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体育运动

【沃尔科特】沃尔科特诺奖受奖词:修复残破的历史,修复语言的碎片|纪念

今天是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逝世四周年的日子。

沃尔科特1930年生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卢西亚,一个远离欧洲的小小岛国。英国、法国、荷兰先后殖民此地,留下他们的文化和贫困的现实。当年轻的沃尔科特用诗歌的眼睛环顾四周时,他发现“所有一切都是新的”,进而用诗歌(和戏剧、绘画)“发明”了这个“迄今为止没有被定义过的世界”,犹如亚当在伊甸园。无论是被殖民的历史、混杂的种族,还是大海、棕榈树、沙滩和太阳等自然之物,都像是第一次被语言触及,沃尔科特这个本地的“先锋者”就这样开启了自己的创造。

德里克·沃尔科特,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画家,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著作有《奥麦罗斯》《白鹭》《黄昏的诉说》等。

沃尔科特的体内流着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液,用殖民者的语言——英语写作,这矛盾导致的撕裂让他感到痛苦:“在这/非洲和我喜爱的英语之间如何选择?”而最终,沃尔科特接受,或说超越了这一矛盾,融合西方传统文化和加勒比海的历史与现实,为那片海洋、“在码头背煤炭的黑人妇女”、水手的苦难、白鹭、帆船命名,让这些一一成立,并被看见、进而铭记。在这一过程中,沃尔科特同时抓住了全球化的脉搏,足以为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启示。从多种层面说,我们可以引用其好友布罗茨基的评价:(这个地方)由哥伦布发现,被英国人殖民,因沃尔科特而不朽。

下文为沃尔科特诺奖受奖词《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在文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家乡西印度群岛,投向加勒比海地区,诉说了作为一个诗人,如何用独具个性的词语,在矛盾的撕裂中找到修复的可能。

原作者|德里克·沃尔科特

摘编|张进

《黄昏的诉说》,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刘志刚 马绍博 译,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

1. 修复残破的历史,修复语言的碎片,修复我们的岛屿

天福村坐落于特立尼达岛卡罗尼平原的边陲。卡罗尼平原位于岛的中部,广阔无垠,至今仍大量种植甘蔗。想当年奴隶解放后,许多人签了契约,来到这里收割甘蔗,所以这小村里住的都是印度人的后裔。那天下午,我和同行的美国朋友来到村里,沿路所见全是印度人的脸。我想说,这是一道非常迷人的流动风景线,因为周六下午《罗摩里拉》,即根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戏剧即将在此上演。村里来的演员们穿着戏服,聚集在彩旗飘扬的田野上,俨然加油站的开业典礼。英俊的印度少年,一身红黑色的衣裳,随意将手中的弓箭指着午后的阳光。远处,天边是一座座低矮、黛蓝的山脉,闪闪发光的青草地,渐趋厚密的云朵。天福!真是个赏心悦目的好名字,透着盎格鲁撒克逊的气息,留存着一段史诗般的记忆。

田边一座敞棚下,堆放着两副硕大的竹铠甲,形似一对巨型铁笼。这是神明身体的一部分,小腿或大腿,只要安装好、竖起来,便是一座巍峨的神像。戏演到最后,神像会被焚烧殆尽,以此表示史诗的结束。望着眼前的甘蔗田,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雪莱的那首十四行诗:坠落在地的奥西曼德斯塑像和他的帝国,漠漠黄沙里“偌大的残骸”。

鼓手们在敞棚里生了火。他们把手鼓凑上前,使劲想把鼓皮绷紧。橘黄的火焰,鲜亮的青草,将要付之一炬的竹编铠甲,这些不是在瀚海沙漠,不是在灭亡的帝国,而是经久不衰的祭典的一部分,如同焚烧甘蔗的丰收大会,年复一年地举行着。祭典的意义正在于不断的重复,毁灭的意义乃是要浴火重生。

神明开始进入田野。用作舞台的敞棚里传来了喧闹的乐声,即通常所谓的“印度乐”。史诗剧即将在这敞棚里上演。服装整齐的演员们出场了。我猜,他们是王侯与诸神。啊,真是不打自招!“我猜是神吧”,这么一耸肩,正好体现了我们非裔和亚裔移民的身份。我时常想到《罗摩里拉》,只是一直无缘得见。我不曾见过这剧场,就在露天里,由村里的孩子扮演武士、公侯和神明。我不知道这部史诗的内容,不知道主角是谁,他的敌人又是谁。不过,我最近刚为英国某剧团改编过《奥德赛》。我的假定是,观众了解奥德修斯,这部小亚细亚史诗的主人公,了解他所经历的磨难。而《罗摩里拉》则不同:在特立尼达,没人知道罗摩、迦梨、湿婆、毗湿奴是谁,除非你是印度人。这话听着很别扭,可在特立尼达,至今还有人这么说:“除非你是印度人。”

天福村就像是中部平原的边陲多出的一片高地,茫茫甘蔗地当中漂浮的一只竹筏,《罗摩衍那》将在这里上演,虽然表演会很粗糙。不过,这只是我作为作家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在天福村观赏《罗摩里拉》,把它当作一台戏来看,但其实它关乎的是信仰。

沃尔科特水彩画

演员化好妆,穿上戏服,登台前对着镜子点下头,那一刻,他相信他从现实步入了幻境。你把这份自信放大几倍,或许就能体会演员的心情。但他们也并非演员。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又或者自己选定了某个角色。这部圣剧要连演九个下午,每次两小时,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不是业余演员,而是宗教的信徒。没有什么戏剧术语足以形容这些人。他们不用铆足劲演戏。他们的演技很可能就像这午后草地上交错的竹箭一样轻快,一样自然。他们相信自己表演的内容,相信剧本的圣洁,相信印度的真实。而我,出于作家的习惯,却在少年武士的笑脸上、乡村公侯的纹章里,寻觅着哀痛、失落,甚至是堕落的模仿。我的怀疑和欣赏玷污了这个午后。甘蔗田、契约工、重现的失踪军队、寺院和庙宇、吼叫的大象——种种历史的视觉共鸣,导致我误读了眼前的所见。实际上,周遭的一切恰好相反:兴高采烈的气氛洋溢在少年的叫喊中,洋溢在糖果摊前,洋溢在粉墨登场的演员身上;这是自信的喜悦,而不是失落。天福,果然名副其实。

试想,如果把整个亚洲微缩到这些碎片上:宣礼塔上纯白的尖顶,抑或甘蔗田里庙门前的石球,这样,你便能体会某些人的自嘲与尴尬;他们认为这些仪式不过是滑稽的模仿,甚至是堕落的。这些人以正统自居,他们对待祭典的态度,正如语法学家之于方言,首都之于地方,帝国之于属地。记忆渴望返回中心,残肢想念原来的躯体,就像那些神明的竹腿。换句话说,人们眼里的加勒比海仍然是化外的、无根的、非正统的。弗劳德说,“那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没有人。只有真人的片断与回响,支离破碎,了无新意。

这表演就像一种方言,是母语的分支、删节,却绝无半点扭曲,甚至不减一分气势。在特立尼达,在这里,我发现一部全世界最优秀的史诗只在某个季节演出,其目的不在抢救文化,相反,它是信仰的一种开放姿态,波澜不惊,如同风儿吹过卡罗尼平原,吹过茂密的蔗田。为了赶上傍晚归来的红鹮,我们必须在戏开演前越过卡罗尼沼泽,红鹮的表演极为自然,一如《罗摩里拉》中的那些演员。我们目睹它们归来,明晃晃如同小弓箭手的红裳,如同鲜红的旗帜。然后,它们逐渐占据水中的小岛,直到它们变成一树繁花,永远不再凋零。历史的叹息在这里毫无意义。《罗摩里拉》和林立的红鹮,两种奇观汇成了一声感恩的叹息。在加勒比海,视觉的意外是很自然的事;它连同旖旎的风光,一起湮没了历史的长叹。

我们太在意那萦绕不去的叹息。我庆幸发现了天福村穿红衣的弓箭手,还有美丽的红鹮。历史的叹息起于废墟之上,而非天地之间。在安的列斯,除了荒凉的蔗田与古堡,很少有可供叹息、凭吊的废墟。慢慢环顾四周,像相机镜头那样,眺望西班牙港低矮的蓝山,村舍与马路,扮演武士的弓箭手,扮演神明的演员和教练,已经在播放的音乐。此刻,我真想拍一部电影,就算是对着天福村的一声长叹。我过滤了午后的时光,召唤回一个逝去的印度。可为什么是“召唤”?为什么不是“赞颂一个真实的此在”?为什么印度已经“逝去”,而村民却浑然不觉?为什么不是“传承”?为什么不是连绵的喜乐,在天福和所有中部平原的地名——库瓦、查瓜纳斯、查理村当中?为什么不让我的喜悦敞开窗口?和所有特立尼达人一样,我有权享受狂喜,因为喇叭里鼓声阵阵,宣泄的正是狂喜。我有权享受侯赛因的盛宴,享受穆斯林史诗中的镜子与皱纸,享受中国的舞龙表演,享受西班牙裔犹太人在教堂举行的仪式。假如要拾起特立尼达所有的语言碎片,那我这个作家的工作量还要再乘以八倍。

《奥麦罗斯》,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杨铁军 译,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打破花瓶,再将碎片重新黏合,这其中的爱要比它完整、对称时更深沉。黏合碎片的胶水保留了它原来的形状。正是这份爱弥合了亚裔和非裔之间的裂缝;传家宝一旦修复,便会露出白色的裂纹。这个重拾碎片的过程,是安的列斯的哀愁与痛苦。倘若碎片形状各异,拼凑不起来,那它只会带来更多痛苦,那还不如将圣像与圣器留在原处。安的列斯艺术就是这么个修复的过程,修复残破的历史,修复语言的碎片,修复我们的岛屿,因为它正在成为旧世界残余的同义词。

而这恰恰是诗歌创作的过程,或者说“再创作”的过程,破碎的记忆,神明的铠甲,甚至于最后的火化仪式。一支支甘蔗,一根根芦苇,编织出神的躯体,天福村的工匠们要把它立起来。

2.贫乏自有贫乏的好处

诗,得自于勤勉与汗水,但又必须清新如人像眉头的雨滴。它融合顽石的质地与自然之美。它将古今并置:如果人像代表过去,那额头的露珠或雨滴便象征着现在。这里有被埋没的语言,有独具个性的词汇,写诗变成了一个挖掘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就声调而言,每个人的嗓音都是一种方言;它形塑属于自己的重音,属于自己的词汇和音调,以此反抗帝国的语言观,反抗奥西曼德斯的语言,反抗藏书与辞典,法庭与评论家,教会,大学,政治教条,体制用语。诗歌是脱离了大陆的一座岛。在我眼里,岛上的这些方言就和那人像额头的雨滴一样清新。它不是大理石像颦眉而凝成的汗水,它是另一种清新的元素,雨露和海盐调和的精华。

被俘的部落成员沦为契约工,被剥夺了原生语,于是便撷取亚洲与非洲史诗中旧有的词汇,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但在它的血液里,却仍保留了祖先的狂喜节奏,那是奴役和契约也无法抑制的。事物有了新的命名,而天福村、舒瓦舍尔岛等既有的地名则沿用了下来。原生语犹如渡海的云雾,因为距离的阻隔而逐渐消逝。而这个寻觅新的譬喻、重新命名事物的过程,却和诗人每天面对的挑战完全一样:像鲁滨逊一样制作工具,汇集必需的名词,借鉴天福村的方言,甚至重新命名自己。于是,一无所有的人又找回了那个元气淋漓的自我,又学会了思考。而这正是安的列斯经验的基础,这些沉船的残骸,这些历史的回响,这些部落语汇的碎片,这些记忆模糊的风俗,它们没有腐烂,它们依然顽强。它们在“黑三角”、“安拉胜利”号中幸存了下来。那艘船载着第一批来自马德拉斯港的印度契约工,乘风破浪来到天福村的甘蔗田。同行的还有被克伦威尔放逐的戴着镣铐的囚犯,被迫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来自中国的蔬果小贩,推着自行车兜售布料的黎巴嫩商人。

他们来到这里,住在同一个加勒比城市里,西班牙港,成为历史的总和,特罗洛普所谓的“非人类”。市中心有各个语种的商店招牌和路名,居民们五方杂处、南腔北调,一时间竟催生出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化,宛若人间天堂。在新大陆,城市都是这样,它们是作家心目中的天堂。

沃尔科特水彩画

众所周知,文化乃是由城市所造就的。

又是一个在家的早晨,等不及看日出——一夜都没睡好。五点钟,天还是黑的,没必要打开窗帘。然后,天突然亮了,眼前是一座警局,淡黄色的外墙,棕褐色的屋顶,掩映在低矮的王棕树叶中,典型的殖民地风格,屋后是茂密的树林和高高的棕榈,一只鸽子振翅飞向屋檐,一排曾经很时髦的公寓,墙上满是雨渍,大清早,通往警局的旁路上空荡荡的。这一切交织出令人惊讶的宁静。每次来到一个深得我心的城市,都会感到这份宁静。那真是山也美花也俏,怎么看都欢喜;只是那建筑,在初来乍到的早晨,让人有些晕头转向。以前,从花花世界美国回来以后,你会感觉这里好像缺少点什么,而它也正在努力完善自己,就像那沾满污渍的混凝土公寓。于是,潘神离开了窗口,抛下身后的种种累赘——一座努力腾飞、努力变得残暴的城市,侧面看就像来到了美国,和哥伦布、得梅因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张扬的权力,乏味的装潢,空调的温度恰好能让秘书和行政人员炫耀各自的开襟羊毛衫;谁的办公室越冷,谁的权位就越高,这完全是在模仿另一种气候。对凉意的一种渴望,甚至于歆羡。

在严肃的城市里,灰暗、萧瑟的冬日,午后时光尤其短暂,每天似乎都在带纽扣的大衣中度过,每栋建筑都像是一座营房,窗口亮着灯,一下雪,仿佛自己就生活在俄国小说里,回到了19世纪,因为冬天的文学就是这样。所以,加勒比海的游客必须感觉自己活在明信片当中,一张接着一张。其实,对这两种气候的感觉都是我们的阅读经验所致。在游客看来,明媚的阳光不会是严肃的。不仅是文学,冬季同样增加了生命的深度与暗色。在热带的漫漫炎夏里,贫穷或诗歌(在安的列斯,贫穷是大写的诗歌,une vie,是想象的条件,也是生存的状况)似乎都无法深刻,因为周围的大自然是如此欢快,让人欣喜若狂,一如这里的音乐。建立在快乐之上的文化注定是肤浅的。可悲的是,为了推销自己,加勒比海却一直在倡导这种没心没肺的快活,麻木不仁的享受;在这里,你不仅可以远离寒冬,还能躲避四季分明的文化所独有的那份严肃。所以说,这里怎么会有人存在,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存在?

他们对季节一无所知:落叶送走一年的时光,塔尖在风雪中消失,街上白茫茫一片,整个城市隐没在浓雾之中,壁炉里熊熊的火光。他们居住在这样一个地带,那里的节奏就如同他们的音乐,永远都只有两个重音:潮湿和炎热,晴天和雨天,光明和阴暗,黑夜与白昼。不完整的韵律总会有些局限,也因此,这个民族无法体会矛盾的微妙,无法理解想象的繁复。那就随它去吧。你无法改变别人对你的蔑视。

我们的城市不是通常所谓的城市,不过,也没人想要这样的城市。在某些地方,它们自有一套规制和定义,且格调也不比贬损它们的人逊色。现在,不仅是圣詹姆斯区,就连奈保尔怀念的那些街道也都这样:一条条巷弄短小而醒目,就像他写下的句子。图纳普纳镇不但有喧闹、汹涌的人潮,同时也是C.L.R.詹姆斯《越界》的故事发生地。不仅是卡罗尼平原上的天福村,就连整个塞尔文大草原都受其影响。而这也正是它现在登岛的方式:简·里斯笔下的多米尼加仍是昔日的模样,此外,还有早期作家塞泽尔笔下的马提尼克,佩斯笔下的瓜德罗普,就算不再有软木遮阳帽和骡子。目睹一种文学——用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帝国语言创作的文学——在文化的形成期萌芽、开花,传遍一座又一座岛屿,不羞怯,不因袭,就像鸡蛋花的白色花瓣,这是多大的喜悦与荣幸啊!这不是逞强自夸,而是大势所趋:百花齐放的那一天必将到来。

西班牙港,一个石头发烫的午后,一条白晃晃的小巷里,藤蔓的爱溢出门前的篱笆。转过街角,一排棕榈树和一座轻烟缭绕的大山映入了眼帘,让人不禁回想起沃恩或赫伯特的那句诗,“棕榈树下啊阴翳的城”,回想起卡斯特里一座木教堂内的哈蒙德牌电风琴,回想起众人齐唱“金色耶路撒冷”的情景。我很难将这样的空洞视为荒芜。安的列斯生活的宽度全在于那份悠然,诀窍是别对它有非分的要求,别强求它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而游客往往以为这就是迟钝和懒散。

《白鹭》,德里克·沃尔科特 著,程一身 译,版本: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

有人说,这里的书不够多,而且没有剧院,没有博物馆,说白了,就是没事可做。可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没有书看,他必然会更注重思想,而他若能将思想理出个头绪,就势必会产生记录的欲望,极端情况下,若没有记录的工具,他就会口述、诵读,而这个对记忆进行整理的过程又会生发韵律和怀念。贫乏自有贫乏的好处,这其中,免于平庸肯定算一条,因为现在的书多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意。城市造就文化,我们拥有的不过是些放大的市镇。那么,理想的加勒比城市该有怎样的规制呢?乡野环绕四周,来去都方便,城郊绿树成荫,幸运的话,城市背后最好有宽广的平原。它背靠秀丽的山峦,面朝湛蓝的大海。教堂的尖塔矗立于城市的中心,周围是蓊郁、深秀的公园。鸽群列队从空中飞过,携带着关于预言和信仰的记忆。市中心要有马,对,一匹匹的马。还记得吗?19世纪末,戴着高帽的市民坐在各色马车里穿街走巷。但必须是活在这个时代的马,蹄声里听不见岁月的哀愁。日出的时候,寒山里飘来的薄雾笼罩着千家万户的屋顶,马匹从萨凡纳女王公园的围场里迤逦而出。市中心会定期举行马会,如此一来,当这些19世纪的动物疾驰而过时,市民们便会大声赞叹,赞叹它们的神速与优雅。至于船坞码头,则既无浓烟蔽日,也无机声隆隆,最重要的是,种族多元,世界各地的文化——亚洲的,地中海的,欧陆的,非洲的——异彩纷呈,人们相亲相爱,关系比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更融洽。市民可以自由通婚,不必恪守传统,有一天,子孙后代会发现家谱已经毫无意义。难走、危险的路段会越来越少,出行会更加方便;商业区由内到处能听到南腔北调;五点钟一到,所有原生语立即噤声;星期天,码头上连人影都看不到。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西班牙港,一座商业繁荣又宜居的理想之城。在这里,市民是漫步者而非行人,遥想当年,雅典城或许就是这般景象吧。

3.诗歌将不顾历史的阻扰,要和这世界谈一场恋爱

西班牙港最美的剪影,应该像精美的手工艺品,不是玻璃和水泥的营造,而是巴洛克风格的木雕,每一座都如梦似幻,宛如一幅自画像,而非建筑的实体。城市的背后是卡罗尼平原:遍布的村寨,印度人的经幡,高速公路旁的水果摊,如彩旗般翩然而至的红鹮。风景如画的贫瘠!明信片一样的悲哀!我不是要再造一个伊甸园;我所谓的“安的列斯”,是指阳光、工作、生存所构成的现实。它是乡间小路旁的一间房舍,它是烟波浩渺的加勒比海,透着生存与不断变幻的气息。生存是倔强的胜利;正因为精神的倔强、高尚的愚痴,写诗这一行才得以生存,才能破除重重困难。将这一切归结起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两个字:“世界”。

如此说来,这便是安的列斯看得见的诗。生存。

如果想了解这些岛为何让人怜悯,你就看看那淡彩的版画吧。安的列斯的森林,独有的棕榈、蕨草和瀑布。它们温文尔雅,像植物园一样,仿佛天空就是那玻璃天花板,底下茂密的植被是专为行人和马车预备的。所有的景致里都刻入了一种惆怅的情绪;它左右着雕刻师的刀笔,影响着测量员的情绪。而且,也正是怀着这份惆怅,才会取“天福”这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村名。一个世纪的回望,在糟糕的光线和角度下,回望这绿意蔓延的景物。叫人伤心的不是热带本身,而是这样的画面。这些精美版画中的糖厂、港口和身穿民族服装的当地妇女,都被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的目光越过雕刻师和后来的摄影师,望向了远方。历史会改变目光和挥动的手,给自己留藏一份记忆。它可以改变地名,让你发思古之幽情;它可以缓和热带的强光,幻化出单调朴素的哀歌,模仿康拉德小说、特罗洛普游记里审判的语调。

沃尔科特水彩画

这些游客自己有病,还到处传染病毒,就连他们笔下的景物也都显出病态的忧郁和自卑。从建筑到音乐,每一次努力都被贬为抄袭。大家都相信弗劳德说的,以为既然历史建立在功业之上,既然安的列斯的历史先天有缺陷,总是在大屠杀、奴隶制和契约制之间死循环,那么,它就无法孕育真正的文化,那破落的港口、腐朽的蔗田里,就无法有任何新的创造。然而,对这一论调,不仅安的列斯的精英们公然反对,就连这里的庶民也同样不以为然。站在瀑布旁边,你就再也听不到它的咆哮。诚如布罗茨基所言,像马一样停留在19世纪未必是什么坏事。今天,我们生活在安的列斯,似乎仍遵循着上个世纪的节奏,就像西印度群岛小说里写的那样。

即便是格雷厄姆·格林这样独具慧眼的作家,也一样以哀戚的心情来看待加勒比海。对这悠远的惆怅,列维斯特劳斯有个极为恰当的形容:“忧郁的热带”。他们的“忧郁”源自他们的态度,对加勒比的黄昏,对加勒比的雨,对这里滋长的植被,对城市粗暴复制的现代建筑,以此排挤穷街陋巷的豪气。有这种情绪可以理解,残阳如血般弥漫的忧郁,像椰子树金黄的病叶。可是,英国、法国甚至于我们的某些流亡作家,他们形容这哀愁抑或是病态的方式,却往往言不及义且破绽百出。这和对阳光以及阳光所照之人的误解有关。

这些作家向读者描述我们尚未建成的都市,描述它们尚未实现的教化目的。然而,加勒比的都市随时有可能戛然而止,只要它对自己已经满意。这就像加勒比的文化,它并没有一直在演进,而是早已定型。它的形制不能让游客或流亡者来规划,而应该照市民的意愿和建筑本身来确定。假如有人说你们没有像样的城市、像样的文化,你就该这样正告他:我们不要你们的城市,也不要你们的文化。如此,将来或许才会少一些“热带的忧郁”。

在这里,在这漂流的宝座上,汹涌的海浪在为我们喝彩:我们的山川,我们的历史,“终于”得到了认可。《终于》是加勒比地区最早出版的书籍,作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家查尔斯·金斯利。同时,这也是最早将安的列斯的风景与人物写入英语文学的作品之一。我没读过这本书,想必口吻一定很亲切。特罗洛普、帕特里克·莱斯-弗莫尔,长久以来,安的列斯群岛一直都是书写的对象,却不懂如何书写自己。而我观看天福村表演的角度,竟然和前辈作家完全一样。我是个富于同情心却很糊涂的局外人,一边享受表演,一边和这村子保持着距离。你不可能爱上隐蔽的东西。游客不会爱上一个地方,因为爱必须停留,而旅行则是不断的运动。假如你重归深爱的故土,在那里住下来,你就会细心观察它,就不再是匆匆的过客,就会爱上那片土地,成为一个当地人。很多人自称“热爱加勒比”,言下之意,将来要回来看看,但绝不会久留。殊不知,这其实是一种善意的侮辱,在游客身上颇为常见。他们也关注切实的问题,且都是同样的问题:岛屿的变迁,植被的荣枯,贫困落后的现状。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将这些问题提到很高的地位。它们像漂亮的剪影从眼前掠过,然后永远被人遗忘,恰如一次度假旅行。

亚历克西·圣-莱热·莱热,笔名圣-琼·佩斯,是第一个因此荣获诗歌奖的安的列斯人。他出生于瓜德罗普,用法语写作,但他那些描写童年的诗,写一个白人少年如何在安的列斯种植园度过童年的诗,《喜庆童年》《赞歌》以及后来的《鲁滨逊画像》,风格都极为清新,在当时亦是前所未有。终于,书上吹拂过第一缕清风,页边沾着咸湿的海水,如信风般去又复来,书页沙沙地响,棕榈婆娑摇曳,“咖啡的香气袅袅地爬上了楼梯”。

然而,加勒比注定文运多舛。也许有人会说,歌颂佩斯就是歌颂旧的种植园制度,就是歌颂种植园的栏杆、走廊和黑白混血的家仆,就是歌颂白人的法语、白色的软木遮阳帽,就是歌颂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即使佩斯否认其出身——大作家总爱干这样的蠢事,我们也不能否认他的成就,将他和非裔的艾梅·塞泽尔一起拒之门外。这不是划地盘的问题,因为诗是反讽的共和国,每当看到箬棕摇曳在晨光里,我总感觉它们在默诵佩斯的诗句。

佩斯的童年诗馥郁芬芳,很是迷人。天福村的少年弓箭手,他们身后播放的印度音乐,也同样叫我心醉。一样的箬棕,衬着一样的安的列斯的天空。我在这些诗里,就如同在人的脸上,感受到同样深切的自豪。可是,鉴于安的列斯的过往,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史,其实也就是欧洲史,记录了那么多部落的纷争与种族清洗。终于,有些岛不再任人书写,而要书写自己!棕榈树和穆斯林的宣礼塔正是安的列斯的呐喊。终于!瓜德罗普的王棕开始朗诵自己的“赞歌”。

这之后,佩斯在《远征》中重拾碎片,拼凑出一部想象的史诗:磕着牙的边境大门,寸草不生的旱谷,泛着毒沫的湖泊,沙暴中披着连帽斗篷的骑士,这一切和加勒比凉爽的早晨截然不同,但反差却未必那么大。你看那天福村引弓的印度少年,伫立在插满彩旗的田间,耳畔回荡着嘹亮的诵经声,大象、猴神各就各位,战争一触即发。而另一边,瓜德罗普的白人少年却在整理碎片,希望创作出自己的史诗:甘蔗田里的长矛,庄园里的马车和牛群,竹叶上留存的古老语言,梵文、汉文、阿拉伯文,像书法一样写在安的列斯的蓝天上。从《罗摩衍那》到《远征》,从瓜德罗普到特立尼达,到处散落着零星的古物,来自没落的非洲王国,来自遥远的广州,来自叙利亚和黎巴嫩,并且不是深埋在地下,而是暴露于喧闹的街头。

一位眼力不济的少年,在爱琴海的港湾里,向着波平如镜的水面掷出一块石子。就在这曲臂挥手的简单动作里,包含了《伊利亚特》《奥德赛》当中那些跃动的诗句。而另一个孩子则将竹箭瞄准村里的祭典,还有一个听见了加勒比日出时箬棕叶飒爽的行军曲。就是在那乐曲声中,携着部落神话的碎片,佩斯开始了一场小型的史诗征程,虽然其间相隔了几个世纪、几座列岛。在每个诗人的眼里,世界永远都只有早晨。历史是一个失眠的夜晚,已经被人淡忘。历史和对自然的敬畏,永远是我们最初的起点,因为诗歌将不顾历史的阻扰,要和这世界谈一场恋爱。

当作家发现自己正目睹一种文化在萌芽,他会心花怒放,他会额手称庆,因为这文化正在定义它自己,一片片叶子,一根根树枝,在那天地初开的黎明。所以说,日出理应成为一种祭典,尤其是在海边。如此,名词“安的列斯”才会泛起明亮的涟漪,树叶、棕榈和鸟鸣才会变成清新的方言,变成这片土地的母语。个人的词汇,用人生编排的旋律,或许也能融入那声音,而身体则像一座觉醒的岛,一座行走的岛。

一种新的语言,一个新的民族,这才是值得赞美的恩赐,才是我们肩负的重任。

今天,我站在这里,代表他们的名义,虽然未必代表他们的形象;与此同时,我也代表他们彼此交流用的语言,就像那些树木的名字,每一个都比英语更柔美、更青翠、更有早晨的气息——肉桂、浮木、木舟;或者,树木名字里提到的那些山谷——圣雅克、马邦亚、福雷斯蒂尔、罗索、马奥;又或者,那些空旷的海滩——醉鬼湾、下茅屋、乐天堂;这些名字本身就是歌,就是历史,说的时候不用法语,而是用当地的土话。

一朵玫瑰听到了两种语言,一种是树叶的沙沙声,一种是学童的英语朗读声:

假如我说这给我带来痛苦,

你会说,“没错”。

假如我说你刺痛了我的心,

你会说,“没错”。

所以少年人啊,

千万别将爱辜负。

历史并没有被晨光湮没。它还在,在安的列斯的山水间,在这儿的一草一木里。大海呜咽,和着葬身“黑三角”的黑奴的叹息,加勒比人、阿拉瓦克人、泰诺人,被屠杀的土著流淌着永生花一般猩红的血,连沙滩上的海浪都无法抹灭非洲的记忆,而那蔗林仍是一座绿色的牢笼,亚裔的契约工,天福村的祖先,至今仍在里面服刑。

这就是我从小从周遭、从诗歌的源头所读到的,努力中透着优雅。它在樵夫坚硬的红木里:脸,满手树脂的男人,烧炭炉。它在前臂上藏着弯刀的汉子身上:他牵着叫不出名字的黄狗,伫立在边缘。它在他今天早晨添加的那件衣服上:天刚蒙蒙亮,还透着清寒,他就起床去照料山上的园子——山,园子,离家有好几里路,但他的田全在那儿。更别提那些渔夫,卡车上的男仆,呻吟着爬上山坡。这些原本都是非洲的碎片,但现在已经定型、固化,根植于海岛的生活,不著一字,就如同那些树叶。它们没有文字,它们等待着被解读,假如解读正确,便会有独立的文学诞生。

然而,在我们的旅游宣传册里,加勒比海却只是个碧蓝的大水池:佛罗里达像合众国晃着的一条长腿,伸进了水池,充气的游泳圈在水里载沉载浮,橡皮筏上插了伞签的饮料杯正漂浮而来。就这样,为了生存,他们不知羞耻地出卖了自己。就这样,自我的身份受到了季节性的侵蚀。同样宾至如归的形象,一遍遍声嘶力竭的叫卖,岛与岛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船坞眼看就要遭受污染,官老爷在洽谈土地的交易,而这一切都伴随着《喜洋洋》的乐曲,还有呲牙咧嘴的大笑。什么是游客心目中的人间天堂?连续两周不下雨,皮肤被晒到通红发紫,夕阳下,戴着草帽、穿着花衬衫的流浪歌手,翻来覆去地唱着《黄鸟》和《香蕉船之歌》。其实,这里有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超越了地图上的疆界——那就是这片无边无际的海,还有它深远的记忆。

整个安的列斯,每一座岛都是记忆努力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部种族的传记,终将陷入失忆和浓雾。浓雾中会泄漏一缕缕阳光,还有乍现的彩虹。这正是努力的体现,安的列斯想象力的体现,一字一句,从竹雕中重塑它的神明。

从阿拉瓦克人开始的种族屠杀,是安的列斯历史被诅咒的根源。旅游业像一场温和的疫病,传染了这里所有的岛国,不是渐进地,而是悄无声息地,直到白翼宾馆的鸟粪、天穹和倒退的历史洗白了每一块岩石。

一切终将消失,古风犹存的山谷终将凋零,艺术家终将沦为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但在这之前,仍有些值得珍惜的地方,有些并未与时俱进的山坳,生活周而复始,不为世事变迁所侵扰。它们不是寄托乡愁的所在,而是人迹罕至的圣地,寻常而纯朴,就像那里的阳光。平庸威胁着这些地方,正如推土机威胁着海岬,勘测线威胁着榄仁树,枯萎病威胁着山月桂。

沃尔科特水彩画

最后一点顿悟:苏弗里耶尔城外,草木茂盛的山谷里,一座朴实的石砌教堂;群山围挤着房屋,几乎要将它们推入棕色的河水;树叶上闪着油润的阳光,一个落后的地方,无足轻重,此刻正勉强从这平庸里显出它的重要来。我无意将它神化,也不想赋予它什么,就连记忆都不需要。身穿主日礼服的非裔儿童走下普通的水台阶,步入教堂;披垂的芭蕉叶闪烁着光亮,一辆卡车停在院子里,老妇们蹒跚地走向门口。真正的壁画应当画在这里,不必多么煊赫,但却倾注了虔诚的信仰,地图上找不到,和“历史”不相干。

然而,这一切可能即将消失!我们正开始被逼进所希望的人迹罕至的地方,末路尽头的绿色秘境,又或者海滨的岬角,那里映入眼帘的不再是宾馆酒店,而是空无一人的长滩,还有极远处渔夫烟卷上悠悬的问号。加勒比海不是一首田园诗,当地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从中汲取劳动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像草木,像山上的榄仁树和香料月桂。这里的农夫,这里的渔民,不需要别人的关爱,甚至不想被相机拍到。他们是会流汗的树,树皮上包覆着薄薄的盐层。而在某个岛上,盛装的无根之树每天都在歌颂减税的优惠,招徕来往的老板,每天都在毒害山上的榄仁树和香料月桂。那一天可能终将到来:届时,政府过问的也许就不只是森林和海湾,它也会关切整个民族。

他们回来了,又出现了,一张张脸,容易堕落的天使,光滑的黑皮肤,瞪大了白色的眼睛,透着兴奋和喜悦,就像天福村里参演《罗摩里拉》的亚裔少年。两种不同的宗教,两个不同的大陆,同样在心里注入了快乐的痛苦。

可什么才是免于恐惧的快乐?对自私的恐惧。此刻,我站在这讲台上,世人关注的是我而不是他们。所以,我更想让这些简单的快乐不受玷污,不是因为它们多么纯洁,而是因为它们真实。佩斯便有这样真实的天赋:他在箬棕的飒飒声中听见了小亚细亚史诗的碎片,这灵魂里的亚洲是想象驰骋的疆域,假如在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外,确有所谓想象的话。天福村的田间,少年们对着彩旗引弓射箭,他们的快乐也是真实的。现在,一个男孩打开了练习本,心里怀着感恩的喜悦,但又有些受宠若惊。他在页边的限制下,写下一行又一行诗;那里或许闪耀着无名岛山顶的光,珍藏着我们的微不足道。

本文是沃尔科特荣获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受奖词,选自《黄昏的诉说》,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摘编 | 张进

编辑 | 申婵

校对 | 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

关于作者: luda

无忧经验小编鲁达,内容侵删请Email至wohenlihai#qq.com(#改为@)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