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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书法时，人们自然会想到“既然”富人、欧阳询、楚梁、颜真卿、“宋史”、“赵孟”、“吴文四家”等书法，正是因为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演绎和传承，形成了辉煌的书法史。
《神龙兰亭》、《褚摹兰亭》、《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自叙帖》、《苦笋帖》、《张好好诗》、《韭花帖》、《黄州寒食帖》、《松风阁帖》、《蜀素帖》、《苕溪诗帖》……这些名作令无数学人为之倾倒，是它们在不断地改写并延续着书史，诠释着经典最为本真的含义。晋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历经千余年后，这些名作静静地躺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但或许只有极少的人知道，500年前，它们曾汇聚于浙江嘉兴的天籁阁，而这些只是其主人项元汴书法收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梳理项元汴所藏的法书目录，其所藏历代法书数量在600件以上，俨然是一部基本完整的明前书法史，这样的规模在中国书法收藏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项元汴像
项元汴（1525年至1590年），字子京，号墨林居士等，别署甚多，嘉兴人。青年时期即继承祖业，主营典当，乐于从商，无意科举。受父兄影响，喜书画诗歌。
由于项元汴是商人，没有功名，所作诗文的格调并不算高，常被文人耻笑，所以在众多明清笔记中对他多有负面的评价。在很多人看来，他只是一个附庸风雅的“土豪”，拥有吝啬刻薄的嘴脸，且因为文彭、文嘉兄弟长期担任他的书画鉴定顾问，其本人的鉴赏水准也饱受质疑。他没有一部著作，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有钤盖在历代佳作之上的各类印章，在这一点上，与乾隆帝可谓是同病相怜，这就使项元汴的艺术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变得模糊与粗陋。
晋 王献之《中秋帖》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大多数人似乎只关注艺术本体及艺术品本身，忽略了鉴藏家对于艺术传播的现实意义。其实，若没有鉴藏家的存在，艺术作品便不可能流传于世。不仅如此，鉴藏家也逐步形成了各自的收藏理念、审美取向和品第标准，乃至在形成一定的规模后可以梳理出艺术源流。这些要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此后艺术家们的创作风格，这种强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在左右着各种艺术流派的走向和发展趋势。
项元汴跋《中秋帖》
明代中叶的“吴门书派”和江南书法市场是异常繁荣的，项元汴即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书画投机商，他收藏书画只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以至于常常为此一掷千金。
唐 怀素《苦笋贴》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项氏区别于其他藏家的一大特点在于这些法书名品绝非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而是与身边的文人雅士共同研究把玩。而同样极负盛誉的宁波天一阁，能真正进入其内窥得秘珍者，数百年间也不过十几人而已。在几乎所有藏家都“好自矜啬，独享其成”的大环境下，项元汴的无私则更显弥足珍贵。
宋 黄庭坚 《松风阁帖》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代中后期的很多文人、书家都曾有过造访天籁阁的经历，诸如董其昌、詹景凤、陈继儒等人，这使得江南一带形成了一个以项氏收藏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圈。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董其昌。董其昌二十多岁时曾游学嘉兴，与项元汴之子项穆为同门。项元汴赏识其才，尝与之品评历代法书名迹，并以己之所藏供董氏学习、临摹，这对他的影响是具有颠覆性的。董氏直至晚年依然对此念念不忘，他在《墨禅轩说》中言道：“三五年间游学就李（指嘉兴），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年月。”
宋 米芾《苕溪诗帖》（局部）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陈继儒也曾云董氏自得观天籁阁所藏后方能“直悟人用笔、用墨三昧”。这足以说明项元汴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可以说，天籁阁之行彻底影响了董其昌的书学观，为他今后成为集大成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将他的书法创作引向了一条通关大道，甚至他今后所主张的“画分南北宗”之论也与此大有关联。
元 龚璛 《教授帖》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项氏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可见一斑。此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些曾被前代文人苛责为“朱迹斑斑”的项氏鉴藏印记，因项元汴在收藏界无人能及的名号，已作为至宝极品的象征，构成了这些名迹不可分割的内容，这或许也是众多项氏藏品虽历经数次劫难却仍能留存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