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血战湘江损失大半，谁的责任？博古还是李德？

红军血栓湘江损失的一半，谁的责任？宝九还是李德？

长征

1934年12月初，红军经过极端惨烈的湘江战役，成功突破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四条封锁线，红军得以继续长征，没有遭受毁灭的灾难。

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时候，人数共有八万多人，等湘江战役结束之后，红军只剩下了十分可怜的三万人！

纵观1927年至1949年这22年多的人民军队斗争史上，像这样损失惨重的战役极为少见，除了西路军的惨败和“皖南事变”外，没有哪次战役像湘江战役这样，给广大指战员留下如此深重的心理阴影。更何况，这种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敌人势力固然十分强大，双方实力悬殊，但如果战略方向正确，战术执行到位，根据不用白白牺牲这么多年轻的生命！

湘江战役示意图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时候，局势并非像这般不可收拾，当时尽管国民党几路大军像泰山压顶一样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但由于敌军内部政令不一、各怀鬼胎，根本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指挥。因此，面对来势汹汹的数十万敌军，红军尚能从容应战，接连突破老蒋几道封锁线。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为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调集重兵，由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师30余万兵力，以湖南军阀何健为总司令，要在湘江摆好战场，将红军一举歼灭于湘桂地方。国民党军在全州、灌阳、兴安三地组成的“铁三角”地带扎好了口袋，只等红军送上门来。

这时的红军，固然已经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但本来长征时就没有时间准备，对长征的艰苦性和长期性也未做深入动员，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是年轻的博古，军事上的一把手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派业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博古有共产国际背景，但没有任何领导经验，李德据说曾在苏联红军做过师参谋长，但从后来的军事指挥实践来看，完全是一个只知生搬硬套的赵括式人物。后来的结局也和赵括差不多，赵括葬送了四十万赵军，害得赵国间接亡国，而李德差点将红军拼光，如果不是关键时刻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指挥岗位，中国历史肯定会被李德“改写”。

博古和李德

正常情况下，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突围，应该轻装简行，以保证行军速度和战斗力，这是三岁小孩也知道的道理。但以博古和李德为首的决策者们，像老太太搬家一样，什么都不舍得扔，坛坛罐罐都带上，连极为笨重的石印机也随军带着。于是，这支突围的军队的进军速度像蜗牛一样。面对穷凶极恶的各路敌军，红军处处被动，只有挨打的份儿。

好不容易突破了国民党三道封锁线，但李德的军事指挥仍然一如既往，没有半点改善，而且，只要战事不顺，他把一股脑儿把责任推到前线指战员身上，还威胁叫嚣要枪毙他们，弄得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个个劳骚满腹、怨声载道。

川中战神刘伯承把这样的行军称作“抬骄子”，个性耿直的彭德怀则毫不客气地说这是“抬棺材送死”，已经失掉军权靠边儿站的毛泽东则幽默地说：“这叫做叫花子搬家。”但说话归说话，这些领导人也是心急如焚，因为谁都知道，照这种行军速度和方式，迟早让人家包了饺子。

影视作品中的长征

遗憾的是，他们的话最终还是变成了现实。在抢渡湘江时，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已经顺利渡江，并控制了兴安界首到全州脚山铺的渡河点，已经开始架设浮桥。应该说，到现在为止，形势对红军还是有利的，只有抓紧时间，加速过江，赶在敌人合围之前全部渡过湘江，是可以基本做到全身而退的。但就是因为后续队伍这种“叫花子搬家”式的缓慢行军，使得敌军从容布阵，红军的机会转瞬即逝，国民党军的屠刀已经举起，红军战史上最大的伤亡已经无可避免了。

红军蜗牛般的行军速度让敌军得以追了上来，各路进剿大军形成合围之势，从理论上讲，红军的退路已经完全被堵死，等待着红军的只有灭顶之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帮了红军一个大忙。

此人正是红军的头号敌人蒋介石！

蒋介石消除异己的功力在国民党内部无人能敌，所以才能顺利坐上一把手的宝座。这次湘江战役，一般人会放在消灭红军上，但这位后来的蒋委员长却打好了如意算盘，他要一箭三雕：一要彻底消灭红军，二要趁机消灭桂军并进入广西，三还要悄无声息地在战争中消弱薛岳的力量。红军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李白的桂军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薛岳虽然属于中央军，但却是中央军中的杂牌，老蒋也不待见他！

一箭三雕，于无声处消灭三个劲敌，老蒋不愧权术大师，高，实在是高！

纪实作品：血战湘江

老蒋这一类似三国荀彧“驱虎吞狼”的计策妙则妙矣，却瞒不过桂系白崇禧的眼睛。小诸葛对蒋介石了如指掌，做梦都睁着一只眼防着他。看到蒋介石如此布署军力后，马上敏锐地觉察到，如按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红军固然在劫难逃，但中央军一定会尾随进入广西，他和李宗仁赖以生存的桂省也就玩完了。

深恐蒋介石借刀杀人的白崇禧立即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留一个缺口，放红军西去，只求他们速速离开广西就好，到那时，老蒋就没机会进入广西了！白崇禧此举算是救了李德一命，正是因为桂军给红军留了个口子，红军终于看到一线生机，假装可逃出升天。而白崇禧的主要精力，则在防着薛岳入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但狡猾的白崇禧也不是善茬，他在让出一百多公司的缺口的同时，又想自圆其说，于是通知湖南王何健，请他派人接防，以免蒋介石日后追究此事。何健闻讯大骂白崇禧不是个东西，心想谁堵谁八戒呀，你放红军是因为怕老蒋进你家，你怕我就不怕呀？我傻乎乎前脚拼命堵截红军，后脚老蒋的中央军开进湖南了！

桂系大佬“李白”

于是，和白崇禧一样精明的何健也耍了个花招，接防是接防了，但中间还是给红军留了个口子，并没有彻底堵死红军西去的口子。而粤系军阀、广东王陈济棠，则在更早的时间和红军达成了“借道”协议……

如此大好的局势，简直是天赐良机，但生生让李德的行军方式耽误了。当李德带领满载坛坛罐罐的红军大部队到达湘江边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而国民党各方也在蒋介石的一再严令下，抖擞起精神，朝着钻进口袋的红军展开了疯狂进攻。

战斗持续了三天时间，这三天对很多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三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的战友倒在敌人重机枪吐出的火舌中、看到他们消逝在汹涌的江水里、看着他们倒在敌人的刺刀下……战场上死尸累累，流血漂橹，战斗到白热化的时候，甚至连军团长和军团政委这一级别的高级将领们如聂老总、林总等都拔枪战斗。

电影《血战湘江》

一直到12月1日凌晨，红军中央纵队还在渡江，只有四个师的部队渡过了湘江。此时，桂军发动全面反扑，妄图将湘江东岸的红军一举歼灭。战斗持续到下午，军委纵队才渡过了湘江，这时，眼见对岸的桂军蜂拥而至，红军只好砍断浮桥，来不及过江的部队只好另寻地方过江，付出的牺牲则更大更惨更剧。

有相当一部分部队没能渡过湘江，他们只好转入游击战，但在敌强我弱的那个特殊时期，由于条件的极度严酷，这些游击队也往往全军覆没。

湘江战役之后，在水流相对平缓的江湾里，密密麻麻全是红军战士的尸体，江水几乎因之不流！水里的鱼鳖之类动物，吃了大量人肉，甚至在当地人捕上来的鱼肚子里，经常会发现人的组织！以至于当地老乡长期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

渡过湘江

红军虽然“胜利”渡过了湘江，达到了事先预期的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军事目标，得以继续长征，但这次“胜利”是不折不扣的惨胜。中央红军由从瑞金出发前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但具体到湘江战役到底折损多少兵力，历来有不同声音。

现在普遍得到认同的一个说法是：红军长征时，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余人，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减员9700余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所以在湘江战役前还剩6.4万人，而湘江战役后只剩3万人，那么，湘江战役的损失较为精确的估计是3.4万人——对于刚刚走了2000公里的队伍而言，这个损失速度是致命的！

评论文章《湘江战役的历史》，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战斗力最强的红一军团损失6000余人，长征出发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由于所剩无几被整建制撤销，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均不足半数。在指挥员方面，师级阵亡7人，团级牺牲16人，营连指挥员基本换了个遍。损失的惨烈程度，触目惊心！

长征中的毛泽东：真人照片与艺术形象

惨痛的损失让红军的领袖和高级将领们都在沉思，红军到底该往何处去？红军到底是怎么了？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前往湘西地区和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没人知道红军长征到哪里是一个头，更没人想到这次长征居然达两万五千里、耗时整整两年！

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李德的瞎指挥会把红军带入深渊，越来越多的人对过去和现在进行对比，以前毛泽东主持军事时，红军意气风发，神出鬼没，灵活多变，声东击西，将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现在换了个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指挥水平的德国人，怎么就处处挨打，几近灭顶呢？

行军路上，张闻天和王稼祥等红军的高层领导人也在经常探讨这个问题，他们准确地感觉到，问题是出在博古和李德身上，特别是李德的瞎指挥，觉得是时候让毛泽东回来主持军事工作了，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意见相同的人……

遵义会议

一个月后，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在那里，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剥夺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又回到了军事指挥核心成员位置。红军从此得以摆脱瞎冲瞎打瞎指挥的境地，所以，凡是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熟悉那著名的“三个挽救”：“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关于湘江战役，也包括遵义会议前的长征历次战役，损失惨重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三人团”，特别是负有指挥责任的博古和李德，而在二人中，则应该由实际上的军事一把手李德来负。

这个观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按说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李德仅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军事行动只有建议权并无决策权，但那时的红军的生死存亡都掌握在他手中！那么，又是谁将他的地位拔高到不切实际的位置的？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找到任何一份方面文献，说明李德究竟在军事指挥上有哪些权限……

毛泽东七律《长征》

也许，这个问题应该由当时年轻气盛的博古来回答。他因为深厚的共产国际背景而侥幸成为中共的一把手，生杀予夺，大权在握，但博古并不具备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具备的素质、能力、高度、眼界和战略水准，他不懂军事，所以必须找一个能替他撑腰的人来负责军事，这个人必然不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任何已经在红军的军事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人，因为博古要树立属于他自己的权威。

于是悲剧就这样诞生了，他利用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利用了中国同志对洋大人的迷信，同时也利用了中共内部组织能力的欠缺和组织规范的不健全，李德就这样上位了。为红军的惨烈损失负直接责任的固然必须是李德，但博古的责任也并不比李德轻哪怕一点点。

遵义会议后，博古逐渐淡出了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圈层，1946年4月8日，博古在黑茶山空难中遇难，和他同时牺牲的，还有新四军新军长叶挺和另外两位中共要人王若飞和邓发等人；而李德，则后来被送回到苏联，继而回到祖国德国，从事革命文献的编纂和翻译，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一度担任过东德的文联主席、作家协会第一书记，1974年8月15日病逝。

黑茶山四八烈士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