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的“中国梦”征文，有人梦想人人都能坐抽水马桶

梦因时代而异。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新年第一期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当时社会各界精英描绘的《梦想的未来中国》142人的蓝图。

八十年前的“中国梦”征文

在进入正题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东方杂志》版“中国梦”的背景。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在1904年创刊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1932年之前，商务印书馆是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这一年1月28日爆发第一次淞沪抗战，商务印书馆成为日军的精心选择的轰炸目标，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日军轰炸之后，商务印书馆80%以上资产被毁，珍藏的45万册图书沦为劫灰。当时目击者描述：“是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此次轰炸，《东方杂志》暂时停刊。但仅仅半年之后，商务印书馆宣告复业，很快实现“日出一书”的奇迹，冠名“复兴版”的新教科书系列涌向全国，当时，《纽约时报》评论商务印书馆“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日本海军大将盐泽幸一

被轰炸前的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

被轰炸后的商务印书馆

东方图书馆的惨状

商务印书馆复业，首先恢复《东方杂志》的出版，以便刊登“商务”复业和书籍出版广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聘请胡愈之为主编，按照胡愈之和王云五的约定，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胡自己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均不得干涉。胡愈之接手《东方杂志》之后，“努力革新内容，使刊物更适合抗日救国的需要”。是年11月1日，《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之所以发起“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胡愈之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到12月5日截止时，共收到答案160余封。1933年《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发表了142人的答案。

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

那个时代，那些梦想

今天，重读142人列出的247个梦想，让我们有重回那个时代的恍惚，当历史风烟散去，回望80年来曲折走过的中国史，我们从那些梦想中能够依稀辨出历史的足印，能够从中解读出历史发展的某些内在逻辑，毫无疑问，142人的梦想即使不能代表当时4.5亿人的全部梦想，最低限度它们代表当时大部分社会精英的“中国梦”。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梦想的合力指引了未来中国的道路。

将近10万字的中国梦想我们不能将它们一一罗列，只能进行归纳总结。如果将247个梦想制作成排行榜，让我感到惊讶但又觉得合理的是，绝大部分应征者梦想的未来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大同世界。这一思想承续中国传统儒家的最高理想又与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是自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国民政府坚持清党、剿共政策已经第七个年头了，中国共产党人正处于最艰难的历史时期。但是，“风能吹走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尽管“社会主义”是当时中国的敏感词，但不能从人的思想里强力删除。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答：“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 ，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答：“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小说家郁达夫说：“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安徽大学教授范寿康梦见：“[旧的]生产关系的‘外壳’炸破了，革命的暴风雨席卷了英、美、法、德、意诸国。中国跟随先进各国获得了国际间的自由与平等。在这未来的中国，无所谓贫富悬隔的阶级，无所谓男女差别的待遇。……人类真正的历史开始在写第一页了。”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说：“梦想中未来的中国，……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1925年脱党的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说：“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最后“整个世界——中国也在内，将要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地步”，人类就从“必然的王国跃进了自由的王国！”

紧随“社会主义大同世界” 梦之后的是“现代国家”梦。当时中国面对日寇入侵，东三省沦陷，国内军阀混战，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化国家是中国人的普遍梦想。外交部长罗文干希望“政府能统一全国”，“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编辑金仲华希望“中国已不在侵略它和毁坏它者的掌下。每个人可不必愁虑生活的问题。……从东南的海岸到西北的边疆，全部的中国将成为一整体”。教育部的戴应观梦想“几十年后的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铁路、公路、航海、航空、教育、科学都有巨大的发展”。实业家穆藕初主张“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其前瞻的眼光让人惊叹，可惜在那个时代属空谷足音，只有九四叟马相伯在15条梦想中提到“法治”，他说“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

有些“现代国家”梦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今日读来颇有趣味。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他的马桶梦无疑已经基本实现。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希望“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打破旧家庭制度，奖励移民，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每个人都有职业”。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梦想相当浪漫，“到1983年，中国民族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下苦战恶斗了50年而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真正平等的、和平的新国家。2032年，完成了伟大的清水工程，全国大小江河的水都清了。应征人时年138岁，住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长江源头，应友人之邀，出山观光，驾小艇顺江而下，沿途所见，果然水天一色，清漪可爱”。

周谷城的梦想是人人都能坐抽水马桶

还有一部分人做的是“恶梦”，表达是对现实的悲观和愤懑。小说家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小说家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图案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们生活的苦，将跟着逐渐加浓。”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丏尊做了几个恶梦：“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罂粟花，随处可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将。”“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梦见中国监狱里充满了犯人。”“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这些恶梦其实是对中国现状的痛心疾首。

母亲的梦

教师的梦

黄包车夫的梦

投稿者的梦

科学的梦

士兵的梦

以《论语》半月刊主编林语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拒绝做梦。他说：“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内地军阀不杀人头，只希望在杀头之后，不要以25元代价将头卖与死者的家属。”“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人民有集会结社权，只希望临时开会抗日不被军警干涉。”“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情。”“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这样的希望共16条，表达对中国现状辛辣的讽刺。

“梦想”征文之后的现实

鲁迅没有参加“新年的梦想”征文，但他在看了这一期《东方杂志》之后，写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他体会到征文策划者的苦心，“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梦话之真”，“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他说一位应征者告诉他，“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并不如此”，以隐晦的笔法表达了对国民政府打压言论自由的不满，“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他认为“梦想”专刊是不必搞的，他推崇的是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

鲁迅先生

鲁迅的策略后来胡愈之也体会到了，在当时社会环境里说“梦“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事。五十年之后他回忆，“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号出版，我在这一期组织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这些文章没有骂国民党的，只是对国民党有些讽刺。清样已经打好，王云五却来找我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我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他马上就说：‘那就不包吧！’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胡愈之一共编了9期，前后只有五个月。他因"梦想"而丢失《东方杂志》这块有影响的言论园地，几乎印证了社会学家陶孟和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胡愈之离开了《东方杂志》，但“梦想”并没有消失在漫漫长夜。今天重读八十年前的梦想，不能不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