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波兰文学翻译家、学者李立军老师于2022年2月7日下午4时35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
易丽君先生
易丽君1934年12月4日出生于湖北黄冈，1962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今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译协会员，资深翻译家。出版论著《波兰文学》《波兰战后文学史》等，译著十余种。曾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波兰总统和波兰文化、教育、外交各部部长授予的各种勋章、功勋章及各种荣誉称号，也曾获波兰书会授予的二〇一二年度世界波兰文学翻译家“横渡大西洋”大奖。
2月8日，波兰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悼文称：“她为波中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波兰驻华使馆对易丽君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她的陨落是波中翻译界以及文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将永远铭记易教授热诚、乐观、严谨、直率的人生态度以及她一生的卓越贡献。”
2019年，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易丽君先生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两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译者，也是国内最早从事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之一。南都记者借此机会去拜访了隐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一隅的易丽君先生。
那一年她85岁，依然精神灼烁，女儿定居国外，外孙女已博士毕业。家里老伴卧床，由她一个人照料。她讲起自己当年与老伴袁汉鎔一起在华沙大学留学的经历，谈到热爱了一辈子的波兰文学如数家珍，也讲起翻译这个行当的辛苦，她的首部译作是与袁汉鎔合作翻译的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反响热烈。时任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还夸奖说：“这本书写得好、译得好、出得好。”讲起目前国内流行的作家和作品，她也直言不讳自己的意见。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傍晚。以下是当时访谈原文，以悼念这位可敬可爱的逝者。
易丽君：波兰的民族命运在文学中反映出来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9年11月17日）
“咱们英语文学、俄国文学有人看，法国文学有人看，德国文学差点，多少还有人看。小语种文学看的人就非常少了。”“真正搞文学翻译，你得坐冷板凳，万事不管，上完课回家我就坐在这儿翻译……现在也没人干了，干出来也没人看，挺泄气的。”
谈到小语种文学的译介和接受现状，85岁的波兰文学翻译家、学者易丽君先生快人快语。她留一头干练的短发，在深秋天气里穿着薄羽绒和麻灰针织马甲，在位于北外校园里的家中，热情招呼到访的客人们。
在文学方面，波兰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国度。仅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已有五位波兰作家、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包括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亨利克·显克维奇，创造了波兰民族史诗《农夫们》的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被众多当代中国诗人引为同道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享有“诗界莫扎特”之称、风趣迷人的维斯瓦娃·辛波斯卡，以及今年增添的一位——以百科全书式的想象力和清澈的散文风格风靡读者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易丽君先生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两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译者，也是国内最早从事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上世纪50年代，她和先生袁汉鎔共同被公派至波兰留学，他们在美丽的华沙大学校园里相恋相伴，回国后，更是“组队”干起了文学翻译的行当。他们一个负责文本语义，一个负责修饰润色，如此，协作译介了波兰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作品，包括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塔杜施先生》，显克维奇的《火与剑》《洪流》，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切·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赫贝特的《戴马嚼子的静物画》等等，其中的一些在出版时即引起巨大反响。
因其在波兰语教学和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内做出的巨大贡献，易丽君先生于1984年和1997年两度获颁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文化功勋奖章。2018年，她被授予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如今，早已退休的她隐居在工作了一生的校园，独自照顾卧病的老伴。独生女儿定居国外，偶尔回来探望。书架上显眼的位置摆着外孙女的博士毕业照，易丽君先生骄傲地指给我们看。
她给人的印象真是爱憎分明、心直口快。提到中国读者中读过托卡尔丘克的为数寥寥，她说，“人们不知道忙什么，现在没人看书。”对那些波兰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她也有赞有弹，绝非一味褒扬。比如她喜欢富于哲学意味的米沃什，对另一位红遍中国的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却颇有微词，认为她主要是在“玩儿诗”。
她也谈及波兰人的傲骨。哪怕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波兰人眼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一切与波兰的历史有关，与它的独特的民族性有关。“我觉得波兰文学是非常好的文学。整个波兰的民族命运都能在波兰文学里反映出来，比俄国文学还深刻。”易丽君说。
南都专访易丽君
南都：1954年公派留学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去哪个国家吗？
易丽君：不能，都是国家派。国家派到哪儿就到哪儿。我记得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快期末考试了，突然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参加考试，上北京，也不知道干什么。我们一共是5个人，我们问考完试再去行吗，说不用考试了。到了北京才告诉我们要去留学。三个月政治学习。那会儿有一大批人去留苏，大概2000多人，到东欧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共100多人，波兰就17个。这都是国家分配的。我们100多人在一块儿念名单，谁谁谁到波兰，谁谁谁到捷克，谁谁谁到保加利亚……念到哪儿就是哪儿。
17个人去波兰，一个字也不认识，波兰语完全不懂，从零学起。我在国内是武汉大学学中文的，第一外语是俄语。在波兰，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用俄语，老师用俄语教我们波兰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学了一年波兰语，完了就去上华沙大学。上大学就和波兰人一起，我上波兰语言文学系，从一年级读起，读到五年级毕业。所以那时候在波兰一共待了六年。
南都：在华沙大学您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当时的学习条件艰苦吗？
易丽君：在华沙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我跟波兰人一样，学波兰文学，也学欧洲文学，从古代文学学起，从荷马史诗学起。
挺艰苦的。学习挺累，每天晚上得学到两点。念书啊。特别是后来上了波兰语言文学系，一开学就发一个书单，91本书，让你这学期一本本念下去。考试就按照这个书单考试。老师说了，我这个课你们可以不来上，但书单上的必须读完。
我们上波兰语言文学系的一共5个人，两个女的三个男的。后来毕业以后，两个上外交部，两个上社会科学院，我到了北外。我最开始也不是到北外，而是到了电台，当时叫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波兰语专业。但是并没有波兰语专业，结果我被分到俄语组当了两年记者。我觉得太没意思了，我学波兰文的，干嘛在这儿？后来留学生专业调整，因为当时留学生分配工作不合理的挺多，所有学非所用的重新都要登记。我觉得我应该离开广播电台，就到北外来教波兰语了。那是1962年。我1960年毕业，1962年到北外。到北外我就没动过了。一辈子教授波兰语、研究波兰文学。
南都：您刚回国内的时候，国内的波兰语人才是不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
易丽君：还不是完全空白。因为我在波兰留学的时候，国内办了一个波兰语班。我1953年上武汉大学，1954年去波兰。同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东欧语系，现在叫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在东欧语系开了波兰语专业，请了3个波兰专家教15个人，挺不错。虽然语言环境比波兰差一些，但3个专家带15个人，练口语的时间很多。后来我们的教研室组长就是这儿毕业的。
翻译事业的发轫
南都：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文学翻译的呢？
易丽君：我开始做翻译的时候是1968年，翻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先人祭》的主题是波兰的爱国人士反抗沙皇俄国的斗争，爱国志士被投进监狱。1968年在波兰演这个戏，引起了波兰的震动。这个事儿也被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开会说，怎么一本书能够引起波兰社会的波动呢？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能不能翻译出来看看？
于是就找人翻。老一辈的专家们不懂波兰语，从英文翻也不太合适，就问，有没有懂波兰语的？当时跟我住在一个单元的朋友，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他说，我知道有个人懂波兰语，他说的就是我。那会儿我已经到北外来教书了。经过他推荐，我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
南都：这本书是您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翻译的吗？
易丽君：我们两个，我和我老头袁汉鎔。我的所有译本都是两个人一起翻译的。我翻译完了他看，他的汉语好，在语言上我给加工润色。我老头是华沙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们是一块儿出国，一块儿念书，他在物理系，我在文学系。我们那会儿的宿舍就是一个大花园里的一栋一栋的小别墅，特别漂亮。我住在前面一个房子，他住在后面一个房子。
南都：《先人祭》出版后获得什么反响？
易丽君：《先人祭》翻译完了以后就因为历史原因搁置了。真正出版是在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出来的时候，反响特别好。这本书写得好、译得好、出得好，这是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说的。
南都：从《先人祭》之后，您就慢慢投入到文学翻译当中了吗？
易丽君：《先人祭》出来以后我就觉得，反应挺好，挺有意思。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怎么做波兰语翻译。《先人祭》的编辑后来和我成了好朋友，因为编辑我的书，他年年找我要稿子，我年年给他翻。上世纪80年代起，我在《世界文学》上发了很多翻译的短篇。做文学翻译都是出版社找我，不是我找他们。后来人家找到我译显克维奇的三部曲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了。
托卡尔丘克属于“虚幻现实主义”
南都：您译的托卡尔丘克的第一本书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个也是应出版社的邀请吗？
易丽君：这个比较复杂。台湾的大块出版社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买到了这本书的版权。买书的时候，卖版权给他的波兰人告诉他，你要找译者的话，就找易丽君。波兰人知道我呀，因为我在波兰念书的，也在波兰有很多朋友。结果大块出版社的人找到我，给他们翻《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本书出版后接着又出第二本《收集梦的剪贴簿》。台湾繁体字版出版了以后，大陆也随即出版了。
南都：您最初读到托卡尔丘克的作品有什么印象？
易丽君：《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本书我一看，我觉得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文学。它比较虚幻，它的现实也是一种虚幻的现实。它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它是虚幻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文学史上没有的词儿。托卡尔丘克的时间概念是很虚的，小说里头的人物也是很虚的。这些人跟咱们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太一样。里头有个老太太，她就跟希腊神话里那个珀耳塞福涅一样，珀耳塞福涅半年在地上，半年在地下。这个老太太半年在睡觉，半年在活着，活着的时候她就讲故事。我的译序题目就是《一首具体而虚幻的存在交响诗》。托卡尔丘克的特点就是虚幻。但是你要是好好地念的话，小说确实很丰富，很出彩。神话、传奇、史诗、故事，她都融合到一个文本里了。
南都：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有哪些是独属于波兰本地的传说和神话？
易丽君：不完全是波兰本土的神话传说，它包括整个欧洲的东西。半年在地上、半年在地下的老太太，那是来自希腊神话。有一个长胡子的圣女，也不是来自波兰传统，而是来自欧洲文学传统。整个故事讲的都是波兰的事儿，是波兰的日常生活，但时间的概念来自欧洲文化。里面除了人的时间以外，还有房屋的时间、果园的时间、椴树的时间、游戏的时间，她把物也人格化了。但是这也不是波兰独有的。我在《世界文学》工作的朋友，他是搞捷克语的。他说，这些东西捷克文学里面也有。它是从整个欧洲文学传统里生长出来的。
南都：《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在波兰选入了中学课本，为什么这么受到大众喜爱？
易丽君：我觉得是因为它很新。它的写作手法很新。波兰文学是这么分的，古代文学、文艺复兴的文学、启蒙时期的文学，然后是浪漫主义文学，波兰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欧洲很有名，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卡拉辛斯基是浪漫主义的三个大师。他们之后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包括亨利克·显克维支、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这些人。但是这些人的写法都是非常传统的写法。浪漫主义的文学和俄国的普希金也差不多，现实主义文学和法国的巴尔扎克也差不多。可是托卡尔丘克的写法，把现实虚幻化的写法，在欧洲前所未有。要么就是魔幻现实主义，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南都：而且她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能力，把很宏大的历史事实用很轻巧的手段表现出来。她受到了哪些文学传统的影响呢？
易丽君：她不是文学系出身的，完全是自学成才。她读书多，要说影响，哪儿的影响都有。她说，我成天就是读书多，没别的。阅读范围广，念的东西杂，很难说她是哪个派别。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南都：在《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这部小说里，托卡尔丘克使用到一些在网络上找到的当代人对梦的叙述。她的写作方式给人很大的启发，她会从各个地方搜集素材。
易丽君：她什么东西都是信手拈来。这个小说的题目从波兰语直译是《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但台湾的版本把题目改成《收集梦的剪贴簿》。因为这本书本来讲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梦。白天的房子是现实生活，夜晚的房子是虚幻、幻想。而台湾的译本把白天的房子不要了，干脆就光讲梦。实际上梦只是它的一半，这样改并不是很贴切。我跟他们说了，这样改不是很贴切。白天的房子是现实，夜晚的房子才是梦。但是编辑想点题，确实梦在里头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都：托卡尔丘克的波兰语小说语言有什么特点？
易丽君：她的语言很流畅的。你看我翻的也是大白话，很平直、很流畅、很清新的语言。我翻译的时候尽量保持她的语言风格。她没有那种长句子，也没有那种咬文嚼字。她这个人也是平易近人，说话都是大白话。她本人也很洒脱，很平直，很好接触，一点都不摆架子。
南都：她自己关于文学说过一句话，她说“文学创作首先是要睿智”，您觉得创作上的睿智应该怎么理解？
易丽君：比方说托卡尔丘克也讲战争，也讲历史，但她讲的东西跟通常所讲的不太一样。从另一种视角去看那个问题，她可能看得深刻一点，也可能比人家看得浅薄一点，难说。深者读其深，浅者读其浅。
南都：您写过一部专著《波兰战后文学史》，托卡尔丘克属于波兰战后文学的哪一个阶段？
易丽君：当代派。波兰刚解放的时候，恢复时期的文学是现实主义。后来就分化了，各种主义都出来了。波兰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国家，思想界比较活跃。波兰文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描写战争的破坏、波兰人民在斗争中的反抗、波兰人民英雄的故事。跟我们抗战以后的文学差不多。后来就越来越跟我们不一样了。它的文学反映现实，开始暴露波兰社会的阴暗面。这之后，各种现代文学流派都有了，包括魔幻现实主义、科幻文学……1956年左右登上文坛的这一批人叫“当代派”，在当代派里也还有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家，另外的一些，有的是唯美主义，有的是暴露文学，但是已经没有唱赞歌的文学了。波兰文学里头没有唱赞歌的，它跟捷克文学不一样。
到了托卡尔丘克这一代，她听来的故事也是她奶奶讲给她的。好多事情不是她亲身经历的。比起前几代作家，托卡尔丘克看待历史和世界的视角更加轻松。以前是“披着丧纱的灵魂”，而她的这个灵魂是纯洁的。咱们有一种民族精神与波兰是相通的，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波兰人认为国际文学大奖颁给波兰人理所当然
南都：现在国内整体的波兰文学的译介情况怎么样？
易丽君：没有人翻译。我培养得最好的学生、最有资格搞翻译的学生赵刚，现在是当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院长，他是最有才能的。现在这种东西他根本都不翻译。我们北外是学语言的，语言、经济、政治，没有文学。
现在我知道，天津有教波兰语的，四川成都有教波兰语的，肇庆、广外也有教波兰语的。教波兰语的很多，但教波兰文学的没有。那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只能教波兰语言，不会教文学。我当时教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我写过专著，也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反正对他们没有影响。我写过两本，一本《波兰文学》，一本《波兰战后文学史》。我觉得他们要看的话也就是蜻蜓点水，他们自己不会去研究。
南都：一个客观的现实是搞翻译挺辛苦的。
易丽君：真正搞文学翻译，你得坐冷板凳，万事不管，上完课回家我就坐在这儿翻译。现在没有我这样的人了。翻译这一本书花一年多时间，每天晚上都干到一两点。上完课回来还得备课，备课完了搞翻译。每天睡眠大概也就四五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干活。稿费非常低，要是为了稿费的话那基本上可以不干。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给他们翻译了一大堆，就给了一万多块钱吧。但那也是好多年前了。现在也没人干，干出来也没人看，挺泄气的。
咱们英语文学、俄国文学有人看，法国文学有人看，德国文学差点，多少还有人看。小语种看的人就非常少了。我觉得波兰文学是非常好的文学。整个波兰的民族命运都能在波兰文学里反映出来，比俄国文学还深刻。托尔斯泰没有反映整个俄罗斯的命运，他是反映穷人的生活，老百姓的命运。但波兰文学讲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个很厉害。
南都：能讲讲您跟托卡尔丘克本人的接触吗？
易丽君：2009年以后我就没跟她联系过了。2008年中国作协请她来。来了以后，也请我去了。是一个讨论会。去了以后，我就请她到我们学校来给学生作了个报告，我们校长请她吃了顿饭，之后就到我家来坐坐，聊了会儿天。2009年是我到波兰去参加一个国际波兰翻译家大会，结果也碰见她了，她也参加这个会，我俩是偶遇。那时候这两本书的汉译本《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已经出来了，她也都有。关于她的书我们也会谈一点，我的理解正确不正确，对不对。
我们聊天说起来，发现她正好与我女儿同年。我女儿1962年生的，托卡尔丘克也是1962年生的。她说，正好，我就像你的女儿一样。一句玩笑话。
南都：到目前为止，波兰作家已经获得了5个诺贝尔文学奖，这在全世界都是很耀眼的成绩。波兰本国人对待诺奖是什么态度？
易丽君：波兰国家不大，但确实是一个文学大国。但波兰人不把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太当回事儿。我昨天在大使馆内跟他们聊天，我说，恭喜你们，得了诺贝尔奖。他们说，这算什么？他们搞一个活动，几十个人的朗读会，每人发一张卡片，一人朗读一段。
波兰也是挺好玩儿的一个民族。它是特别傲气的。波兰人认为，奖给波兰人，都是理所当然。但是得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波兰人的灵魂深处有一种傲骨。这种傲骨是怎么来的呢？是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这三个强国给逼出来的。这三个国家当年把波兰瓜分了，瓜分了123年。原来的波兰可大了，包括现在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现在剩下的只是波兰的核心地区。密茨凯维奇的作品第一句话叫“立陶宛，我的祖国”。他写的时候，立陶宛还是波兰的一部分，是密茨凯维奇的故乡。所以波兰这个民族很有意思，它磨炼出一种傲骨，是东欧任何国家没有的。
另外，波兰这个民族有个天然的追求，就是追求独立的存在、永恒的存在。这一点，不仅在作家的作品里流露出来，在每一个波兰人心目中都有这个观念。这是一种民族性，一种追求独立存在的民族性。
南都：您为什么没有译辛波斯卡的诗呢？
易丽君：我为什么不译？我觉得她的诗我看不懂。如果我看懂了，我就觉得她的诗太平淡。实际上是我没看懂，所以我没译过她的诗。实际上东欧这些国家的文学，我们中国读者好像都不大瞧得起，这都是小国文学。也就是米兰·昆德拉有人看。现在波兰还没有一个人能和昆德拉在中国一样有名。昆德拉之所以那么有名，是因为他对社会的洞察比较深刻。
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