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邑专题之周穆王时期“宗周”是雒邑吗？聊一聊我眼中的西安与洛阳。（十）

周武王，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传奇国王。有关他的事迹当然不能简单地谈。

在上篇文章中，我提到了在《穆天子传》中曾经有记：“自宗周瀍水以西”的内容。我也特别注明了，个人认为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笔误。然而在另外一部史书《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又有记：“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在这里面也提到了“宗周”一说，而这里面所提到的“宗周”，也比较广泛地被认为是“雒邑”。那么，究竟这个“宗周”，或者说是在周穆王时期的“宗周”究竟是哪里呢？

如果有朋友看过我之前的文章的话，应该会有印象，我是很认可在西周时期，“丰镐”和“雒邑”分别是周王朝的“宗周”与“成周”这种说法的。当然，也始终有朋友试图证明“成周”指的是“丰镐”一说，在这上面，已经没什么讨论的必要了。然而，在上篇文章中也聊到了，在周穆王时期“以下都于西郑”，已经将设在“丰镐”的国都转移到了“西郑”。那么，如果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话，以我的观点就是，此时的“丰镐”，也自然而然地暂时失去了“宗周”的名号。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专门写到过关于“丰镐”的内容，也将我对于现有的“丰镐遗址”规模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的看法有了比较明确的阐述。简单的总结就是，在周早期，对于“丰邑”和“镐京”的建设并没有完全按照标准的国都建制来建设，而是将部分功能，尤其是祭祀和宗庙留在了“周原”，所以，也始终有“宗周”是在现在陕西省宝鸡市内“周原”的说法。同时，关于“宗周”的定义，也必然是与周氏宗庙所在相结合，所以，同样是在我之前的文章中也曾天马行空的设想，在周成王时期有可能是准备将“丰镐”和“周原”以城市群的方式链接出一个大“宗周”来。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个想想罢了，毫无依据可言。

如果说周穆王已经“都于西郑”，那原本就没有（以现今的考古成果尚未发现）宗庙和祭祀配置的“丰镐”，就肯定不能继续被称作“宗周”了。这样看来，此时的“宗周”所在地只能有两处，就是本身与“周原”距离很近的“西郑”和早已是完全按照标准国都建制建设并经营百年的“雒邑”。

那么，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提到的“宗周”究竟是哪里呢？这就要从穆王时期周王朝内部的最大一次叛乱“徐国叛乱”聊起了。说起这个“徐国”，是一个非常古老部族，据传，他的初代君王为在“夏禹”时治水立下大功的“伯益”之子——“嬴若木”。这也是有史记载的“嬴”姓的祖先，这与我前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嬴秦始源》中“秦出东夷”一说就形成照应了。其封地就在现今山东省临沂市的郯城县，国号“徐”。同时作为“嬴姓十四氏”之一，这里也被后世认为是天下徐氏的根源所在。从夏代开始，徐国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部族，在《韩非子》中记徐国疆域：“地五百里”。在《诗经·大雅·常武》中记载周宣王伐徐：“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可见，当时徐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在山东和安徽乃至江苏一代。这对于当时的被封诸侯国而言，自然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势力了。

具体关于徐国的内容，就不多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史书上记载，这个徐国的一代君王“徐偃王”曾经率领大军发动过一次险些动摇周王朝统治的叛乱。关于这场叛乱，历来有好多种说法，有的说是由于徐国的实力扩张太快，以至于“徐偃王”膨胀到犯下了“僭越”之罪。本身徐国就是一个横跨千年的老邦国，到“偃王”已经31世，此时他将自己的“封君”改为“王”，同时逾制建筑徐国都城。当时，周设在雒邑的王城且“方九里”，而徐城的范围据《汉·地理志》记载：“故徐国也，其城周十二里。”从规模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周王城。所以，周穆王组织了讨伐军对徐国发起了进攻。另一种说法是，在东方的众多邦国不满周穆王无心朝政，只顾着西行享乐，于是在徐国的率领下向周的国都发起了进攻！《后汉书》：“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可见徐偃王的威望还是很高的！还有一些说法，大多与这两种主流的相近，就不一一列举。

究竟是僭越谋反还是被王室猜忌，这些就不过多讨论。而这个徐国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则是一个事件，那就是《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的：“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从字面上看，《后汉书》的说法是比较倾向与“叛乱”一说，就是“徐偃王”帅“九夷”之兵趁穆王西巡的当口去进攻“宗周”。这是周穆王时期的史书中第二次明确记载在“宗周”发生的大事了，那么，这个被“徐偃王”进攻的“宗周”又究竟指的是哪里呢？

就“西至河上”一说中的“河上”，源自《诗经·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是黄河边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徐国的军队是在进攻“宗周”时打到了黄河边。而在此时，据《史记·秦本纪》中记载：“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也就是说，在“宗周”岌岌可危的时候，周穆王乘坐“造父”的“高铁”一日千里返回了“宗周”，扭转了局势。至于是自己打的，还是借助或指挥“楚”来作战的，也暂不多聊。重点还是在“宗周”。

我个人认为，此时的“宗周”，所指的应该就是雒邑。因为从史书上记载的情况，周穆王千里驰援“宗周”，是因为“徐夷”已经攻到了黄河边。从地理上看，能成为黄河边的区域还是很多的。但是，能称作“河上”的地方，却是有特指的，那就是“郑国”内的黄河边。郑国是在周宣王时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本在现在陕西省渭南市，后由郑武公迁于河南，就是现在的郑州新郑。两处都临黄河，那么，这个“河上”肯定只能指的是现在的渭南或者郑州了。然后，再看两地与之间“宗周”的距离，郑州与洛阳的距离差不多100公里多点，到新郑就算130-150公里吧。那么从渭南的郑地算起到宝鸡“周原”的话，差不多300公里。按照周王朝时期的交通能力来看，这个距离确实有些远了。如果要说打到了黄河边就需要“千里驰援”的话，似乎有些不太必要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诗经·郑风》的形成时间。以现在大多数的观点是，《郑风》应该是主要成于东周和春秋时期，而在周幽王时期，郑桓公就将族人迁至位于济（济水）、洛（洛水）、河（黄河）、颍（颍水）之间“虢国”，也就是现在郑州的新密附近。所以，从“郑风”成诗的时间上看，应该指的是迁徙之后的“郑国”。还有就是，同样在《诗经·郑风·清人》中提到的两个地名“彭”和“消”，这两个古地名分别在现在郑州的荥阳和中牟境内。由此也可见，当时所讲“西至河上”，所指的也就是到了现在河南郑州附近的黄河边，而所威胁到的“宗周”，就应该是雒邑。

再有就是我在前一篇文中也提到了，如果按照《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西征的路线看，他是从雒邑出发，先向北，然后从河北经山西中北部一路向西而行，而并不是像现在西行的路线从陕西宝鸡西出，类似于“陇海线”。那么，且不说这个“一日千里”是否合理，就算可信，参考陕西西部到河南中部的地形地貌，恐怕也只能依靠着广茂的华北平原才能实现了。所以，如果结合《穆天子传》的话，在考虑在其中之前已经提过的“瀍水以西”，也可见在周穆王时期的“宗周”应当就是指的雒邑了。

一直以来，“宗周”都几乎是“丰镐”的专属称谓，至于为什么会有史书记载雒邑在周穆王时期会同时被称作“成周”和“宗周”的情况，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的佐证出现。既然没有特别明确和极具说服力的论据出现，那我就聊一下我的看法。这就应该先说说在《史记·周本纪》篇末太史公的那段已经被多次提及的话：“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

我们不用再就这段话本身的注解讨论了，我想说的是得看一下其身后的潜台词。重点就是那句：“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什么意思？直译过来，就是说现在的史学家们基本都认为在周武王伐纣之后，就迁都到雒邑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普遍的看法了呢？这个上面我们其实根本不得而知，而这种讨论的论据，也很有可能和我们现在有些争论的内容相近。想想西周初年至司马迁著《史记》时虽然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史籍可考，但毕竟也已近千年。由于在西周时期，尤其是自穆王起，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迁都”就有两次，且都是从“宗周”丰镐迁出，所以，也可想在当时会产生一种观点，那就是既然丰镐已经不再作为固定的国都之一了，那么将这个“宗周”的称谓放在周王室宗庙建制完善的雒邑，也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自东周起，“宗周”也就是在雒邑了，加之经历了文化昌盛，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对于那些文人的这种“习惯”，也是很有可能养成了。

那么就我的认知下又是什么样的观点呢？说句实在话，以个人理解，这个“宗周”，尤其是在“周穆王”时期的“宗周”，我还是认为并不是在雒邑的。当然，不排除在个别时刻雒邑确实具备了“宗周”的功能，但是，这种功能并不是周穆王时期才有，而是在周成王在位，雒邑的营造时期就已经有相应的建制了。还是我以往的看法，周王朝采用的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双中心”，或者可以直接叫做“双都制”！本身就是“双中心”运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轻易地放弃其中之一而孤独一掷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周一朝乃至中国往后的一两千年。直到清末、民国，我们国家的政体也几乎一致维持着“一都多京”制，就以同样的道理。

所以，即便按记载，穆王将国都迁到了“西郑”，那么，原本属于丰镐的“宗周”身份也应该是随着迁到了“西郑”，而雒邑，则是始终担负了“成周”位居天下之中而巩固周王朝疆域稳定的政治作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始终是没有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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