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事实上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香港”一词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近年来的网红城市重庆。“重庆”一词其实是有大小之分的：所谓“大重庆”是指重庆直辖市，而“小重庆”则是指不含周边区县在内的重庆主城。事实上北京、上海、天津另外三个直辖市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四个词既可以指四个直辖市，也可以指这四个直辖市的行政中心。
“香港”一词的含义也与此类似：“香港”既可以指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可以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中心香港岛。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由香港岛、九龙、新界三部分共同组成的。直到19世纪香港仍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所以香港作为城市的历史并不长，然而香港出现人类活动足迹的历史却并不短：上古时期生活在如今香港土地上的主要是古代百越部族中的南越部族。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在南征百越之后在岭南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同时从中原地区迁徙了50万人南下开发岭南、建设岭南。如今的香港一带在当时隶属于番禺县管辖。此后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一直对香港行使着主权。这证明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香港在汉代隶属于南海郡博罗县。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起如今的深圳、东莞、香港等地均隶属于宝安县管辖。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为东莞县。相传“东莞县”这一名称是因为境内盛产水草（莞草）而得来的。明万历元年（1573年）东莞县被拆分为东莞、新安两县。拆分后的东莞县就是今天广东省东莞市的前身，而被拆分出来的新安县则包括今天的深圳、香港两地。
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至香港使当地的经济、文化得到很大的发展。元朝在位于香港西南部的屯门设巡检司：在此驻军以拱卫广州地区。从1514年起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先驱的葡萄牙人派舰队在屯门登陆。1518年又一批葡萄牙人率领3艘船只抵达屯门：这些葡萄牙人在当地竖立起刻有葡国国徽的石碑，擅自在当地建屋树栅、修筑炮台，同时他们还驱逐过往商船、贩卖当地人口、践踏蹂躏女性。
1521年广东巡海道副使汪宏进驻与屯门仅一海之隔的东莞南头镇后以50艘战船对屯门形成半圆形包围圈。汪宏在完成对屯门的战略包围之后向盘踞在屯门的葡军发起了进攻。损失惨重的葡萄牙人只好乘船于夜间逃离。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从东莞县划出部分地区成立新安县。从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到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为止之前香港岛一直属广州府新安县管辖。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清廷派兵到新界命令乡民留辫。香港在清朝前期一直是对外通商的重要地区：香港在地理上与广州唇齿相依，而广州则是当时对外开放的唯一商埠。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岛上南部的大潭笃、石排湾和东部的阿公岩、水井湾等地有一些渔民居住，其他如黄泥涌、灯第洲、七姊妹等几处则有一些小村湾分布。当时香港岛上的居民约有3000人 。
19世纪正处于扩张巅峰状态的英国看中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1年1月26日英国强占了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但直到鸦片战争结束时始终未能实现这一目标。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把面积78.10平方公里的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
1860年10月24日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又把面积为11.1平方公里的南九龙半岛割让给了英国。1898年6月9日由中国清政府和英国在北京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使英国得以租借九龙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使原属广州府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
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各自所涉及的土地就构成了如今香港地区的三部分：香港岛、九龙、新界。此后香港为适应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新形势通过填海造陆的方式使土地面积从1055.61平方公里增加到今天的1106.66平方公里。当然这里所说的香港是指广义上的香港地区，至于作为香港地区行政中心的香港岛的面积基本仍维持在当年的78.10平方公里左右。
“香港”这一地名的由来说法不一：传说如今香港铜锣湾天后庙前曾有一座红香炉。相传这座红香炉是从海上漂泊而来，后来被当地居民抬至天后庙前。从此庙后面的山就被叫做“红香炉山”或“红香炉峰”(今太平山)，而庙前的海港则叫做“红香炉港”。再后来“红香炉港”一名逐渐被简称为“香港”。道光二十一年(1841)闽浙总督颜伯焘的奏折中提到：“香港为商船内驶必由之路。其岛曰红香炉，上有营风居民，并非偏僻小港可比”。
当然这只是“香港”之名由来的说法之一，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的得名与香料有关：从明朝开始香港岛南部的一个小港湾成为了转运南粤香料的集散港。这个转运香料的集散港就被称为“香港”，后来这个香港岛南部港湾的名字就被用来指代整个香港地区。据说那时香港转运的香料因质量上乘而被称为“海南珍奇”。尽管后来香料的种植和转运逐渐式微，但“香港”这个名称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之名得自香江：香港是一个天然的港湾，附近有溪水甘香可口。海上往来的水手常到这里来取水饮用，久而久之甘香的溪水就因此出了名。这条小溪也就因此被称为“香江”，而香江入海冲积成的小港湾也就开始被称为“香港”。第一批英国人登上香港岛时就是从这个港湾上岸的，所以他们也就用“香港”命名整个岛屿。时至今日“香江”依然还是香港的别称。
此外据传在清嘉庆年间一位名叫“香姑”的女海盗曾占据过香港岛。这位“香姑”是出没于伶仃洋的海盗林某之妻。林某死后香姑据香港岛为生。久而久之人们就把香姑占据的岛屿称之为“香姑的港口”，后来又逐渐简称为“香姑岛”或“香岛”。由于该地区属于优质港口，所以也称其为“香港”。英国人到来后又用“香港”一词指代包括九龙、新界在内的整个香港地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香港”最早是香港岛上的一个小村落的名字。英国人登陆香港岛时雇佣了一名叫陈群（“阿群”）的渔民为他们带路。阿群带着英国人从香港仔越山循此路至 《粤大纪》上的香港上环一带。因为路是阿群带的，所以这条路就称为“阿群带路”。行至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以疍家方言回答“香港”，从此英国人即以疍音"Hong Kong"作为全岛的总称。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近代屈辱史序幕：继鸦片战争后中国又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百年间大大小小的内战、外战就从未停止过。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处于英国实际管治下的香港地区却得以维持着相对和平安宁的局面。
英国人在香港推行殖民统治的同时也为香港引进了近现代的商业模式、法律体系、城市规划。这一时期的香港作为自由港面向全世界商船开放且免征关税。在这种形势下香港开始迎来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广东人成为了大规模移居香港的第一批人。从1851年至1861年的短短十年间香港的人口由3.2万人骤升至12万人。 到了20世纪30年代香港已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广东新移民的大型城市。
伴随大量人口涌入的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大小商铺、摊贩在城市中聚集使香港有了繁华之都的雏形。从20世纪20年代起新增的人口带动了天后庙对面出现了不少贩卖杂物及小食的摊档——如今香港著名的旅游景点庙街就是由此起源的。如今的庙街已是《新不了情》、《食神》等香港电影的经典取景地。商业贸易的发展又带来了金融业的勃兴：1845年英国人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银行。
1853年渣打银行取得香港的货币发行权，1865年各国资本又在香港合作成立汇丰银行。百年后的香港成为了与纽约、伦敦并称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晚清时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来到香港集会、宣传新思想，从而使香港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重要基地之一。民国初年前清的遗老遗少也开始扎根香港：他们提倡振兴国粹、整理国故。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的文学作品仍大量使用文言文，许多人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香港作为最早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自由港得以开风气之先，然而香港也同样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保守落后的一面：依照大清律例男人可以纳妾的制度在香港一直保留到了1971年才被废除。英国是在1842年、1860年、1898年分三次先后占领香港岛、九龙和新界的。1842年英国殖民者强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增加了在九龙的驻军。在英国人大力建设维多利亚港时对岸九龙城的清军就与其遥遥对峙。
1898年英国全面占领香港地区后在香港的土地之中仍包围着一小块属于清政府的土地。面积2.7公顷的九龙城寨即使按三个不平等条约也不在割地之列。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规定：这里依然由清政府管辖，而且清政府还在当地派兵驻守。此后清政府一直把这里当作反击英国的前哨。仍处于清政府管辖之下的九龙城寨却身处港英政府的包围之下，久而久之清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控也就越来越有心无力。
九龙城寨逐渐成为了被世人遗忘的三不管地区。然而驻守当地的清军却一直坚守着这块被世人遗忘的土地。英军驻港司令卜力曾派兵试图接收九龙城寨，结果却被驻守当地的清军给打退了。英国因此不得不放弃占领九龙城寨的打算，只是将掳掠到的两扇城寨大门作为战利品摆在大英博物馆。从此九龙城寨一直作为中国人管辖的领土保留在港英政府的辖区中——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即使在清朝灭亡后驻守在九龙城寨的清军后裔们仍保留着清朝剃头留辫的习惯。九龙城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百年间香港被英国占领过、被日本占领过，可九龙城寨却一直掌握在当年的清军后裔手中。英国统治香港的百年间九龙城寨上空却飘摇着清朝的黄龙国旗。20世纪80年代中英政府明确了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中国，而九龙城寨的问题随着回归日子的临近也不得不解决。
1993年香港政府对九龙城寨进行拆迁后在当地建起了一个公园。正是这段复杂的历史塑造了如今既传统又西化的香港。香港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香港的公众假日就体现了这种文化的交融：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年的公共假日有元旦、农历新年、清明节、复活节、五一劳动节、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节、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七月一日特区成立纪念日、中秋节、十月一日国庆节、重阳节、圣诞节。
目前为止香港已有粤剧、凉茶、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会、大坑舞火龙、古琴艺术、全真道堂科仪音乐、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黄大仙信俗10个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佛教、道教、孔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等各种宗教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的香港都拥有为数不少的信众。
从1841年起到20世纪30年代涌入香港的移民主要是广东人。这时其他省份的人对香港还没太大的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这时香港香港一下子成了全国最安全的城市。在此之前上海才是全国最有吸引力的城市，然而当日军的进攻导致上海人也开始大规模移居香港了。这波移民潮为香港带来了十多万新增人口以及大量资本、技术。
第一批来港的广东移民主要是苦力、工人。从上海人大规模移居香港起有着知识积累、财富积累的社会精英开始以移居香港为第一选择：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都是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本对美、英等国宣战。1941年12月25日被香港人称为“黑色圣诞日” ：这一天日军向香港发起了进攻，事实上在此之前日军已对香港进行过轰炸。
1941年12月8日凌晨四点日军首次轰炸香港后圣士提反书院被改作紧急军事医院。1941年12月25日200多名日军冲进这里进行残酷屠杀：超过120位伤兵和医务人员惨遭杀害和奸淫。防守赤柱碉堡的驻港英军为解救人质被迫向日军投降。黑色圣诞节当天香港总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的336房间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日军签署了投降书。3天后日军铁蹄踏入香港，香港随即被改名为香岛。
香港由此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占时期：酒井隆以代理香港总督的身份成为了临时的香港最高管理者。日本战败后于1945年9月15日在香港签署降书。日军撤出香港后香港被英国重新管治。二战后的香港迅速发展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与此同时香港的文化产业也开始蓬勃发展：从文学、音乐到电影涌现出了金庸、亦舒、倪匡、黄霑、张学友、张国荣、刘德华、周润发、周星驰......
当初《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对香港岛和九龙说的是割让，然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对新界说的是租借。尽管所谓的“租借”是一种不平等的强行租借行为，然而形式上英国还是承认了一个租约到期的时间（1997年6月30日）。其实就英国的本意而言是一辈子都不想和中国讨论香港问题的。早在二战末期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就曾试探性提出过香港问题，然而遭到了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断然拒绝。
国际政治说到底是由实力决定的：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只能眼看着收回香港的希望成为泡影。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界租约即将到期使香港的主权问题被再度提出。然而香港岛和九龙是被割让出去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没到期归还一说。1979年3月26日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香港问题探听风声。3天后麦理浩和邓小平正式会晤。
一开始麦理浩闭口不谈实质问题，而是用商业事务来掩盖真实意图：他提出为保证香港的繁荣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反对港英政府批准跨越1997年的土地契约，从而使新界的地契由原来年限规定改为“本地契在英王管制此地期间内有效”。麦理浩试图以此模糊主权问题，从而在实质上造成英国管辖的事实。在图谋被中方识破后麦理浩又试图将新界与香港岛、九龙进行分割：只承认归还租约到期的新界，而不愿放弃香港岛和九龙。
这时的中国已不是昔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中国的强硬立场迫使英方不得不同意归还整个香港地区。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撒切尔挟马岛之战的余威与中方就香港问题展开正式会谈。撒切尔强调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依然有效，只能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废除。撒切尔声称：“愿意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但前提是1997年英国继续拥有对香港的管理权”。
这就是所谓的“主权换治权”：名义上认可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但实际仍保留治理香港的权力。邓小平对此明确回复道：“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中国在1997年收回香港是谈判的基础”。当时邓小平还颇带感情色彩地说出这样一番话：“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整整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能收回香港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
邓小平的这番表态为谈判定下了底线——就是中国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只会在英国承诺归还整个香港地区的前提下才会就细节问题进行磋商。此后直到1984年9月中英直接就交接香港的细节问题展开了22轮谈判。整个谈判过程中英国步步为营，中国则寸土不让。谈判过程中我方代表提出：“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在这一前提下香港社会内部可以实行高度自治”。
英国代表却说：“不要驻军。驻军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当时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对此反驳道：“哪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英方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
英方代表进一步声称：”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这令周南极为气愤地说道：“这简直是荒唐逻辑！”在驻军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明确的、坚定的、一贯的。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
1984年4月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确地指出：“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这番讲话实际上是对未来的驻港部队在作用上的定义：驻港部队一方面是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使命。
就在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谈过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当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又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1993年驻港部队在深圳开始组建。1995年12月7日正式对外亮相。1996年1月28日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组建完成。
1997年6月30日夜驻港部队先头部队由深圳进入香港。1997年6月30日23点53分香港的防务交接仪式正式开始。58分英军中校艾利斯向中方负责交接的谭善爱中校敬礼报告：“谭善爱中校，威尔士军营现在准备完毕，请你接收，祝你和你的同事们好运，顺利上岗。长官，请允许我让威尔士亲王军营卫队下岗”。谭善爱中校回应道：“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当天凌晨驻港部队冒着瓢泼大雨准时准点接管了香港的防务。同年9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在香港举行。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首次承办大型国际会议，也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年会。就在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在朝好的方面发展之时乌云正步步逼近：西方资本家和国际投机家妄图将香港这个新生的特别行政区扼杀于襁褓。
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一群国际“金融大鳄”策划了一连串的金融“围剿”和“狙击”战役。早在1992年索罗斯就以一己之力击溃英格兰银行而名声大噪。以个人的力量战胜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足以证明索罗斯的实力。就在香港回归前夕索罗斯和其他趁火打劫的游资做空泰铢获利了40亿美元。这些金融大鳄在做空泰铢之后又把下一个目标投向了更大的金融市场——中国香港。
刚回归祖国的香港就面临着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克服这场危机既关系到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一方面是国际游资对香港市场虎视眈眈，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正想炒作回归中国后的香港是多么“脆弱不堪”。在国际炒家的运作下香港股市经历了大幅波动，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展开了反击：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股票和期货市场都投入了大量资金。
1998年8月14日-28日两周内香港特区政府吸纳股票约1200亿港币（相当于当时整个市场7%市值）。这时中央政府也明确表示：只要香港方面有需要，那么中央政府就会提供储备帮助对抗投机者。在与国际空头决战的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派出两名央行副行长来到香港要求香港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在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得以成功击退国际炒家。
2003年初春香港暴发“非典”疫情后特区政府带领社会各界全力投入到抗疫行动中。在经过持续数月的努力之后使疫情终于被控制。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中国香港从“非典”疫区中除名。在抗击非典疫情的过程中香港如同在当初的金融保卫战中一样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非典疫情结束后中央政府为促进香港地区的经济恢复推出了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计划 。
200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同意为在香港办理4类个人人民币业务（即存款、兑换、汇款及人民币银行卡）的香港银行提供清算安排。2004年2月香港银行正式开办人民币业务。同年6月初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举行：内地9省区和港澳特区“9+2”区域经济合作正式登场。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的马术比赛在香港成功举办。2009年12月第五届东亚运动会在香港举行。
2019年2月正式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央政府再次对香港及时伸出援手。中央政府宣布组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和“内地方舱医院支持队”的消息传来令香港社会士气大振。自“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7名队员先行抵达香港后队员们每天的行程都备受关注：电视新闻循环播放，各类新闻APP置顶推送。内地派出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和专家提供支援是为香港抗疫的工作送来了及时雨。
今天的香港已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一方面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持下建设香港、发展香港的初衷没变，另一方面也有一小撮别有用心者抛出种种奇谈怪论混淆是非。香港在新时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政治考验：如何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找到清晰的定位？如何避免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损害和平安定的环境？如何继续保持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而不是变得越来越封闭排外？
内地和香港的发展既非内地造就了香港，也不是香港福报了内地，而是内地人和香港人共同创造、共同完成的。香港的今天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奋斗，也同样离不开来自祖国大陆的支持。香港人、内地人首先都是中国人：尽管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混淆是非，然而绝大多数香港人和内地人都是血脉相连的手足兄弟。当然即使是牙齿和舌头也可能会有打架的时候。
不能否认香港人和内地人在一些生活习惯、思维理念上是存在差异性的。一国两制这样的基本国策正是出于对这种差异性的尊重才应运而生的。一国两制的基本前提是一国：香港人和内地人都应当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朝着共同的目标奋进。当然香港人和内地人在朝共同的目标奋进时也可能会面临一些需要磨合的现实问题。我们应当正视并积极设法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