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图片说明：佐尔格在上海的肖像画
谍战一向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一系列出入龙潭虎穴的秘密干将留下丰富精彩的故事，至今都是文学影视作品的创作源泉。有意思的是，20世纪上半叶，当中华大地正进行土地革命与反侵略斗争之际，一大批苏联红色秘密工作者也来到这里，他们或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合作，或亲自独闯虎穴，阻止日伪军事进攻阴谋，而他们最重要的工作舞台就是上海，其中工作最出色的莫过于理查德·佐尔格，他的称号是“红色谍王”。
能人来了
1932年1月10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反间谍处长、英国人托马斯·吉文斯的案头上出现了一份关于德国侨民奥斯瓦尔德·邓尼茨的盯梢报告，内容是怀疑他冒名顶替，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卡尔·列辛，而且此人和一个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人往来甚密，有理由怀疑后者是苏联间谍。凭着多年在上海反共的经验，吉文斯敏锐感到自己钓到大鱼了，遂叫来负责对付共产党的探长艾佛列斯特，要他密切监视佐尔格。吉文斯的直觉没错，佐尔格确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驻上海站长，但吉文斯仅视其为已被确认身份的13名在沪苏联间谍之一。他哪里晓得，自己立卷调查的这个人，就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优秀的间谍！
佐尔格，1895年生于沙俄治下的里海名城巴库，父亲是德国石油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1898年全家迁回德国。佐尔格长大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先是加入德国共产党，后转到苏联，参加联共（布）并为格鲁乌工作，1930年1月10日奉命与两个战友一起来到上海，他们的上级是苏联红军总参第四局（即情报总局，格鲁乌），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某通讯社记者兼工业博士 。
巧妙周旋
佐尔格初来乍到，主要和美国共产党员史沫特莱联系。佐尔格请史沫特莱协助他组建情报小组，并希望吸收一些中国革命者。在吸收小组成员时，佐尔格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先从史沫特莱的朋友中寻找人选，经引荐后与之交往，慢慢熟悉。很快，佐尔格就结识了大批志同道合者，其中有个很有学识的王先生，职业是翻译，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上海，王先生与佐尔格交往最深。王先生是个“信息达人”，他那近乎计算机的大脑能从海量情报素材中挑出重要内容，然后与佐尔格一起分析，最终形成可以向上汇报的真正情报。有时，为了确定一份情报的准确性，佐尔格与王先生要分别与情报提供者面谈，然后再拼接起来，去伪存真。
佐尔格发现，小组中的中国侦察员都能独立完成任务，并利用自身特有优势解决问题。因此，佐尔格上海情报小组的行动原则就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而非耳提面命。鉴于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大家见面一般都在深夜。如果天气允许，接头地点就选在便于撤离的
大街，有时也在室内。会面地点经常更改，否则容易被敌人盯上。
佐尔格的情报小组中，还有不少日本国际主义战士，他们对饱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充满同情，真心实意地想帮助苦难的中国人民。在这些“意志的战士”中，日本记者尾崎秀实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佐尔格是通过史沫特莱与之相识，后来与尾崎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在所有日本成员中，尾崎是佐尔格最重要的战友，提供的情报也最可靠、最重要。只可惜，1932年，尾崎秀实早佐尔格一步离开上海。不过在离开上海前，尾崎秀实将正芳引荐给佐尔格，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但在见过两次面后，佐尔格就不与正芳联系了，因为正芳不适合情报工作。此外，佐尔格还通过尾崎结识了日本人河合。河合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曾两次从上海前往被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满洲），搜集日军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华北和苏联远东地区的情报。由于河合只会日语，所以尾崎不在场时，佐尔格与他交流起来就很费力 。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这之后，日本人走在大街上都有一定危险。为了保证小组里的日本成员安全，佐尔格经常在上海日租界旁边的花园桥（今外白渡桥）附近等他们，然后一起上汽车去会面地点。在佐尔格看来，史沫特莱家是最理想的会面地点，因此，他经常在那里与尾崎等日本人见面。这种会面不经常进行，最短也要间隔两周，且时间均选在深夜，由佐尔格开车接送。
欧美成员各司其职
档案显示，除中国人与日本人，佐尔格的情报小组里还有欧美成员 。
这些人中间，最关键的人物是阿列克斯，他一开始是佐尔格的上级，任务是保障小组与格鲁乌的联络，此外还负责一些军事方面的问题。但来沪才半年多，他就被公共租界的巡捕盯上了，只得撤离。在沪期间，佐尔格是阿列克斯的助手，负责政治方面的情报工作。正所谓“形势逼人强”，因为失去领导和技术骨干，佐尔格不得不自己担起技术通信、组织关系和军事情报方面的工作，成了情报工作的“多面手”。
在佐尔格身边，有不少因1918-1920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转移到上海的中东欧国家人士，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像1931年担任佐尔格技术助手的约翰是波兰共产党员，他尤为擅长通信、加密和拍照，而德国女联络员汉伯格不仅负责保管资料，还将住宅无偿提供给佐尔格。还有一个叫保罗的，他参加过一战，是军事情报方面的高手，是佐尔格的高参，而且在佐尔格离开上海后，还继任小组的领导。
佐尔格一般在自己家或这些成员家碰头，偶尔也去饭店、酒吧或舞厅。他们的见面频率很高，一般通过电话联系就行。佐尔格把搜集到的情报都保存在家中，然后根据情报写成报告发往莫斯科，之后再把这些材料销毁，或者返还给相关人员。
几乎是个“中国通”
动身去上海前，苏联就给佐尔格布置了一系列任务，内容非常丰富，包括了解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对内及对外的各项政策，美英日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中国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状况等 。
为了获取这些情报，佐尔格小组齐上阵。位于上海的德国领事馆是重点对象，佐尔格认识里面所有的重要人物，尤其是为蒋介石集团服务的德国军火商和军事顾问。佐尔格获得了大量有关国民党内部政治、军事、经济与外交情报，不少有价值信息还辗转反馈到苏区和红军那里。
档案显示，在佐尔格看来，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中国劳动人民对国民政府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上海的银行家、浙江财团、大地主、黑帮和大公司代表却非常拥护国民党。对外政策方面，国民党的外交政策是看英美脸色行事，在蒋介石看来，向英美靠拢，可以提升自己同别国特别是与日本交往时的地位。农业方面，国民党当局制定许多计划，但由于他们的农业政策是维护富农和大地主的利益，所以计划没有一个能成功。工业方面，旧中国至多发展起可怜的纺织业，新建两三家兵工厂，完全是为了敛财和镇压革命之用，佐尔格甚至拿到南京和汉口兵工厂的建设图纸，基本能判断出这些工厂的产能。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满洲，次年又进攻上海。佐尔格及其情报小组需要尽快弄清，这些事变之后，日本接下来到底是北上进攻苏联西伯利亚，还是南下占领中国全境。于是，日本问题成了佐尔格的工作重点。在搜集日本政策情报时，小组中的日本组员发挥了很大作用，佐尔格把尾崎当成自己的老师 。通过交流，佐尔格对日本的历史与政策有了全面了解。与此同时，佐尔格派河合两次前往满洲，搞到关于日军部署、中国游击队的战术、日本掠夺满洲经济等具体情报。就这样，佐尔格及其战友就如同默默无闻的蜜蜂，把大量宝贵的“情报蜂蜜”从上海发往最需要的地方 。
被愚弄的巡捕们
佐尔格密集的情报工作，不可避免地被嗅觉灵敏的上海反谍报部门注意。前文提到的公共租界工部局探长艾佛列斯特在1932年上半年就注意到佐尔格在上海换过五个住处，后来定居在法租界，这意味着要抓他，得和法国同行合作。但不管英国人如何绞尽脑汁，可到头来却弄不到一丁点有关佐尔格的 “黑材料”，也意味着无法向法租界巡捕房提出逮捕理由。倒是职业敏感性强的佐尔格感到有情况，为防万一，采取了额外的安全措施。1932年冬，他又从南京获得一份绝密情报，称中国国民党当局“发现有苏联军事间谍打入内部”，怀疑目标指向“呆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犹太人”，因为佐尔格以德国公民示人，而最亲密的助手又是犹太人，因此他紧急向格鲁乌总部报告。
为规避被捕危险，格鲁乌紧急下达撤离上海的指示，1932年11月12日，佐尔格奉命离沪。撤离前后，他采取了周密细致的安全措施，弄得公共租界工部局在长达10个月里一直以为他只是临时去中国内地几个省 ，很快就会返回上海。1933年春，佐尔格从苏联潜回德国，为不久后远赴日本从事秘密工作做过渡。恰在此时，吉文斯领导的工部局反间谍处拟好了一份“在沪可疑苏联间谍”名单，上面赫然列着“理查德·佐尔格工业博士”的大名。如果格鲁乌能及时获取这份名单，佐尔格的日本之行几乎肯定会取消，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肯定也会被改写！
1933年7月底，艾佛列斯特向吉文斯报告，有一份情报显示佐尔格已经返回上海，住在黑石公寓。三天后，执行力很强的艾佛列斯特向吉文斯报告，佐尔格的确住在该公寓44号房间。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英国人大吃一惊：8月初，艾佛列斯特又报告称，上述房间里的确住有佐尔格，但他的全名是“沃尔夫冈·佐尔格”，不是要找的“理查德·佐尔格”，至于后者，“有确切情报称，他目前正在广州……”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弄清究竟是谁如此巧妙地捉弄、迷惑了公共租界的暗探们。
1933年9月6日，佐尔格踏上日本横滨港的土地，也意味着他在上海同好几家情报机构决斗的历史就此翻篇 ，而他和日本特高课的生死搏斗也就此拉开帷幕。在日期间，佐尔格继续以德国记者身份工作，1941年5月向莫斯科报告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确切日期、德国国防军进攻计划大纲。当年秋天，当德国人兵临莫斯科城下时，佐尔格又冒险向莫斯科报告，日本不会对苏联开战。这一宝贵情报让斯大林决定把远东数十个师调入西线 ，最终把德国人驱离莫斯科。也正因为用电台长时间拍发这份情报，导致日本特高课注意上佐尔格，1941年10月18日将其逮捕，三年后处以绞刑。1964年，苏联追授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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