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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图》，五大南唐，东源，样品色，纵向50厘米，横向141.4厘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名画鉴赏
如果你是南方人，尤其是江南一带人，是否觉得这卷画很亲切?如果你长年生活在北方，这是否正是你想象中的一片江南?第一次，在五代不同画家的画笔下，我们可以体会到迥然而异的地域间的风貌。
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时期，形成了两大不同风格，后人概括为“北派”与“南派”。董源的《潇湘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董源发展了唐代王维的水墨一脉，对宋元两代文人的山水画起了重要作用，后世尊其为南方山水画派之祖。
荆浩、关仝生活在河南、陕西北方地区，面对的是太行巍巍石山，而《潇湘图》的作者董源是一位生活在当时金陵、今天南京的南方人。这幅画仍然没有画家的题款或者命名， “潇湘图”是由明代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艺术理论家董其昌取自南朝谢眺《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一首》首句“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的诗意。“新亭”是今天的江苏镇江，而“范零陵”是古代一种以官职称人的方式，指的是任零陵(今湖南零陵县北)内史的范云，这是一首送别的诗，董其昌是否也将此画视为一张送别的画作呢?
《潇湘图》局部
《潇湘图》开卷便见沙碛平坡，芦苇荒疏，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江南水泽汀岸，江渚上有5人对江而立，其后两红衣女眷在一侍女引导下也往江边走来，前一个女子手中提箧正回头讲着什么，滩头有五名乐工正对着徐徐而来的小舟吹奏击鼓。江中不远处有一叶小舟在空阔的水面荡漾，小舟首尾各立一渔人持篱摇橹，舟正向滩头荡去。舟中阳伞下端坐两人，一个着朱衣的人端坐舟中，一副主人派头，一个侍从举着伞盖恭敬后立，朱衣人面前跪着一个人，像是在启事禀报，他们不像是长途跋涉的模样，倒有一番游历而来徜徉江心的悠闲。其中舟上白衣人装束与江边另4位完全一致，再细看岸上4位有两位手中好像拿着乐器之类的东西，而另外几个也是毕恭毕敬的样子，所以这应该不是送别，而是迎接的场面。迎接也不过是画面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并不是画作的主题，一带淡墨渲染的江渚，与上面浓墨点划出的水草芦苇，便将观画者的视野带到另一群人中间，他们人各一舟，散落江面，多数人还在静伺，一人已经用竹竿在叉鱼。再随着画卷的逐步展开往后看，江那边蓊蓊郁郁的树林中隐隐可以看见一个小村落，这种感觉有点像今天坐在火车上看见外面大片的农田，江水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小村子一样熟悉，简陋的屋子影影绰绰，村民们这时还在劳作吧，有一张需要10个人才能应付的大网，收网的时候，岸上有拉的，水里有托着的，网中间还有一个浑水摸鱼模样的人工作得也十分投入；另一条小船上一人撑竿，另一个似年长者手里拿着鱼篓，回头向年轻人说着什么。画中绘有两重大山，位置占了画面的大部分，山顶有矾头。左侧绘着小丘沙地，渐上渐平远。山下溪流曲折，水面空阔，是依山俯江之景。树木茂盛，多作夹叶，有丹红夹叶树。小路上也绘有游人，所着衣服红白不一。整个画面视域开阔，构图层次井然，活跃于其间的人物将作品意境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审视全图，平淡天真中，笔墨趣味层出不穷。我们来看看画家是如何用同样的工具画出这一番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象的。
南方的山与北方的不同，尤其是丘陵，多是土质疏松的平峦缓坡，而且布满各种植被，画家董源在《潇湘图》中横向铺展着江南丘陵绵延不绝之状，山体以及江渚岸边的用线因为长而松，像披散的麻缕，所以被人称为“披麻皴”，这种笔法用来表现土质的松软最为适宜。画家再用淡墨层层渲染，加上富含水分的毛笔点出的圆点，将山体上丰富的草本、灌木一类植被概括地表现出一种真实的印象。宋代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总结董源的画法“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灿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说的就是董源的这些披麻皴和墨点近看不过是一片几何，一定距离拉出来才发现这些线与条的组合将江南一景传神地表现在绢上。
南方的水与北方的不同，这里的水很多，江水与丘陵的关系，与崇山和山泉、山瀑的关系不一样，后者是种点缀、点睛，而前者中的水则完全是丘陵的生长环境与依托，它们相互间唇齿相依；南方的空气与北方也因此而不同，北方的空气爽朗、清澈，而南方的则湿润，带着一种近乎触觉的空气，如果伸出手指在空气中挥动几下，你似乎都可以感受到它们在指间穿行。画家用墨色将整个画面处理得非常统一，水与江渚，与丘陵几乎不用方硬明晰的轮廓线隔开，而是以披麻皴的笔法化解了轮廓线的僵硬，墨色使得岸与水相互浸染，画中最重的墨色在用硬毫画出的渚上杂草与芦苇，特别是画面结尾处的那丛芦苇，左顾右盼，极富情趣。
《潇湘图》局部
董源在南唐时的画名已经在朝廷里得到承认，他的风格并不完全像我们所看到的这卷《潇湘图》，事实上他也是个多面手的画家。从画史上留下的一些董源画作名称看，他喜欢画夏山和雪景寒林，也画像渔舟、隐士，以及河伯娶妇、袁安卧雪等一些人物题材，而他的山水画本身既有像这样烟云氤氲、平淡天真的风格，也有承袭自二李的设色风格，并且有可能这后一种风格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他更为人所接受的面貌。
画趣拾珍
“潇湘”指湖南省境内的潇河与湘江，二水汇入洞庭湖，“潇湘”也泛指江南河湖密布的地区。《潇湘图》是一幅描写人物活动的山水画，是董源的代表性作品，它充分表现了董源在山水画创作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
董源生于唐朝末年，一说是南唐中主李璟迁都南昌时，董源受到朝廷的赏识，随着政治地位的升迁，使他的绘画艺术有了一个施展于朝的良机。董源的山水画曾得到南唐中主李璟的垂青。据说李璟年轻时曾在庐山修建别墅，将山泉林园胜景融为一体。他为了能时时看到庐山景致，特地派董源画了一幅《庐山图》。董源将五老奇峰、云烟苍松、泉流怪石和庭院别墅巧妙地绘入一图。李璟观后，称赞不绝，爱不释手，命人挂在卧室里，朝夕对画观赏，犹如长居庐山中。由此可见董源构思的巧妙和写景艺术的高超。
《潇湘图》局部
还有一次，保大五年（947年）元日忽然下了一场大雪，铺天盖地，京都呈现出一片银白的世界。李璟见此雅兴大发，召集群臣登楼摆宴、赏雪赋诗，并召来当时的画坛高手董源、高太冲、周文矩、朱澄、徐崇嗣等人。他们各有所长，分工合作，由高太冲画中主像，周文矩画侍臣和乐工侍从，朱澄画楼阁宫殿，董源画雪竹寒林，徐崇嗣画池塘鱼禽，不久一幅栩栩如生的《赏雪图》完成了。董源画的雪竹寒林是这幅画中直接描绘雪冬之景的，他胸有成竹，放手对景勾画，将积雪压竹、丛林寒瑟的景象传神地描绘出来。这次活动和《赏雪图》被北宋的美术评论家郭若虚记述在他的《图画见闻志》里，遗憾的是该图已经无法见到了。
在东晋顾恺之的时代，山水仅仅是依附于人物画的配景，而且缺乏与人物正确的比例关系和远近层次。至南朝宋时的宗炳，山水画开始具备了独特的审美内容和美感享受，脱离了人物画，自成一科。当水墨山水尚处于探索阶段时，李唐政权在天祐四年（907）消亡，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这在客观上使唐人未尽的水墨山水画事业，在五代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封建统治政权的武装割据强化了水墨山水画的地区性特点，并带有地质构造上的不同特性。
董源活动的地区正是六朝萌发山水画的故地，他继承唐代的五代水墨山水画，按北、南两路分道扬镳，形成了山水画史上的两大画派。在北方，有由唐末入后梁的山水画家荆浩。董源开辟的江南水墨山水画派是与荆浩对峙的两大流派之一，这是以地域划分的画派，也是画史上最早的山水画流派，标志着山水画在艺术上的进一步成熟。
《潇湘图》局部
董源能作为江南水墨山水画派的宗主，除了前人的艺术积累、地理条件等因素外，南唐的政治、文化环境促成了绘画艺术的发展。与政权更迭频繁的北方梁、唐、晋、汉、周五代相比，南唐的社会政治环境要稳定得多，南朝于江南奠定的文化基础在南唐发挥出一定的作用。保大年间（943—947）初，中主李璟在宫中设立了翰林图画院，简称画院，直接为完成朝廷的命意而作画，董源常奉旨与画院画家们合作。当时享有盛名的画院画家有王齐翰、卫贤、周文矩、顾闳中、赵幹等，他们都长于或兼擅山水画。如王齐翰的《勘书图》轴（一作《挑耳图》，南京大学历史系藏）和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轴（宋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人物画中的屏风绘有山水；卫贤的《高士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两帧有人物活动的山水画。他们的山水画风虽各有小异，但总体风格基本一致，皆以细笔为工，用墨为主，山石陡峭，多有北方的地貌特征，尚未表现出江南地区独特的地貌和气候特征，只有画院外的董源不拘旧格，自成一体。遗憾的是，他的画风在当时没能够主宰画院内的山水画坛，却在画院外的道释画家中赢得了追崇者，如释巨然和刘道士等。
和中外许多名画家一样，董源的风格并不是一直在历史上得到重视，自南唐以后，他就像被人们遗忘了一样，直到在北宋中后期，董源首次受到沈括、米芾、苏轼等文人的推崇，沈括和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米芾在他们的著作中将董源的风格定义为“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平淡天真”等，他们深为董源直率潇洒的笔致所折服。董源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受到文人们的青睐，是因为这些文人画的开宗立派者推崇自然、豁达的审美趣味，而董源山水画的艺术内涵正在于此。董源逐渐在画史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已经将他的其他风格悄悄抹去，只余下像《潇湘图》中的江南真山水。
《潇湘图》在明末继礼部尚书董其昌之后被河南睢阳人袁枢（兵部尚书袁可立之子）收藏。崇祯十五年（1642年），袁枢的家乡河南睢州城先后遭到李自成的兵火和河决水灾，袁可立尚书府第藏书楼内书画及数万卷藏书毁于一旦，仅数帧往返千里为袁枢带至江苏浒墅关寓所随身珍藏免遭了兵火之灾，才得以流传至今，被传为中国乃至世界名画收藏史上的佳话。明末清初书画家王铎在浒墅关袁枢家里见到此画非常高兴，并将这一好事赋跋于卷中。
《潇湘图》局部
2008年5月5日下午，新维修后的故宫武英殿书画馆正在进行展出，忽然有人发现，一个展柜内在轻微滴水，致使当时正在展出的国宝级画作——五代董源《潇湘图》被滴水。发现这一情况后，相关工作人员立即汇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和相关部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和相关专家人员立刻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果断采取措施：立即关闭湿度控制机、开柜撤取文物对其进行检查。由于发现的及时，这幅国宝级的画作仅在画心下部有一点着水，但没有明显水渍。由于画心处非常平实光滑，因此水滴滑至底托挡处，致使裱褙纸有洇湿，但无开粘脱骨现象，也无起泡、起翘的痕迹。后经权威书画专家共同勘察确认，该作品末遭受明显损伤，经过处理可以恢复。确诊后，北京故宫博物院迅速将画作送至文保科技部采取有效的保护、补救措施。经过处理，《潇湘图》整个画面平整如初，画心滴水处无任何肉眼可视痕迹，只裱褙留有较淡的痕迹，真是有惊无险。
10世纪刚刚开始，大唐王朝便走到了自己的尽头。907年，后梁政权建立，中国再次进入到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充满了割裂、纷争的动荡时代，后世把这段时期称为“五代十国”。所幸的是，各国间的割裂并没有使得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得到相当发展、在有唐一代更是达到高潮的绘画艺术停滞自己的脚步，相反，在此期间山水、花鸟等各个画类都产生了对后代影响更大的样式与风格。与唐代不同的是，以长安为单一文化中心的格局被产生于中原、西蜀和江南多个文化中心的局面所取代。
传统华夏社会是以北方社会为重心的，全国统一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地区，南方社会一直是中原文化的外围。然而在唐末五代时期这种模式发生了巨大改变，南方地区的发展首次超过北方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出现了南方与北方抗衡的对峙局面。五代十国时期是唐宋社会承接过程中的关键，这个承唐启宋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北方五代政权与南方的南唐、两蜀政权之间的抗衡，中国古代社会里第一次全地域性质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诸多方面的对峙因此产生。
《潇湘图》局部
而南北对峙局面的存在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南方的经济力量的壮大为南方各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唐末五代，北方地区由于长期战乱，军阀政权更迭，穷兵黩武，中原地区哀鸿遍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生产凋敝，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五代统治者横征暴敛，后梁为了组织李存勖的进攻,三次掘开黄河大堤,造成严重水灾；后汉苛捐杂税的名目有身丁钱、农器钱、面钱、折帛钱、鞋钱、地头钱、榷麯钱、蚕盐钱等等。而南方各政权为了在割据兼并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大多实行了保境安民的政策，发展经济，以增加军事实力。全国的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根据北宋初年的统计，北方人口为100多万户，南方诸国为250多万户，南方人口已经超出北方两倍。一方面是江南人民长期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批的劳动人民南迁，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交流了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使得五代后期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力量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五代时期，南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唐朝南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并愈益成为全国经济先进的地区。吴、南唐与吴越统治地区原本就有良好的生产基础，唐朝末期时又成为北方人口南下的主要聚集地。南吴的建立者杨行密占据江淮地区以后，战乱较少，又采取了招合遗散、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事宽减的政策，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南唐李昪（音同：变）夺取政权以后也采取了息兵安民的政策，下令革除一切额外租税，又奖励人民种桑开垦，同时提高农副产品和丝绢的折纳价格。李昪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是“江淮之间,旷土尽辟,桑柘（音同：这）满野,国以富强”；吴越也是农业很发达的地区，钱镠（音同：留）统治时期,总结了防止海潮破坏的经验，在钱塘江北岸修建有名的“钱氏捍海塘”，保卫了沿海的居民，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浚治西湖，在钱塘江边造水闸及堰，隔绝江水倒灌入湖，使湖水灌溉杭州周围以至盐官的大片稻田，对杭州的繁荣和农业的发展贡献很大。
《潇湘图》局部
另外，南唐和吴越地区的劳动人民还在境内修建圩田，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修筑堤坝，沿堤建水闸控制水势。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收成获得一定的保证；南汉和闽国统治的是福建、岭南地区,由于没有直接遭到军阀混战的破坏，这一地区长时期保持着比较安定的环境，两国的统治者也都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闽国注意水利建设，修筑海堤以御海潮，保护农业生产；湖南的楚国和江陵的南平也实行着修养生息的政策，楚国实行退兵休农的政策，奖励人民植桑种茶。江陵地区自高季兴占领以后，招集流亡，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四川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前蜀王建时期“劝课农桑,轻省徭赋”，实行经济缓和政策，致使前蜀政权“仓廪充溢”。孟知祥占领四川，继续实行安民课农的政策，后蜀财币充实，斗米三钱，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同时，手工业、丝织的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吴绫”、“越锦”与“蜀绣”这些有名的纺织品；湖南的楚国所产的丝、葛、纻布以及细葛布等，质量达到很高的水平；福建地区盛产蕉布、葛布等纺织品；吴与南唐的宣州盛产铜铁，湖南多铅铁，南汉富产金、银，宾州、澄州的江溪间出金最多，浙江的金属器皿驰名全国；吴越的秘色瓷器是青瓷中的佳品，系陶瓷手工业的一大创造，浙江所产的“金扣”(镶边)瓷器则动以万计，是向外输出的大宗商品；雕版印刷业，成都和金陵是全国两大印刷业的中心。
《潇湘图》局部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方地区的商业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广州、福州、成都、扬州、金陵、杭州等城市逐渐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南平的都城江陵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市，从潭州到开封的沿途许多城市设有“邸伍”来卖茶；吴越北上中原贸易皆泛海而行，至山东登、莱而达开封，同时还加强与日本、新罗的通商往来；闽国的都城福州成为发达商业城市，闽国积极发展对中原的贸易，主要进行的是海路贸易交往，泉州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闽国还发展对南洋、西亚的贸易往来；南汉鼓励对内地的商业贸易，成都是当时的商业中心，素有“锦城”之称,城内有药市、蚕市、七宝市各种市场。
南方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南方各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全国统一创造了前提条件。
《潇湘图》局部
北方因遭受战火的摧残，大批文士南下，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发展；南方地区的局部统一,诸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南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十国时期,南方诸国君主兴礼作乐、设百官、立制度,客观地促成了广大范围内文教制度的普及。蜀国统治的四川和南唐统治的江淮是10世纪前半期南中国的两个文化中心，南唐三代儒者之盛见于史册，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行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音同：记）之徒，又足以争名天下。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南方文风之盛北方莫及，入宋犹是如此，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六家都是南方人士，又分别出于吴、蜀，这不是偶然的，尽管宋代北方不乏知名的文学人士，然而思想之活跃、风格之新颖都无法与南方相比。
名家小传
董源(?～约962年)，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五代南唐画家。中主李璟(943～961)时任后苑副使，后苑即北苑，世称其为“董北苑”，南唐亡后入宋。他工山水、牛、虎、人物，开创了平淡天真的江南画派，并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技法。董源的山水画对后世的文人画影响巨大，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称，董源画法“水墨类王维，着色如李思训”，对其评价颇高。董源所创造的水墨山水画新格法，当时得到巨然和尚的追随，后世遂以“董巨”并称。董源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山水画史上是罕见的。他的传世作品有《潇湘图》、《江堤晚景图》、《龙宿郊民图》、《洞天山堂》等。
本文来源于画家邱汉桥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