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除了法国之外，许多欧洲国家都在进行有条不紊地“归化”。其中，法国在历史上的对手德国也是“归化”的受益者。
在德国的外籍面孔中，最多的族裔竟然不是来自周边的波兰裔、捷克裔、匈牙利裔等人，而是来自亚欧大陆交界处的土耳其。我们熟悉的京多安、绍尔都是土耳其后裔。
德国说的是德语，土耳其说的是土耳其语。这两种语言没有任何亲缘关系。那么，土耳其人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德意志的土地上的呢？德国又是怎样使用这些土耳其后裔球员的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德国和土耳其，了解这两个国家背后的故事。
一．德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土耳其后裔？
早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意志诸邦和奥斯曼帝国时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次相遇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从14世纪开始，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就开始了征服欧洲的脚步。为了征服欧洲，他们相继灭亡了保加利亚、东罗马帝国、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巴尔干诸国。1526年，奥斯曼帝国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战争，是德意志和土耳其第一次接触的开始。
进入19世纪70年代，普鲁士取代哈布斯堡王朝成为了德意志诸邦的领袖。从此，普鲁士领导的德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成为了德土关系的前奏。因为相似的利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德国和土耳其之间一直保持着盟友关系。
▲ 两国计划合作修建的柏林-巴格达铁路
土耳其大规模移民德国则是在二战之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发起者和战败国，但他们总是以出色的毅力完成重建。但是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创伤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战争，德国人口大量减少。
此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德国妇女的生育意愿越来越弱。二战后德国人口出现了低增长。战争的浩劫加上人口增长的低迷始终困扰着德国。为了缓解劳动力的短缺，德国决定从国外引进劳动力。其中，土耳其成为了主要来源。
1960年，联邦德国和土耳其签署劳工协议，按照原本的规定，土耳其劳工在德国工作满2年后必须回到家乡土耳其。但这一条款在执行起来却没那么容易。相比于母国，德国的高收入让劳工不愿意离开。
此外，德国的雇主为了节约劳动力成本，也不愿意土耳其劳工离开。当时的德国正在在对纳粹思想进行战后清洗，急于在国际社会恢复名誉和人权形象的德国自然不敢背负人道主义的骂名而驱赶土耳其人。
劳工限制成为了一纸空文。此后，德国甚至放宽了探亲限制。就这样，土耳其后裔在德国实现了机械增长的同时也实现了自然增长。
久而久之，土耳其后裔成为了德国的第一大少数族裔。
二．“归化”？这些是德国体系下成长起来的移二代。
作为民族自尊心最强的民族，从1954年奇迹开始，德国队使用的球员多数以德国本土球员为主，但是，也不乏“移民”球员的身影。绍尔、阿萨莫阿、波多尔斯基（波兰裔）都是移民球员的代表，但此前的德国国家队的主力球员依然以德国人为主。
真正让德国使用“归化球员”则是从2004年欧洲杯之后。其实，德国足球早在1996年欧洲杯夺冠之后就出现了严重青黄不接的局面。1998年世界杯被克罗地亚淘汰，2000年欧洲杯小组赛出局都是当时德国后备人才匮乏的表现。
2004年葡萄牙欧洲杯，德国遭遇了历史上的少有的耻辱。小组赛次轮被险平拉脱维亚，末轮在取胜出线的情况下被捷克二队逆转淘汰，小组赛2平1负未尝无缘出线。
痛定思痛的德国足协决定大力发展青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足协要求德甲俱乐部大力发展青训力量，发展青训基础设施以弥补德国的不足，为德国的娃娃兵提供了有利条件。
此外，为了鼓励青训人才的培养，德国鼓励德甲俱乐部加大人才培养体系，给小球员提供机会。此时，不莱梅、沙尔克04、多特蒙德等德甲中游球队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人才竞赛。
京多安、埃姆雷-詹（以上均为土耳其裔）、博阿滕（加纳裔）、穆斯塔菲（阿尔巴尼亚裔）等青年才俊，正是在人才争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日后德国国家队斩获荣誉的中坚力量。
那么，这些人究竟是怎样在德国立足的呢？其实，这些人跟法国的非洲后裔球员一样，也不是归化。尤其是诸如京多安、埃姆雷-詹那些土耳其后裔，他们的父母主要是二战后通过劳工方式进入德国打工的土耳其劳工以及来德国探亲的土耳其移民。
他们是出生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后裔，凭借德国落地为籍的原则，自动成为了德国公民。德国和土耳其又都是互相承认双国籍的国家，因此，这些球员凭借这一点又同时具有土耳其国籍。
他们很多人在德国足球青训体系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接受了德国足球理念的土耳其人，同时又富有土耳其人善于奔跑的特点。在国家队的选择中，因为德国的理念更为先进，福利待遇都远远好于母国，因此，他们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为德国国家队效力。
这正是德国队使用“外籍”球员的秘密。
三. 德国足球也面临着隐忧
土耳其后裔球员为2004年之后德国足球的崛起做出的贡献不容磨灭。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点，德国和法国一样，都面临着人才之争。
因为德国和土耳其都是相互承认双国籍的国家。因此，很多土耳其裔球员在崭露头角之时，就面临着来自自己的成长的地方德国以及母国土耳其之间的争夺。像埃姆雷-詹、京多安等人选择了为德国国家队效力。
但是，德国也是“人才流失”严重的国家，因为德国拥有大量的土耳其后裔人口。他们拥有德国和土耳其双国籍。有些土耳其后裔的球员，却选择了为土耳其国家队效力。比如2002年世界杯上阿尔滕托普兄弟、伊尔汗就是出生在德国的土耳其人。
本届欧洲杯，土耳其的主力前锋托松也是出生在德国的土耳其人。
除了人才之争之外，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18年世界杯前，两名德国的土耳其后裔球员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合影更是影响了德国国内的团结。为了备战世界杯，德国足协选择了息事宁人。
然而，小组赛最后一轮，德国队在取胜出线的情况下竟意外地0-2不敌韩国，耻辱性地出局。这一耻辱性结果让德国因移民的矛盾更加凸显。
这事儿还不是终点。2019年10月，两名土耳其后裔球员京多安和埃姆雷-詹更是因点赞了土耳其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遭致德国各路媒体批评。也把土耳其和德国的关系引到了风口浪尖处。土耳其媒体更是指责德国的民粹回潮的表现。
京多安点赞托松，引争议
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口水战，正是这些人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的体现：身份认同危机。
结语
从绍尔等球员的进入到今天，德国俱乐部大量土耳其后裔球员崭露头角，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人才之争还在继续。无论德国和土耳其之间怎样争夺，目前的德国足球依然强大。德国的崛起绝不是靠“归化”土耳其等“外国球员”取得的，而是自身的理念，基础设施投入。这才是德国真正崛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