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承祚】专题从《容庚北平日记》看他和商承祚60年的友情

1952年全国高中学科调整，广州中山大学从惜败转移到河南江兰，昔日岭南大学改为“新中”。

容庚与商承祚相识于1922年，他们的关系持续一甲子，商承祚谓之“六十年老友”。然而他们友谊的主旋律中时而夹杂着不协调声音，到晚年龃龉愈多，甚至有反目传闻。容商二老在康乐园留下太多难以磨灭的痕迹——如他们为岭南大学十所著名建筑所题匾额，如文科大楼内的古文字研究室和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容商生前，他们的关系就被人津津乐道，直到如今，有关容商的话题在康乐园仍不绝如缕，时有听闻。

容庚（左）与商承祚合影（1982年）

对于容商关系，最有切身体会、最有发言权的，是他们的子女后人及友朋弟子。而他们本人留下的文字记载更有价值、更不容忽视。笔者整理《容庚北平日记》，对其中有关容商交往的记录印象深刻。经统计，商承祚在《容庚北平日记》20年中共出现203次（一天中重复出现不计），数量仅次于容肇祖（三弟，337次）和于省吾（312次），而多于容妻徐度韦（170次），足可见两人交往之频繁，关系之亲密。这些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容庚南下前容商两人关系，笔者略为排比，敷衍成篇，并提出容商关系晚年变调问题，以为读者及研究者参考，且就正于方家。

北上求学 容商初识

《容庚北平日记》始于1925年1月1日。1月3日，日记中有“寄内子及锡永函”，这是商承祚第一次出现。容商初识于1922年夏天，因此有必要补述他俩相识经过及最初交往情形。

1922年夏历五月，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时拜访罗振玉，商承祚正师从罗氏研习甲骨文，前往容庚下榻的客栈拜访，两人因此相识。商承祚晚年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回忆：“有一天，罗振玉老师告诉我：‘你有位广东同乡刚才来过，名叫容庚，字希白，东莞人，做过中学教师，他爱好铜器文字，编了一部《金文编》，是扩大吴清卿（大澂）《说文古籀补》之作，很好，现住泰安栈。’我一听，高兴极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系上了，又是同乡，志趣相若，不易得。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客栈和他联系，然后去拜访他。希白初次北上，不谙北方话，我们倾谈时同操粤语，真可谓他乡遇故知，都非常的兴奋。我们谈家乡的风物，谈京津的见闻，谈共同感兴趣的甲骨文、金文，谈古文字研究的计划。”

容庚字希白，出生于1894年；商承祚字锡永，出生于1902年。容庚年长商承祚8岁。两人相识缘于罗振玉，乡情、乡音和共同的志趣更使他们一见如故，友情迅速升温。容庚在《金文编》序中也说：“十一年（农历）五月，与家弟北游京师，谒罗振玉先生于天津，以所著《金文编》初稿请正，辱其奖借，勖以印行，未敢自信也。时罗先生之子福颐有《古玺汉印文字徵》之作，其弟子商承祚成《殷虚文字类编》，与余不谋而合。”他在《甲骨学概况》中又说：“初余访罗振玉先生而归旅舍，忽有电话至，余甚惊讶，询之，则罗氏弟子商承祚也。承祚从罗氏撰集《殷虚文字类编》，闻余有《金文编》之作，志趣相若，故亟谋一面。”

同年秋，容庚得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夙愿以偿，喜出望外。1923年春，容庚致函商承祚，商氏复函称“近因赶写《殷文》，致忘作复，顷理积书，始发见尊缄，健忘抑何可笑”，又称自己《殷墟文字类编》“已书十四卷，如释重负”，并转达罗先生对《金文编》古器考所定目次的意见。此函容庚生前一直保存着，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为容商友谊最早的文字和实物见证。

1924年2月14日，容庚与商承祚、容肇祖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锡永、希白、元胎来……锡永与容氏兄弟，皆今之少年金石家也。”经容庚介绍，商承祚亦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希白北来，耳目一新，不愿南返，后经罗先生介绍，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因初创，只有他一人，劝我也入学，免得孤单，后来我也去了（但未毕业），我们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同学。”但那一次商承祚赴京应该只是短暂逗留，因为同日顾颉刚致容庚手札中有“锡永兄想已回津，得晤面，甚快”之语。

离多聚少 鸿雁传书

如果以1952年为界将容商关系分为前后30年，则后30年他俩同行同事，朝夕相处，而前30年离多聚少，鸿雁传书。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北京师大等校任教，1932年4月，顾颉刚致容庚函称“锡永师大之事总非办法，闻中山大学刘奇峰已走，现由陈钟凡任文学院长。锡永如肯回粤，可函闻野鹤君询之”，可见商承祚在师大任教是临时性质。1934年，商承祚离平南下，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容商二人同处北平时常过往的时间只有4年，在此前后，他们除了偶尔互访（如商承祚来平，容商欢聚；容庚南下探亲，顺道在南京或广州拜访商承祚）外，大多以书信方式联系。

《容庚北平日记》

商承祚离开北京大学，1925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讲师，与《容庚北平日记》起始时间基本吻合。容庚是年通讯录记有商承祚地址——南京北塘子巷。从日记记载看，仅1925年上半年，容商往来函件即达20多通。而这些函件多未留存，令人惋息。日记多未记函件内容，但有两个细节很可玩味：

一是商承祚结婚事。2月3日，容庚收到罗君美来信，同日寄商承祚信。君美在信中告诉他：“锡永于1月31日（正月初八）在六合县举行结婚，通信由六合县东门内孙宅转交。”

二是容庚为商承祚寄赠资料及双钩碑铭：3月14日，“寄商锡永信，坿赠汉石经残石拓片两纸；4月11日，为商锡永双钩《西狭颂》、《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尚博碑》篆额五种；13日，“双钩《景君碑》、《樊敏碑》篆额两种”；15日，“摹苏君神道并前所钩篆额，寄商锡永”；23日，“临秦公敦一过，寄锡永”。5月2日，容庚“接锡永信，并赠二大笔”。商承祚赠笔，可能与容庚为其临摹碑帖有因果关系。

是年暑假，容庚南返探亲，随后偕母亲从广州乘船北上，经上海、杭州等地，沿途旅游观光。9月3日晨抵达南京下关，下午“访商锡永，乘马车游明陵、秀山公园、莫愁湖”。这是两人在日记中第一次见面。4日，“与锡永往各书肆购书”；5日，“锡永与其舅孙雨廷来，与母亲同往游秦淮河”；6日，容庚母子早“六时乘马车往车站，锡永送行”。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字里行间仍流露出数年间两人结下的深厚友谊。

此后两人仍然书信联络不断，互寻资料，互赠著作。如容庚代商购《长安获古编》、《陶斋藏石记》、《金石丛书》等，商承祚赠容庚《石文编》、《殷虚书契类编》。容庚还曾代商承祚在成兴斋购棉连纸。

1926年容庚《金文编》问世，曾寄赠商承祚并请其代售。他作为教材的《文字学讲义》印行后，也曾寄赠商氏。年底他统计《金文编》赠售情况，售出的82部中，商承祚即占8部，可见其推广之得力。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在京聚首数年后，我又于1933年南下，任职于金陵大学。”1933应为1934年之误，1934年9月5日容庚日记：“饭后至史语所。五时至泰丰楼，公宴商锡永、戴家祥、吴其昌，送行。”1935年初，容庚与唐兰受教育部委托南下考察送展伦敦博览会青铜器，1月16日抵达南京，“八时至浦口，头乘船至下关。寓中央饭店。访容大块、商锡永”。

厂甸淘宝 力持异议

容庚毕生以研究青铜器及其铭文文字为志职，他的青铜器研究与收藏实践难以割离，《容庚北平日记》对收藏多有记述，他曾将自家藏器著录成《颂斋吉金录》及续录。1928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说：“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这一天他与燕京大学会计主任范天祥、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逛琉璃厂，在尊古斋以50元购得昜兒鼎，以8元购得三羊镜和得志小玺。这是他购藏青铜器之始，有趣的是，这一天的淘宝历程也与商承祚有关，1929年2月，他以160元将此昜兒鼎售与商承祚。

商承祚出身名门望族，早年从罗振玉研习甲骨文字，同样热衷于古物收藏。

容庚（左二）与商承祚（左一）在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1929年2月9日晚10时，容庚接到商承祚电话，得知其已来北平，住在施家胡同北京旅馆。第二天一早，容庚进城往北京旅馆，老友暌别多年，相见分外亲切，他们一同逛厂甸，然后在宾宴春聚餐，他当晚也住在北京旅馆，继续未竟的话题。他俩之外，尚有关藻卿。当天日记载：“与锡永同来者为关藻卿，乃锡永之学生，挟资购古物甚夥。人颇豪爽，收藏而兼贩卖者也。”

关寸草（1903—1948），原名关报，一名关善，字藻卿、藻新、春雷、寸草、春草，以字行，所居曰益斋，又名南越木刻斋。广东南海人，富收藏，以鉴别古瓷驰名广东、上海。所藏古玺印极富，马国权在《广东印人传》中说：“近世粤人藏古玺印之富，春草几与商契斋（承祚）相埒。”其所藏金石古器中，著名者除南越木刻外，尚有南越古冢之铜镜、玉腰带版、殷墟的甲骨、商周秦汉之陶泥砖瓦金石，宋钧窑、汝窑瓷器及宋拓《颜鲁公争坐位帖》等。

商承祚1927年应顾颉刚之邀，任中山大学史学系和筹备中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授，年仅26岁。关寸草是他学生，但只比他小2岁。容庚称关寸草“挟资购古物甚夥”，可见其应为富家子弟出身。

11日上午，容庚陪同商承祚、关寸草往大泉山房看造像，他推测：“锡永之来，盖专为此。”他们当天下午一同前往海甸容庚家中观看藏品，傍晚又一同进城，商承祚在西车站食堂请晚餐。

回到旅馆，他们接到大泉山房高少木回信：造象四尊索价万金。商承祚与关寸草商议准备还价至七八千即可接受，但容庚力持异议，谓如此还价他不愿同去负此责任。最后商定还价至五千。

12日上午九时，一行三人开往大泉山房。容庚日记：“商等于还价事呐呐不能出口，由余代还价五千。”对方当然没有马上接受。中午由容庚出面请商、关及高少木、周希丁在撷英西菜馆吃饭，餐毕一同游厂甸。当晚高少木请洗澡，“答允所还之价”。商承祚、关寸草十分激动，于是“再购造象柱二、佛象四，共六千四百元，并请撷英晚餐”。

与商、关二人同游数日，容庚收获也很大，他在大泉山房购铜镜二价20元；匋尊一价5元，腹内有“作尊”二字；在式古斋购兵器六价20元；铜铙一20元；姚师臣、徐锦江、王懿荣等金扇面四页，5元。其间，他还将前购之昜兒鼎售与商承祚，价160元；匋尊照原价5元出让；出售在古光阁所购之父丁爵与关寸草，价100元。

3月6日，容庚听许地山说，辑古斋有唐画佛象四幅，遂往观之，该店索价1600元。他到式古斋见商承祚、关寸草，晚上商请晚饭于春华楼，估计曾谈论画象事。7日，他们一早往辑古斋，购敦煌所出唐画象四幅，小造象一。容庚请商、关二人在春华楼早饭。12日，关寸草购一彝，甚佳，价700元。

商承祚致容庚手札（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谓：“弟计去岁北行一次，亏空二千金，至今尚未了债。好古者多痴子，兄亦可称道友矣。寸草因为生计所迫，与人合资开一古玩店，以西人为目的，字、画、瓷为大宗，下月即可开幕。”此札未署年月仅署“廿四日”，应作于此次厂甸购物之后。

那一批佛造像，大众山房出价万金，因容庚力持异议以五千成交，也是天文数字。它们究竟是何材质，是何年代作品？容庚日记并无详细交待，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关寸草1948年客死申江，英年早逝，他在粤、沪两地的藏品均已散佚，包括其所藏南越木刻，不知是否包括这批佛造像。

“商氏吉金” 见证友情

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这一年，容庚只有零星日记，所以未见商承祚初到北平情形，仅于12月收支表中有“锡永书48元”之记载。无疑，这一段时间容商二人会时常见面，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每次到清华授第一堂课，必于前夕下榻希自家，得以研讨学问，或欣赏其所得的古器物，对该器真伪之见，时有分歧，乃至高声辩论，各不相下。”

1931年1月，《武英殿彝器图录》出版，12日，容庚交赵斐云转北平图书馆一部、商锡永一部。16日，“一时商锡永来”，当晚住容庚家，次日他们一同进城，逛琉璃厂购物。23日，“一时商锡永来”。

容庚1931年2月21日日记

13日，“一时商锡永来，代领史语所薪五十元，并交罗君美款百二十元”，当晚仍宿容庚家，容庚“与锡永谈至十一时半乃寝”。2月20日，商承祚、徐中舒、浦江清来燕京大学容宅相聚，饭后商承祚、徐中舒留宿家中。次日，星期六，故都北平春明景和，容庚与徐中舒一同进城，先后拜访傅斯年、胡适，并往琉璃厂购物。

商承祚在清华兼课，一直住在燕东园24号容庚家中。商承祚住城内，容庚进城未返，多住东莞会馆，偶尔也住傅斯年家。如，1931年1月24日，容庚进城到琉璃厂购物后，晚住静心斋史语所傅斯年家中，“商锡永先在，徐中舒亦来”。2月1日，容庚“到式古斋会商锡永，同往古玩铺，在雅文斋购一鼎，价25元未付。在大古山房购父丁爵一价150元；寿万年镜一价25元；又唐镜一价5元；穿带印一价2元。还旧欠轴头一1元；矛一2元。共185元。”当晚大泉山房掌柜在春华楼请客，容庚仍回傅斯年家宿，“锡永十一时乃去”。

容庚1931年通讯录记商锡永地址为“东城东板桥二度桥”，1932年始有在商承祚家借宿记录。3月26日，晚“十时往周季木家，观新得彝器八，价千元，以陈侯午敦为至佳。二时许至锡永家宿”。6月1日，“十二时在商锡永家宿”。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1932年春，我在天津从读罗师之时，希白由京来访，寓我家，每长谈至深夜。一日，一觉醒来，发现希白已在我室刻好一方朱文‘商氏吉金’的小印，章法布局匀称，刀法古朴，实属佳构，边款为‘廿一年一月容庚制’。我异常宝爱，带着它到南京、屯溪、长沙、重庆、贵阳、成都，又带着它回广州，直至今日珍藏着，也是我喜用印之一。”

这一方“商氏吉金” 印，商承祚珍藏半个多世纪，的确是容商友谊的最有力见证，相信他写作此文时手边还拿着这方印。因为边款刻有“廿一年一月”，所以时间——1932年春无误，但地点却出现偏差——不是在商承祚家，更不是在天津。对此，容庚日记有明确记载：1月15日，“商锡永来”，“为吴梅刻名印，为锡永刻‘商氏吉金’印”。

《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还有一处误记，是时间错误。抗战爆发后，“当我在西南见到希白主编的抗日救国宣传小报《火把》，要把革命的火烧得更旺，钦佩之余，大大激起我抗日救国的热忱”。《火把》创刊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编是学生吴世昌，容庚只是有力支持者。当时商承祚尚在北平，他写此文时将“九一八”误为“七七”，时间提前6年。1932年2月21日，容庚日记有“交《答张荫麟书》与吴世昌登《火把》”之记载。

容庚与罗复堪的交往始于30年代初，北平沦陷后更为频密，而他最早拜访罗氏即有商承祚陪伴。1932年5月22日容庚日记：“八时许与锡永、海波往访罗敷盦，留饭。”

容商辩难 乐此不疲

1929年2月，《宝蕴楼彝器图录》印行，是年底容庚附记该书名单：“商锡永六部”，估计赠送1部、代售5部。商承祚读此图录，认为有些器物时代可疑，遂作《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寄容庚，容庚读后寄还原文，并附《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商承祚作跋后一并刊登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百年纪念号》。在别人看来他们可能是“死对头”，但商承祚说，“殊不知我们是知己挚友，情谊非同一般，才会这样做”。

容商二老关于《宝蕴楼彝器图录》往还函

容商辩难始于青铜器，是形诸文字的学术争辩。次年秋商承祚任教北平，他们时相往还，朝夕相处，关于器物真伪问题的口头讨论更多。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希白于古文字研究造诣颇深，我不及他；而于辨伪鉴别则他不如我。我初购铜器，每受沽人之欺，经过不断研究，日有所得，希白是无切身之痛的。我谓伪，他谓真，各不相让时，希白事后却认真考虑研究，并不固执己见。此亦希白优点之所在。”

商氏所言“辨伪鉴别他不如我”，容庚可能未必同意。金文和青铜器是容庚的专长，他也有过“受沽人之欺”的经历，且他兼任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于厂肆之外观看摩挲过无数皇家藏器。陈英杰在《容庚青铜器学》中说：“容老在各种著作中辨别商周秦汉疑伪之作千件左右，集历代铜器辨伪成果之大成，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青铜器辨伪的最高水平。”

商承祚在该文中说：“有一次，他正在鉴赏一物，上镌四字，高兴之极，见我来了，兴致勃勃地大谈此物的妙处。我说，几天前我已见过，因器真字伪而未买。希白不信，又争论起来，我举证此四字是仿自某钟的，于是当场查阅该器，证明确伪，他不能不服。”查容庚日记，未能确认此次争论是何时为何器，1933年1月17日，“八时进城，至式古斋，见所存西瓜鼎，敷出耳上四字”，或可作为参考。

1931年1月17日，容庚日记所记甚详，且涉及两人辩论：“十时半与锡永同进城，逛古玩铺。在大古购得铜轴头一，色泽佳，价2元未付。在大吉祥见一洗，鱼文清晰，索价60元。锡永在古光购得香炉槃，乃嘉平元年物，香炉失，槃有三孔，有与香炉足相连者。锡永不知，以为后凿，欲觅工填补。余告以故，乃止。槃破而字佳，且北汉物，亦罕见。”同年2月1日，他们又在式古斋、雅文斋购鼎、爵、镜，3月14日又在式古斋购铜器四件。可惜日记中再未见他们辩论青铜器真伪问题的记载。

商承祚在该文中总结他俩辩难时说：“我们在学术上争论归争论，友情归友情，争过就算数，绝不耿耿于怀，不因争论而影响朋友之情。”

日记中也有容商互相代购器物的记录，如1931年2月20日，“商锡永为购宜侯王洗，价35元”。

辭工爵拓片及容商二老题跋

明义士曾购一辭工爵存在容庚家中，此为容庚欲得未得之物，也与商承祚有关。容庚记：“大泉山房物，还以百六十金不肯售。明义士牧师以百七十金得之。”商承祚补记：“希白畀价百六十元，后予曾为作缘，多增十金，大泉已首肯而希白犹豫。不十日遂为明义士攫去，希白终不能得，无悔小惩大戒，戒之戒之，为之掷笔一笑。商承祚。”容庚逛古玩店购物，谨小慎微，斤斤计较，为十元钱丧失一珍品，商承祚以此取笑，纯属善意。此爵拓片除容商二记外，尚有唐兰、吴其昌题跋，十分珍贵，现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容庚日记1932年5月10日，“吴其昌、唐兰留吾家，为题藏器”，商承祚补记可能作于此后。

同处一室 友情变味

《容庚北平日记》止于1946年2月26日。前一天日记：“钞《画目》。下午访顾正容、孙海波。接顾通知，27日上午七时半与白崇禧同航空往重庆。饶引之请晚饭。”当天，容庚拜访了乔振兴、顾正容、徐宗元、朱鼎荣、孙海波、林志钧等人，然后“收拾行李”。

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容庚与顾正容与其同机飞往重庆，然后转赴桂林任教，在重庆与商承祚也有短暂聚首。第二年，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一文中写道：“去年春，余至重庆，商氏方卸盐署职，归自贵阳。自谓‘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余，聚首数日而别。”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也说：“1946年，希白到重庆，适我卸盐务职，归自贵阳，复得相见，我谓之曰：‘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希白，欢聚数日而别。”此后的容商关系已是日记以外话题。

总结《容庚北平日记》20年间所代表的前30年容商交往，可谓亲密无间，也成为后30年容商关系的基石。陈炜湛在《忆容庚师》一文中说：“二老结交垂60年，不仅同乡，而且同学、同行、同事，情深谊厚，非他人可比。”他接着写道：“可是二老亦常‘抬杠（争论）’，有时还当着我们后辈的面‘抬’得面红耳赤，‘抬’完‘杠’，又和好如初。”

容庚日记手稿封面

容庚脾气犟，性子急，商承祚知道他“顶起牛来一顶到底”，因此见他脾气来时，“就往往不吭声，让他三分，待他气静以后，再徐徐与之分辩”。容商性格各异，由此可见一斑，而且60年不变。

后30年“抬杠”内容与前30年有所不同，陈炜湛说：“有时‘抬’得激烈，容老急不择言，往往有半似戏言半似责难之辞，如‘你是甲骨文的逃兵’，‘几十年来做了些什么？’每闻此言，商老往往不辩不驳，以示让他三分。”

这些责难显然不同于早年的容商辩难，甚至超出了学术范畴。

黄天骥在《老圃秋容淡——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文革”期间为打击容庚“反动气焰”，中文系召开批斗大会，重点揭发其盗卖国家文物行径。批斗者一个接一个发言，主持者勒令其“必须坦白交代”，但容庚坚决不承认盗卖国家文物。主持者大怒，一招手使出杀手锏——台下容庚一位老朋友站起来说：容庚，怎么没有！你把贵重文物××鼎，卖给了美国人×××，时间是×年×月。于是现场群情激愤，“打倒容庚”口号此伏彼起。这一险情被容庚机智化解——他先是老实承认，然后说：那个鼎是假的，我把假古董卖给了美国人。群众先是一愣，随后哄堂大笑。

那个“老朋友”笔者怀疑是商承祚。容庚虽然见招拆招，化险为夷，但他内心的疙瘩是很难解开的。笔者就曾确切地听说过容商晚年失和的传说，相信并非空穴来风。1983年1月，商承祚作《我与容希白》一文，拟作为是年秋容庚90大寿寿言，“并博希白一粲”。该文对容商后30年交往一笔带过：“全国解放后，经院系调整，我与希白同在古文字研究室工作，又成了同事，复同住一楼，一上一下，直到如今。”友情如酒，越老越醇。容商友谊这坛老酒到晚年却有些变味，一定是掺杂了个性、学术以外的东西。商承祚在该文中说：“在‘批林批孔’阶段，希白认为孔子有其好的一面，要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否则无以服人。后来虽几经批斗，从不低头，‘真金不怕洪炉火’，此其可敬之处。”笔者以为，这一段话是我们理解晚年容商关系的关键——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致使容商关系失和，60年友情变味。

1983年3月6日，容庚逝世，商承祚听闻“犹如晴天霹雳，为之涕泗滂沱”，他在《我与容希白》附记中感叹“六十年老友，只希白一人而已”，寿文于是只能改为哀悼之用。莫向山阳过，邻人夜笛悲。康乐园内容商二老，从此只有依旧着唐装穿行于校园的商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