要经营小店,我和杨子必须有一人辞职,可这么一个小店能有多少收入啊!将小店盘出去,肯定会亏本,而且一时半会盘不出去,若将店盘出去,我们还需要另找住处,刚刚稳定下来的生活又一次被打乱。

就在这时,H给杨子介绍了一个兼职——帮人撰写文章、书稿,盘下这间小店时包括一台旧电脑,这台电脑老旧得像八九十岁的老人,开机就会发出嗡嗡的怪声,从门外就能听得到,开机时间要三四分钟,还经常蓝屏、死机。

我和杨子再三斟酌,决定让杨子辞职,留下看店的同时做些H介绍的兼职,做这样的选择很冒险,但我很想赌一次。从事电话业务不是长久之计,这不是一个有前途的工作,我们本身也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只是迫于生活的无奈暂时必须接受的一份工作。

其实,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过换行,也尝试过换行,可苦于没有工作经验,加上现实不允许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所以兜兜转转,一直离不开电话业务。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H介绍的这份兼职会有前途,H大学时学的是编辑专业,有很多出版社、出版公司的资源,我希望杨子能和H好好学习,从兼职做起,待写得一手好文字之后,我们做自己的业务,这肯定比做电话业务强,说不定将来还可以把写作当成终生职业,我不满足仅仅能够活下去,还想活得更好,给自己的人生找准一个位置。

2006年8月,杨子辞职了,开始了这场冒险的赌注。看似开个小店不算什么大事,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这是两手提篮——左篮(难)右也(难)。第一个月小店的纯收入只有800元,之后更是每况愈下,杨子为了增加收入,帮人在MP3上下载歌曲,一首歌5毛钱,兼职工作时断时续,一个月赚不了三四百块,照此下去,连基本的生活费都赚不出来了,生活的压力一下子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我做业务也不是旱涝都能保收的,时好时坏是常有的事,收入很不稳定。

弄个左右不是的小店,干着一份不得不干的、没有前途的工作,日子过得暗淡无光,毫无希望,我和杨子开始吵架。

“都怪你妹妹,当初开店的是她,现在可倒好,扔下这么一个烂摊子撒手不管了,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现在已经这样了,想办法解决啊!”

“想办法,想办法,你说得轻巧,没有钱怎么想办法,小店经营单一,没有人上门,你有钱进更多的货吗?关门,这些烂东西往哪里放?”

在烦闷的生活重压之下,我们两个人的脾气都变得异常火爆,说不了两句就能吼起来,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吵到最后,我身心俱疲,开始不愿意与杨子交流。下班后,我经常在路上晃荡好久才回家,看到公交车进站,我放慢脚步,故意错过,等下一趟。下车到了村口,我会毫无目的的在村子里转上几圈再回去。杨子问我为何这么晚才回来,我不是说加班就是说堵车,不想和他多解释一句。

回到家,我的胸口就堵得慌,心烦意乱,经常失眠,偶尔睡着就做梦,梦到我和杨子又回到了大学校园,回到了我们经常读书的大榕树下;梦到他在4栋宿舍楼下笑盈盈地等着我,手里捧着我最爱吃的炒米粉,米粉上顶着一个金黄金黄的鸡蛋;梦到我们一起去爬山,站在山顶大声地喊“我爱你”,声音传得很远很远,直到听不见……

我多想停留在梦里,我害怕回到现实,我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每次洗头发,都整的跟犯罪现场似的,每次和杨子吵架,我都忍不住拿头撞墙,只有疼痛才能让我依稀觉得自己还活着,我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

在那段最抑郁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K。那时我在上地七街上班,749路并不能直达,下车后走上五六分钟才能到公司,K在上地五街的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也住在土井,每天都会坐749路来上班,我们下车的地点一样,都要走一段路,才能到达公司。坐同一趟车时,我们会聊聊天,我无处倾诉内心的苦闷,把K当成了我的倾诉对象,渐渐地我们便熟络起来。

转眼到了12月,外地人陆续返乡,小店的生意更加冷清,我和杨子的感情随着冬季的到来,降低到了冰点,我们要不谁也不说话,一个在里间,一个在外间,各干各的事,互不打扰,好像我们从来都不认识,要不就吵个不停,针尖对麦芒,谁都不肯退让,无法摆脱压力的苦闷生活让我们变得时而麻木,时而躁狂。

或许是日子还没有过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地步吧,所以,命运还在和我们开着玩笑。一天,一个50多岁的男人进店来租光盘,使用障眼法用假钱骗走了200元。这件事给我们积压了很久的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你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好好看看?”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怎么知道他是个骗子!”

“你有错,还这么理直气壮啊!这日子没法过了!”

“不过就不过!”

“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

我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包里,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一分一秒都不想待在那个家里,它随时都能让我窒息。那夜风很大,风不停地往我的领口、袖子里钻,要把我的身体穿透一般,月亮冷冷清清地挂在天上,我倔强地昂着头,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淌,被风吹起的头发不停地抽打着我的脸,心里像被人掏空了一样难受。

土井村本来人口就不多,到了晚上更加安静,只听到我的高跟鞋触碰柏油马路发出的哒哒声,月光将我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恍恍惚惚中,我走到了749路总站,最后一班车刚好到站,没有车了,我该去哪里,我背着包,感觉整个身体都在下沉,我低着头靠在一根路灯杆上,努力地支撑着自己不要倒下去,路灯将我的影子缩成一团。

“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我看到一个影子停在了我的脚下,“怎么了?”这个影子似乎有些着急,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感觉自己用了好大力气才抬起头,看到了K,“你哭了?”

K的出现,让我像一根被针刺破了的气球,情绪一下子就决堤了,我瘫坐在地上,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似乎想把所有的愤懑都哭出来,我压抑地太久太久了,我太难受太难受了,我需要释放。K和我说了什么,我完全听不到,直到他突然抱住我,贴近我的耳朵喃喃地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陪着你,好吗?”

我害怕极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袭遍全身,我的脑子里满是我和杨子在一起的画面,我们一起读书的大榕树,香喷喷热乎乎的炒米粉,一把雨伞、一只断底的皮鞋……顷刻间,我就清醒了,像个受惊的兔子从K的怀抱里弹跳开来,踉踉跄跄地回了家。杨子正在一遍遍地拨打我的电话,“你怎么不接电话?”我没有理他,径直走进了里间的卧室,像一滩烂泥一样倒在了床上。

不一会儿,外间就传来了争吵声,一个50多岁的男人来店里打电话,非说电话计时有问题,要少付钱,杨子便和他吵了起来,这个50多岁的男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用假钱的骗子。我刚刚平息下去的情绪又瞬间被点燃,争吵中,老男人使劲地推了我一把,使我的头撞在了门框上,杨子见状,就和对方厮打起来,从屋里打到屋外,一边打一边喊:“你敢打我老婆!”我一个劲地哭,看着眼前的一切,不知怎么办,我从来没见过杨子那么疯了似的打人。直到房东赶来,才将他们拉开,老男人要报警,要我们带他去看医生,后来在房东的调和下,我们赔了他200元钱,本以为此事到此结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始料未及。

几天后,一个染着黄头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走进了店里,询问杨子座机电话是多少,那时安装网线必须要有座机电话,杨子没多想就稀里糊涂地告诉了他。不久后,我们的网络电话就打不出去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黄毛”就是老男人的儿子,一切都是他搞的鬼,他是个小混混,据说若不是碍于房东的面子,早就纠结一帮人将我们暴揍一顿了。

店是彻底开不下去了,我的精神也快崩溃了。“我们搬家吧,这些东西能搬走的都搬走,明天就搬,再这样下去你会疯掉的。”杨子说完就开始打包,“你问问你的同事,哪里有合适的房子,你明天上班,我来搬家。”当晚我就通过同事C在肖家河租了一间民房。第二天一早,我让杨子送我去车站,我挎着他的胳膊,看到了正在等车的K,他看到我,犹豫了一下,上了车,我骗杨子说东西落在家里了,错过了那趟车。

哭着哭着就笑了(五)

杨子往返了两趟,将家当从土井搬到了肖家河。这是个只有一层的民房,位于村子的边缘,进院门前,先要经过一个垃圾池,因为没有及时清理,垃圾占了半个路面,从垃圾堆里流出来的污垢冻成了冰,把地面染成了黄褐色,垃圾堆里有很多被冻住或者被压住的各色塑料袋,在凛冽的西北风作用下,使劲地折腾,想要挣脱束缚,飞向空中。

绕过垃圾池,进入院子,院子被分成两排,每一排都被隔成十来个八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总共近20间,同事C就住在我们的对面,每间房的房门前都放着简易的锅灶,天气好的时候能做饭,刮风下雨做不了饭,还得把锅灶收拾进房间里。房顶是用石棉瓦做的,墙很薄,冬冷夏热。

住进来的第一晚,刮了四五级大风,风吹得窗户咚咚作响,屋子里烧着暖气,但只有抱着暖气管子才能感觉到一丝温暖。我和杨子缩在H送的那床旧单人被里,将所有能盖的衣服都盖在了身上,依然冷得发抖,冻得睡不着。半夜的时候,我无意中摸到杨子冰凉的后背,他半个后背都露在被子外面,将被子大部分盖在了我身上,自己蜷缩成团,一只手搭在我的胸前,压住被子的一角。

杨子心很细,大二暑假的时候,学生宿舍装修,他在我返校前悄悄地溜到我们宿舍,在靠近我床铺的墙上贴了一张深绿色的纸,纸张的颜色与墙上涂料的颜色非常相似,我住了两个多月都没有发现。到了11月份,新装修的房子开始返潮,室友们经常抱怨墙上有水珠渗出来,我奇怪地说怎么会呢,我这里怎么没有,结果因为撒狗粮被室友们一顿贬损。

我和杨子的爱很单纯,没有太多的物质,简简单单,你陪着我,想着我,疼着我就好,不在乎你能给我多少。在物欲横流的大都市里,这份感情显得格格不入,我常常被人嘲笑太傻。

有一次去参加高中同学的婚礼,我见到了我中学时代最好的一个朋友Y,读高中时,她住在我上铺,偶尔她会和我挤到一个床铺上,说悄悄话。毕业几年,Y的变化很大,穿着打扮都非常时尚,我差点没认出来。不过她一眼就认出了我,“毕业几年了,你还是老样子,还那么老土啊!”

得知我找了一个穷山沟里的男友时,她带着鄙夷且不可思议的口吻说:“你没昏头吧?就凭你们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啊?现实点好吗?”然后她自豪地跟我讲她找了一个北京的男友,男友是多么的优秀,并劝我和男友分手,“女人这样活着多累,从零开始打拼太难了,找一个条件好的男人,可以少奋斗多少年。”

当爱情遭遇现实,有多少人能够遵从内心的感受呢?校园爱情可以活得清澈,一尘不染,只有真正过起了柴米油盐的日子,才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有谁能经常饿着肚子谈爱情呢?

那一夜,我们俩膝盖以下都是凉的。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我们去超市花了200多元买了一床双人被,熬过了那个冬天。

2007年,我快26岁了,身边的同学、朋友,相继买房、结婚,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心中对家的渴望就越发强烈,也越发害怕,在北京买房结婚的梦想早已经被残酷的现实碾压得连渣都不剩了。

那年春节过后,我们手里只剩下4000多块钱,杨子提出要找工作,再一次被我拒绝了,我鼓励他坚持到年底再说。杨子发火了,“你总让我憋在家里算怎么回事,邻居都以为我是吃软饭的,他们都笑话我,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觉得活得窝囊,我就活得轻松吗?我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究竟为什么?我想有一个好的将来,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难道你想一穷二白的站在我的七大姑八大姨面前让人笑话吗?”提到未来,提到房子,提到家,我的心里就像塞进了一团棉花,憋得我喘不上气,眼泪就会不争气地流下来,这份感情我爱得艰难,爱得痛苦,爱得不知所措,就是不想轻易松手,尊重内心的感受还是接受残酷的现实,太难抉择。

转眼,又是一年盛夏,杨子从事写作的工作已经一年了,除了H介绍的两个书稿外,他一笔单都没有签成。有一次特别有希望谈成一个书稿,他兴冲冲地跑到出版公司,和别人谈了一个下午,还是被拒绝了。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杨子和我讲,那天从出版公司出来,站在天桥上,望着桥下的车水马龙,真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有时他想无声无息地离开我,他觉得对不起我,给不了我未来,给不了我幸福,可又割舍不掉这份5年的感情,他很矛盾,很纠结,很痛苦。

巨大的生活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杨子更瘦了,只有92斤,颧骨高高地突起,腮帮子却瘪了下去,就像被人在脸上重重地打了一拳,坐在他腿上,骨头硌得人屁股都疼,估计在他的前胸拍上点水,揉吧揉吧,能渗透到后背上来。我背个包包能勉强到80斤,生理期也紊乱了,大姨妈经常不按时报到,害得我老以为出了状况。

当时正在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我们觉得自己像极了许三多,处处碰壁,总是那么倒霉,不知道怎么才能活出个样子,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却只能忍痛向前,不是不想后退,是无路可退。人生最苦的不是受苦受累,而是永远看不到希望,被迷茫、绝望包裹着能让人抑郁地感觉不到自己还活着,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在苦熬中度过。

老天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不劳而获的人,也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2007年9月14日,我永远都记得这个日子,那天我一进家门,杨子就从门后跳了出来,一只手拿着玫瑰花,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一份图书出版合同,他双肩不住地颤抖,声音有些哽咽,“老婆,我们签约了,签约了!”

生活就像一条路,走过了沟沟坎坎,必然会迎来坦途。之后业务越来越多,杨子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了,10月25号,我辞职来帮助杨子,朋友劝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则笃定地认为,辞职是正确的。

那年冬天我们躲在只有七八平米的出租房里,守着两台老得工作几个小时就会发出哼哼巨响的电脑努力工作,手脚都生了冻疮,但一点都没觉得苦,来北京以后,从来都没有活得那么开心过,那种感觉就像历经数月的阴霾后,天空终于放晴了,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充满了力量,身上有使不完地劲儿。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是事业,我们要把写作当成终生的职业,不断地努力下去。

2008年正月,我带杨子见了我的父母,杨子的朴实博得了父母的喜欢,来家里的第二天一早,老爸拉着杨子出去遛弯,我知道他在考察这个男人靠不靠谱。回京后,我带着杨子见了小姨、小姨夫,小姨夫问杨子今后有什么打算,杨子说想回我的家乡廊坊买房,他想让我离父母近一些,杨子是南方人,家里只有母亲了,他想等我们买了房、结了婚,就将母亲接过来,这样两边老人都能照顾得上。

从小姨夫家出来,小姨夫悄悄地给我打了电话,“杨子这人不错,你要好好珍惜啊!”就这样杨子以全票的通过率获得了我们全家人的认可,真不知道这小子使用了什么花招,直到现在都深得长辈们的喜欢,我们两个吵架,被批评的肯定是我。

2008年的业务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发展,8月底,我们第六次搬家,搬到了朝阳的三间房,住在这里回廊坊比较方便,我们开始做买房的准备,2009年2月我们领证结婚了,让杨子千里迢迢的来北方生活,我得给他吃个定心丸,我决定先领证再买房,我拉着他去领证,他却得了便宜还卖乖地说:“你还没向我求婚呢!我不答应!”

2010年年初三间房也要拆迁了,我们新房交房的日子正好到了,我们买的是精装修房,买了些家具就住了进去,那一天是2010年1月14日,万家灯火中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而明了,结束了5年搬了6次家的北漂生活,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搬家。

从朝阳三间房搬回廊坊的新家,我们丢了很多东西,却不舍得把那口铝锅丢下,一直将它放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看着它,心中感慨万千。当所有的苦难都过去时,才发现曾经走过的荆棘都是通往光明大道的必经之路,所有流过的泪,都是为了有一天可以笑得更灿烂,所有的痛苦与情感折磨,都是为了见证你现在找到的人是最合适的。

有时我在想:如果没有那五年的磨练,在毕业之初,上天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是否会珍惜呢?是否会死死抓住不放呢?没有退路,孤注一掷,才是成功最好的捷径。感谢北漂的那五年,让我学会了坚强、勇敢、执着,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才是生活,生活就是荆棘中踏出来的路,就是迷茫中的坚守,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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