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军务差位面]:杨树
鬼子杀人放火，奸淫掠夺，中国人怎么办？复仇！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追悼日。
82年前的这天，野兽一般的日军攻陷南京，展开了长达7个星期的疯狂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罕见暴行和黑色一页，更是中国人心头一道深深的伤痕，至今未愈。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南京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财产被抢掠一空，30万以上的同胞在遭受了百般折磨，经历了难以形容的痛苦后遇难。古老的南京城一片残垣断壁，烈火黑烟，尸积如山，六朝古都顿成人间地狱，惨不忍睹。
关于大屠杀，后世总会有人作这样的假设——中国人那么多，全都拼死抵抗，鬼子就屠杀不成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设想，多数遇难同胞赤手空拳，没有抵抗能力，一开始对日军的残暴也认识不足，失去组织，敌强我弱，几乎不可能形成有规模的抵抗。遇难同胞在这种情况下遭到屠杀，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况且，当暴行真正发生的时候，中国人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抗。关于这方面，请阅读军武去年的推文《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真的不反抗吗？战俘夺枪暴动，侮辱妇女的鬼子被钉耙打死！》
▲瀛云萍老先生活到了抗战胜利
后来成为历史学者
中国人的复仇
在南京被攻破后，尽管唐生智等指挥官已经逃走，仍有中国军队在战斗：
据江宁要塞甲一台台附瀛云萍回忆：“有一身穿黄呢军服的上校军官在江边被散兵们围住，大家喊着：‘长官！你指挥我们回击抵抗一下不好吗？不然，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了。’上校说：‘我是军医，不懂军事。’士兵们说：‘只要您命令我们打就行。’上校同意了，于是他振臂高呼：‘弟兄们，向鬼子打呀’士兵们向敌人的追兵开火了。敌人没有想到，在江边会遭到如此勇猛的抵抗……”
南京守军的撤退一片混乱，但仍有部队突围成功，66军和83军就是杀开了一条血路突围而出。据这两支部队的档案记载，12月13日拂晓于仙鹤门“与敌遭遇，发生激战，我军奋勇冲锋，将敌击退，毙敌兵三四百名，敌马五六十匹，毁敌炮2门，并将沿途电话线剪断……”
后来又于空山、狮子山一带，“与步炮空联合约四五千之敌遭遇，发生激战，屡围屡攻，再三肉搏，牺牲壮烈，毙敌千余，毁敌炮数门，战车3辆、铁甲车l辆、汽车2辆。”参加此次遭遇战的日军炮兵中尉泽田正久回忆：“13日夜，在城外的仙鹤门镇，友军骑兵部队遭到了保卫首都敢死队约一万人的大规模袭击……战斗中我方官兵伤亡200人、军马死伤60匹。”基本可以印证中方的记载。
在路透社记者史密斯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12日)下午晚些时候部队从南城总撤退，整个师(88师)秩序井然地北撤，只有1000人留在南城。他们勇敢地坚持巷战，到了午夜，他们全部牺牲……”
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人民自发的抵抗亦不鲜见——当日寇的凶残本性已经充分显露，目睹或遭到过残害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不复仇？
南京栖霞区政府人物志中记载过一个小人物甘荣盛，他是南京延龄巷二郎庙的道士，高大健壮，会武功，擅长使棍，民国27年（1938）因救助被日本兵追杀的中国同胞，惨遭杀害，尸骨无存，亲友为其在甘家边村南建衣冠冢。
虽然正式记载不多，但在当地传说中，这位甘道士曾养了一只猴，手持铁棍伏击落单的鬼子兵。每次出击，先放出猴子抓脸挠眼，乘鬼子兵慌乱之际，再用铁棍一击毙命。日军多人被杀后展开搜捕，甘道士突出重围下落不明，据说是去云游了……
南京城郊的农民建立了“红枪会”组织，经常于夜间伏击日军，甚至砍下日军人头挂在树上，被日军畏称为“铁皮人”(带有装甲的人)。日军士兵冈本健山回忆：
“游击队的活动在南京也很厉害，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当时有掉队什么的，士兵们接连不断地遭到了杀害。他们不是被手枪打死的，而是被刺死的，暗杀好像天天发生。”
这些自发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有时甚至还能潜入南京城，组织小规模的袭击。据郭歧（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大屠杀幸存者）在《陷都血泪录》中描述：
“有一次中央便衣队进城约五六名，伏于中华门附近之地下室内，恰有五名兽兵带着三四个伕子，由北向南行至我便衣队附近，当即开枪将兽兵全数杀死……他们（伕子）逢人便大叫‘中央军来了！’……胆怯的兽兵很多把枪丢掉了，躲在地下室换便衣，黄呢军服各马路皆有，丑态百出，有的士兵被长官因此打死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沦陷区惨状》记载，“在我（一位失散军医）所住的头关乡，有一天来了两个敌兵，找着一个丈夫当游击队长的女子下手，这女子佯与欢乐，约他次日再来，同时她的丈夫集合了十几个游击队员事先埋伏，将敌兵分尸复仇。”
▲富贵山位于南京核心地带
据《血泪话金陵》一书记载，“最近我们的便衣队（游击队），把从前埋在地下的枪都挖出来，发动起来了，他们直打到铁道部去，但是第二天便被完全消灭了……在我们逃出的前几晚，我们的游击队又打到城里来了。他们先把富贵山占领，一部分部队打进城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退……”
以上的“便衣队”、“游击队”，基本上属于民间自发的抵抗组织，有老百姓，也有失散军人，他们在大屠杀期间或之后，已经开始了复仇行动，令日军非常忌惮。
据当时外国记者报道，日军在南京城内凶狠无比，但在离南京城5公里路以外，日军便不敢随意行动，沿公路线也要“驾驶兵车，一边走一边开机关枪……”
▲国共两党均有武装力量在南京周边活动
国共两党则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有组织的复仇行动。
1937年底，中共江苏省委派张爱萍到南京附近开展工作，领导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游击战争。1938年5月，由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战场，第1支队张鼎臣所部于6、7月间进抵句容、江宁、溧阳、溧水、当涂地区。
7月10日，第1支队一部与当地游击队在汤山至句容公路上，成功地伏击了日伪的军车，共炸毁日军汽车2辆，毙伤日伪军千余人。12月2日，第2支队一部袭击禄口据点，将日军1个中队全部消灭。地处南京江北的六合，自1939年秋起，开始有新四军活动，直到抗战结束，南京周边一直都有各种抗日武装在持续打击日军。
▲上海《申报》的报道，将“日”一律以“×”代替
国民党一方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特工方面，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行动就是“南京毒杀事件”。
1939年6月，日本的特刊《支那事变画报》发出了一则报道：
“6月10日夜，欢迎清水外务次官的招待会在南京总领事馆进行……被抗日组织发展的总领事馆服务员在白酒中混入了毒物，结果造成所有与会人员中毒。其中，宫下玉吉（38岁）和船山已之作（35岁）两书记官随即因此殉职……犯人逃走，但估计不久就会被逮捕归案。”
实施此次毒杀行动的“服务员”，是两名为军统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也是两兄弟——哥哥詹长炳，弟弟詹长麟，都是地道的“老南京”。
詹长麟15岁参军，19岁时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经历过战争考验，后因家族生活困难回到南京谋生。1934年4月，詹长麟由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应试当仆役，日本总领事亲自对詹长麟面试，十分满意，让詹长麟当了仆从。
不久以后，詹长麟接受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秘密招募，代号65，化名袁露，利用自己日本总领事仆从的身份，监视领事馆动向，搞到不少情报，曾于1934年6月为挫败日本策划的“藏本英明失踪案”做出过贡献。哥哥詹长炳后来也被日本使馆雇用，同样成为地下情报员。
▲看到此种暴行，心中岂能不恨？
日军攻入南京后，詹氏兄弟目睹日寇暴行，家族中亦有妇女遭到侮辱，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但他们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忍辱负重，接受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重新征召，日本人给他们兄弟一辆自行车，并发给“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可以在南京出入任何地方，而他们就利用这个特权，在南京城中四处记录日军暴行，并向上汇报。
1938年，詹氏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归军统，称为“军统局南京区”。1939年6月初，詹长麟获知了一个消息——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要在6月9日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视察，日本公使花轮义敬将举行欢迎酒会，应邀参加酒会的有：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以及其它5名将官和若干佐官；伪行政院长梁鸿志，伪立法院长温宗尧，伪南京市长高冠吾等一众汉奸，几乎囊括了“驻南京日军高级军官以及汪伪的核心人员。
这么多敌伪高层聚集一堂，真是大好机会！军统南京区当即策划了由詹氏兄弟实施毒杀行动的方案，要将日伪头目一网打尽。
▲晚年的詹长麟，他一直隐姓埋名到21世纪
詹长麟买回4坛绍兴老陈酒，在开宴前几分钟将毒粉倒入酒瓶，沉着镇定地捧着毒酒瓶，将毒酒倒入酒杯……但日军高级军官多数缺席（大概是因为不太看得起文官和汉奸），而伪政府的头面人物都到齐了。
缺人太多不好看，于是日本领事临时决定让外交人员凑数。花轮义敬首先讲话，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群魔狂舞，人人干杯。詹长麟见毒酒已被喝下，遂脱掉总领事馆工作服，与哥哥会合后由军统接应人员送至江北，成功逃脱。
十多分钟后，总领事馆的两名书记官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不好，酒里有毒！”酒宴顿时大乱……可惜的是，只有两名日本书记官死于当晚，其他的日伪要员虽然中毒，但因效力不够，经抢救后未死。
事后，詹氏兄弟通过上海租界给花轮义敬写了一封信：
“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
▲南京大屠杀研究学者经盛鸿采访詹长麟
因为这次毒杀行动，詹长麟获奖金5万元以及一枚“忠勇杀敌”银盾。詹氏兄弟抗战胜利后一直生活在南京，詹长炳病逝于六十年代，詹长麟一直活到了2008年。
2009年9月28日，《南京日报》公布了“3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南京英雄模范人物名单及简介”，詹氏兄弟位列其中。
《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一书记载过这位英雄晚年的自述：
“在广州路，有个女人出来倒水，一个日本兵要强奸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反抗，日本兵就用刺刀把她捅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在上海路、在难民区，日本兵经常去那里抓女人强奸，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残暴罪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暴行中最庞大的一次，是中国人心头的血痕，然而这正是这样的血痕巨创，让中国人时刻警醒自己——大屠杀发生后，《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
“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50条。但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
的确，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妄图以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来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却唤醒了无数中国人，遭到了不死不休的顽强抵抗，最终被正义的铁拳打得粉碎！
我们不仅要记住苦难，更要记住抗争与复仇。单纯的控诉和揭露并不能打倒任何敌人，面对凶残无比的日本法西斯，唯有擦干眼泪，挥起拳头，拿起枪炮，打出复仇的子弹！
▲南京，日本强盗最终在这里投降！
不要忘了，我们的国歌正是诞生于抗战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唱着这首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唱着这首歌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强大起来。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着我们——
历史不能忘！南京不能忘！伟大的抗战不能忘！我们，永远都要当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