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叟，干货看这篇!窦应泰：周恩来和陈诚的黄埔情

晋城，字射手，别号石书。

１９２４年，国民党决定在广州开办一所旨在培养后备人才的军官学校，即后来的黄埔军校。陈诚因征战骁勇，被孙中山点名送进这所军校进行重点培养。周恩来此年秋刚从欧洲回国到广州，先是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陈诚就是在黄埔军校结识的。

陈诚十分崇拜周恩来，起因是他经常在校刊上读到一个署名翔宇的人写的文章。陈诚感到阅读翔宇的文章，能让人产生一种革命斗志。于是，陈诚就在军校里多方打听翔宇其人。当陈诚得知翔宇就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时，便主动请求与周恩来见面，两人一见如故。让陈诚大为感动的是，有着留法经历的周恩来平易近人，待人诚恳，特别是周恩来的谈吐和超出常人的见识，刚刚接触就征服了陈诚。

周恩来刚进黄埔军校任职不久，就从其他人口中了解到陈诚的一些情况。有人告诉周恩来：别看陈诚的个子小，相貌平常，身体也不够强壮，可是他对军事却情有独钟。当初陈诚师范毕业后曾经独闯日本，他当时的愿望就是要投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可是主考者看不上陈诚，以他身材瘦小为借口，拒绝他报名。陈诚不甘心，回国后投考了保定军官学校。周恩来在和陈诚谈到这段往事时，曾经对他说：“如果你真想当一个军人，就要有不怕一切的韧劲才行。２０年代的中国军人，不可能再与晚清时期相比了，凡是参加黄埔军校的学员，将来至少也要有高中文化水平。”

１９２５年２月，周恩来参与领导黄埔军校学生军进行第一次东征。陈诚时任军校的校军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在淡水战役中，陈诚的炮兵连表现得很英勇。进入棉湖战役阶段，陈诚险些阵亡。６月陈诚回到广州时，周恩来对他说：“听说你炮打得很好，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１９２５年秋天，陈炯明再次进攻广州。周恩来参与领导和指挥第二次东征，这时陈诚已经在第一军任炮兵第二营少校营长。在惠州战役和歼灭陈炯明反动势力的几次战斗中，陈诚经常见到参与前线指挥的周恩来。第二次东征结束后，陈诚升任中校参谋，当年１２月改任第六十三团上校团长。可就在这时，周恩来离开了黄埔军校。

国共第二次合作，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力邀周恩来出任副部长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１９３８年，陈诚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等职，驻守武汉三镇﹔而周恩来这时正担任着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陈诚在上海失陷之前，曾经以第三战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和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的双重身份，亲临前线指挥数次重大战役。淞沪战事结束后，陈诚随国民党军撤退到武汉。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率领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可是陈诚却一直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留守在武汉。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想起了早年在黄埔军校时结识的周恩来，决定力邀这位中共要人参加政治部的领导工作。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获准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直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主要负责抗战宣传。在武汉负责抗战宣传的大多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如田汉、洪深等，这些人都是由周恩来和郭沫若提名，陈诚任命的。在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第三厅期间，他们不仅有效地组织了日本反战同盟，还组织了一些与抗战相关的战地剧团。例如当时在中南地区颇有影响的夏声剧社等，就是这一期间最活跃的演出团体。陈诚虽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可是他对周恩来却十分敬重。陈诚经常关注周恩来的食宿，派身边侍卫负责周恩来在武汉的安全。

凡是周恩来公开露面的时候，陈诚一般都会陪同出席，有时在前线也要赶回来。例如在政治部举行“总理纪念周”的时候，陈诚当时在前线，每次他听说周恩来参加，都要从前线赶回武汉。同样，凡是陈诚主持的“总理纪念周”，周恩来也必到会。那时的情况是，讲台上无固定的座位，仅主持人站在台上讲话，与会者一律站在台下倾听。周恩来、郭沫若等则站在第一排。“总理纪念周”有一套固定的仪式，开始时要唱国民党党歌，然后再齐声诵读《总理遗嘱》，结束之前还要齐声诵读国民党《党员十二守则》。

这种仪式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但由于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只能够以迟到或早退的办法，竭力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每次参加纪念周时都要等读完《总理遗嘱》之后才进来，然后站到第一排中间。但迟到容易，早退就有些困难了。不过周恩来仍然有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每当陈诚讲话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就会以抬腕看手表的方式提醒台上的陈诚。如果陈诚看到这个动作，便立即结束讲话，交代其他人继续主持并诵读《党员十二守则》。陈诚走下台后，陪同周恩来走出会场，然后又同车离开。陈诚这样做，主要是为周恩来考虑。如果陈诚当时没注意到周恩来抬腕看手表的动作，那么周恩来就会开口提醒陈诚说：辞修，时间差不多了。或者说：辞修，我们该到某某地方了。他这么一提醒，陈诚就会马上终止讲话，走下台来，两人一起走出会场。

１９３８年５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到了战时的武汉，他们是为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而来的。周恩来和陈诚对此十分重视。在周恩来和陈诚的主持号召下，武汉各界三次召开盛大欢迎集会。在其中的一次欢迎活动中，险些发生意外。那天，陈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身份，与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和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出席在汉口中山路由汉口商会主持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周恩来走上主席台，发表讲演，代表全中国人民对世界学联代表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表示欢迎。同时也对国际友人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和支持中华民族抗战表示感谢。当周恩来在讲演中说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将极大鼓舞中国人民把伟大的抗日战争坚持到底时，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然而，当周恩来讲到中国当时的抗战形势，尤其是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初期以首战平型关震惊世界的时候，会场上秩序大乱，一些人开始吹口哨或发出阵阵唏嘘声。

面对台下的骚动，周恩来神情冷峻，而坐在台下的陈诚则很紧张，担心那些人搅乱了周恩来的讲演。于是，陈诚向坐在一旁的副部长黄琪翔递了一个眼神，示意他出面制止。黄琪翔快步来到台上，他站在周恩来身边，挥手向台下大声说：“台下是什么人捣乱？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团结抗战，你们怎么还敢在这里捣乱？不愿意听的，请马上都给我出去！”黄琪翔的讲话起到了震慑作用，刚才还骚动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周恩来得以继续讲演下去。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可是也有一些国民党的消极势力暗中作对，例如当时出任第二厅厅长的康泽，他本人就是主管“民众组训”工作的。此次集会发生这种意外，与康泽有着很大关系，然而康泽竟然对场上闹事不闻不问。如果不是陈诚派黄琪翔出面平息骚动，很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为解决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周恩来建议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可向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人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伐名将叶挺离开寓居的澳门来到上海。国民党当局曾派陈诚等人去会见叶挺，想利用他在北伐战争中的威望，委任他担任国民党军的高官要职。但叶挺表示，自己不求高官厚禄，只求为抗战出力。

正在此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来到上海。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周恩来与叶挺见了面。周恩来告诉叶挺，他正在与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抗日的事，陕北主力红军改编的问题大体就绪后，下一步将谈判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事。周恩来表示，考虑到叶挺或许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人选，因此希望他能够参与这支部队的改编，并出任改编后的领导人。周恩来建议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可向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人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能尽早同意，以便使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尽快下山集中，开赴抗日前线。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战火已直接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有所转变，对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也有所松动。为了后方安全，蒋介石迫切希望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开赴前线。此时的叶挺重上战场的愿望更加强烈，他找到了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陈诚，表明自己愿意参加改编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而且建议将这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继承铁军的光荣传统，尽快开赴前线对日作战。蒋介石迫于当时的战场形势，同时错误地估计了叶挺，以为叶挺能为其所用，在未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就急急忙忙地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没有料到蒋介石会如此快地任命自己为新四军军长，内心深感不安。由于此事还未来得及向中共中央汇报，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为此，叶挺从上海来到南京与博古、叶剑英接洽。

１１月３日，叶挺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等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为他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同志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则表示：“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１１月９日，叶挺离开延安，１２日到达武汉。１１月１３日，叶挺第一次以新四军军长的身份，向新闻界发表了谈话。随后，叶挺带着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改编的初步方案来到南京。１１月２１日，叶挺由叶剑英陪同，与蒋介石商谈改编事宜。蒋介石在新四军的隶属、编制、干部配备等问题上，均否定共产党的方案，并以延安所提新四军干部名单均为共产党员为由，挑拨叶挺与共产党的关系说：“你不是共产党，将来你有性命危险。”叶挺请拨军费，蒋介石不允。叶挺见蒋介石不以合作抗日为重，愤而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不得不在经费等问题上作出让步。１１月下旬，叶挺由南京返回武汉，在汉口设立了新四军筹备处，为新四军的组建开始了艰苦不懈的努力。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羁押，周恩来多次寻找机会探视，陈诚也尽力给予方便

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后，往来于南京、武汉、延安之间，在国共两党之间折中疏通﹔利用与国民党军政要人的老关系，争取编制、经费、军械物资，交涉集结地点、开进路线﹔凭着以往的社会声望，四处奔走，多方联络，招兵买马，筹款购枪。叶挺还动员愿为抗战出力的国民党退役军官、无党派人士、医护工作者和文化人，参加新四军工作。擅长文墨的吴振邦，后来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的朱克靖，担任军医处处长的沉其震，都是追随叶挺来到新四军的。叶挺以其在香港、澳门和海外侨胞中的影响，广泛争取社会各界和侨胞的同情、支持，扩大了新四军在国内外的影响。其后，叶挺率领新四军健儿奋战在大江南北“整整打了两年多，大小１２６５战”，使新四军由初始的１万多人发展到１０万人，为东进抗日，发展壮大，打开华中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曾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陈诚在重庆见到叶挺，希望他能出任第六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可是，一心抗战并向往共产党的叶挺对此予以拒绝。

陈诚的旧部杨伯涛曾说：

陈诚素性好动，除勤劳治军之外，稍有暇时，即延揽名流，敬礼贤达。秉此一贯作风，陈认为叶挺将军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几次与叶恳谈，劝其附蒋，都遭到叶挺的拒绝。陈诚又向蒋汇报说，如果蒋能亲自召见，加以抚慰，可能使叶挺就范，蒋介石亦表同意。陈诚为了动叶以情，特派第六战区参谋长郭忏前往重庆劝叶，郭是保定军校六期学生，与叶挺素有交往。

１９４２年５月，郭忏至叶挺处说：“委员长极欲见兄一谈，特要我来迎候，请一道前往。”蒋介石见到叶挺时，先询问了叶在重庆休养的情况，又问及对皖南事变的看法和今后的打算。叶挺声明自己在皖南没错，请求释放在上饶集中营监禁的新四军干部，并恢复新四军这一支抗日部队，丝毫没有附蒋的态度。蒋、叶谈话，也没使叶挺有所转变。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陈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遂报请蒋介石批准，最好将叶挺转移到恩施休养，得到蒋的许可。陈诚将这个决定告诉叶挺，陈诚的态度诚恳，叶挺慨然应允，借以解脱在重庆的禁锢生活。

当叶挺来到湖北恩施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曾经多次寻找机会探视叶挺。１９４３年春天，有一批新闻记者将要前往恩施进行采访活动。于是，周恩来给陈诚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一位名叫陆诒的记者。周恩来还叮嘱陆诒到了恩施以后，如何争取见到幽禁中的叶挺。

陈诚接到周恩来的信以后，马上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准许陆诒面见叶挺。这在当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陈诚重感情的一面。

陈诚逝世，周恩来动情地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从１９４９年陈诚离开大陆到１９６５年陈诚在台湾病逝，周恩来始终关注着陈诚在台湾的情况。陈诚到台湾以后，曾就任过蒋介石的副手，出任过“副总统”和“行政院长”。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一纲四目”的对台工作指示。“一纲”是：如果台湾可以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按蒋介石和陈诚的意见研究解决。“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以后，除外交问题必须要由中央决定之外，其余军政和人事安排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办理﹔二、台湾如果建设费用不足，中央财政可以下拨﹔三、台湾的社会变革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研究拟定并付诸实施﹔四、大陆和台湾均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的团结之事。

１９６３年，周恩来请来与陈诚有旧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张治中共同商议如何给陈诚写一封信，以便向陈诚转达毛泽东的几点指示。最后，傅作义、张治中两人以个人名义致函陈诚，期盼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早日为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遗憾的是，就在傅作义、张治中两人的联名信送到台湾不久，陈诚身染重病。开始，陈诚只是严重腹泻，但很快被诊断为肝癌。

１９６５年２月下旬，陈诚的病情急转直下，国民党不得已在报上公布了陈诚的病况。３月３日清晨，陈诚终于从长久的昏迷之中清醒过来。他在床上依次把亲人打量一番，最后把目光投向了长子陈履安。此时，陈履安知道父亲的最后时刻为期不远，也明白父亲向他索要笔墨的意思。父亲显然要留下一份遗嘱！在场的陈家子女和医生护士，都悄悄退到屏风背后。当病房里只剩下长子陈履安时，陈诚才开始口授遗嘱：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份言简意赅的遗嘱在陈诚去世以后公布出来，曾经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因为在这份遗嘱中，陈诚竟然对当时流行的“反攻大陆”和“光复大陆”只字未提。究竟是陈诚病中的疏忽，还是他的成熟意见？不过，像陈诚这样一生处事谨慎、精明周到的政治人物，他亲口授人所记下的遗嘱，绝对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可诉诸纸面的。

陈诚当时病情严重，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对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与隔海相望的共产党，陈诚显然有着自己的政治观点。陈诚病逝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发表陈诚这份遗嘱之前，曾经征询过陈诚的夫人谭祥的意见：由于“陈副总统”的身份非同一般，所以他的遗嘱中不提“反共”和“反攻大陆”显然有违党国现在的宣传大计，最好对“陈副总统”的遗嘱进行一番修改才好！可是，谭祥知道，陈诚的遗嘱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肺腑之言。谭祥对前来官邸征询意见的官员表示：“辞修的遗嘱如果一定要发表，就只能按照他生前的口授原件，如果感到这样公布不合时宜，也可以不发表。不过要发表就只能如此了！”后来，有人把谭祥的这一意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尽管蒋介石对陈诚的遗嘱有所保留，但他最后还是批准：“照原件发表公布！”周恩来获悉陈诚病逝的消息后，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任何态度。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周恩来前往上海迎接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时，在虹桥机场候机厅休息室里，面对陈毅、叶剑英以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即席讲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其中，周恩来就讲到几个月前在台湾病逝的陈诚。周恩来十分动情地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动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陈辞修是爱国的人”，周恩来虽然只是一句话，却可为他们的黄埔情画上圆满的句号，同时也为陈诚盖棺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