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1期，原文标题《最近浮出水面的“美丽公主”》
对达·芬奇原作的论证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
特约撰稿/龚之允
2011年11月7日，英国伦敦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抱银貂的女子》
20世纪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抱银貂的女子》是否为达·芬奇真迹，因为这幅画直到1889年才作为达·芬奇的画作出现于出版物中，又直到现在才尘埃落定，被普遍认为是真迹。
21世纪则有两幅作品浮出水面，被认为是新发现的达·芬奇作品。关于这两幅作品的情况，《三联生活周刊》曾刊登文章介绍过。其中一幅是《救世主耶稣》，这幅饱受争议的作品现在荣升为史上最贵的艺术拍品，被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卢浮宫宣布作为镇馆之宝而收藏，但此后却下落不明；另一幅则是《美丽的公主》三彩羊皮卷手绘肖像，牛津大学的艺术史学者马丁·肯普在2012年曾出版过专著论证这是真迹。但在2017年，英国有一位赝品高手向媒体宣称《美丽的公主》是他在1978年根据超市收银员的样貌画出来的。至今未有定论。
《美丽的公主》被认证为达·芬奇真迹的消息，其实首先是由英国记者西门·怀特（Simon Hewitt）得到内部消息后，于2009年公开报道，该新闻一下就成了头版头条的热点。
《美丽的公主》
西门·怀特毕业于牛津大学艺术史系，其导师是著名的文艺复兴专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在追踪报道的过程中，怀特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因此决定自己开展独立研究。肯普教授通过文献检索发现《美丽的公主》画中人为比安卡·斯福尔扎，即达·芬奇雇主斯福尔扎公爵的私生女；怀特则辗转欧洲各地，从故纸堆中找到了更多的信息来佐证。怀特还发现达·芬奇的毛发颜色是姜红色的，这是一项新的发现。
西门·怀特把《美丽的公主》直接命名为《比安卡·斯福尔扎》。这幅作品据考证原是现藏于波兰华沙的“斯福尔扎”羊皮卷的一页，在18和19世纪之交被单独辑出装裱。“斯福尔扎”羊皮卷是作为纪念斯福尔扎家族史而定制的。达·芬奇作为米兰宫廷的御用画家，与其他艺术家一起参与了此羊皮卷的图稿设计。根据现在的科学检测，在画稿上发现了一个左手指印，有专家认为也许就是达·芬奇本人的指印。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专注于研究达·芬奇之前，他在你的印象中是怎样的一位艺术家？
西门·怀特：我认为他是空前绝后的全才。但也正因如此，我一开始避开了对他的深入研究。研究他应该从何入手呢？在我的印象中，和大多数人一样，达·芬奇是一个白胡子、长发飘逸，像“天父”那样的老人家。我后来研究的达·芬奇图像主要集中在15世纪90年代，那时的他只有40多岁。在画米兰公爵（即斯福尔扎公爵）私生女的时候，他的头发长不过披肩，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是姜红色的。这样的发色在当时的意大利并不多见，因此可以想象达·芬奇祖上来自意大利境外。我把一些研究的线索写到了我马上要出版的书里。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研究《比安卡·斯福尔扎》 （《美丽的公主》）的？
西门·怀特：2009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在布鲁塞尔艺博会上遇到了彼得·希夫曼（Peter Silverman）。我们都在排队等出租车，当他听说我是一名记者的时候，便说也许有些有趣的新闻可以找我报道。9个月后他发了一封电邮给我，说有一个重大的新闻，并邀请我去巴黎与他会面。我到了巴黎，在他的寓所中看到了他两年前从纽约买的一幅少女肖像。这位少女的身份当时无人知晓，也没人可以确定这是一幅达·芬奇的画作。几个月后，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认为这是达·芬奇的作品，希夫曼便请我写专文来公布这件事。当时这篇文章刊登在伦敦《古玩周报》（Antiques Trade Gazette）上，我是这家报刊驻欧洲的联络员。这篇报道一下子成了世界舆论的焦点。我对其进行了许多后续的报道，这成了我记者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报道。我报道了许多专家的观点，与此同时，我萌生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想法。于是我开始进行独立研究，写了即将出版的专著《达·芬奇和毁灭之书》
最先报道《美丽的公主》为达·芬奇真迹这一消息的英国记者西门·怀特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什么时候开始确信《比安卡·斯福尔扎》是达·芬奇的真迹？
西门·怀特：我第一次在希夫曼家中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并没有确信这是达·芬奇的原作，因为当时画作发黄，几乎金色的背景让我感到这是一幅19世纪那扎瑞尼画派（Nazarenes，在德意志地区绘制基督教题材的浪漫主义流派）的作品。不过两天后我看到了来自巴黎卢米埃科技公司（Lumière Technology）数码工作室发来的放大图片，我改变了想法。画面的细节让人感到震撼，特别是眼部的绘画处理，达·芬奇曾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幅肖像画，让我们走进了画中少女的内心世界：智慧、忧郁，同时充满希望……《比安卡·斯福尔扎》是青年肖像的典范，充满了未知的神秘。
当然作为一名记者，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放入报道中的。但作为一位艺术爱好者，我被迷住了。我觉得这是世界肖像艺术史中处理得最微妙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这幅画曾多少次作为达·芬奇的真迹参加过展览？
西门·怀特：7次。2010年在瑞典的哥德堡；2014至2015年在意大利乌比诺和蒙扎的公爵府，还有瑞士的卢加诺；2018年夏在北京的山水美术馆，然后又到了天津和南京巡回展览。
三联生活周刊：现存的达·芬奇真迹中哪些可以作为《比安卡·斯福尔扎》鉴定的参照？
西门·怀特：可以参考，但没法做直接的比较，因为这幅画作实在太特殊了。虽然看上去像一幅油画作品，但实际上这是一幅彩色素描。（我认为）这是达·芬奇唯一的一幅羊皮卷彩绘，他唯一的彩色侧面肖像。
卢浮宫收藏的达·芬奇素描稿《伊莎贝拉·艾斯特》（比安卡的继姨母）应该是最明显的比较对象，因为都是贵族女性的侧面像。不过我觉得英国王室收藏的粉笔素描婴儿侧面像也一样是重要的参照作品。我认为那幅画的主人公是比安卡的异母弟，曾作为模特被达·芬奇画进了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那幅《岩间圣母》中。
不过最有意思的参照作品是《蒙娜丽莎》。英国谢菲尔德哈莱姆大学的心理学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学实验，发现从正面看比安卡的画像，她的嘴角下弯，但如果从其他角度看，她的嘴角却呈上扬的姿态，就好像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一样。
2017年10月24日，达·芬奇画作《救世主》在伦敦展出（视觉中国供图）
三联生活周刊：在研究过程中，你和哪些机构或专家进行了合作？
西门·怀特：我进行的是独立研究，因此没有和别人合作。不过我借鉴了其他专家的研究成果，比如马丁·肯普（Martin Kemp）、伊莎贝塔·葛宁内拉（Elisabetta Gnignera）、克里斯蒂安·戈多（Cristian Geddo）和尼古拉斯·特纳（Nicholas Turner），特别要感谢卢米埃科技公司的技术专家巴斯卡·科特（Pascal Cotte）。我还多次拜访了洁宁·马奇格（Jeanne Marchig），她在1998年通过佳士得拍卖行出售了画作，她的丈夫曾是画作的收藏人，并且修复这幅画。巧的是，她也住在日内瓦，离我家就40公里远。
我还拜访了许多博物馆和图书馆。最开始在意大利都灵、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图书馆（Biblioteca Reale，Riccardiana，Fondazione Cini），那里有着丰富的15世纪手卷藏品。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发现却是在柏林的版画素描博物馆（Kupferstichkabinett），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位美国博士的毕业论文，里面提到了完成于1495年的米兰的史诗绘本。绘本完成于达·芬奇绘画《比安卡·斯福尔扎》一年之前。在我的书出版之前，谅解我不能透露过多的细节。
关于比安卡·斯福尔扎的信息并不多，有一则1912年的文献认为她很可能死于谋杀。根据的是1717年路德维克·安东尼奥的著作。这是一本皇皇巨著，有两大卷，还没有被数码化，也没有其他印刷副本，在日内瓦的大学图书馆里也没有收藏。最后我在米兰的索马里图书馆找到了它，并且证实了比安卡·斯福尔扎是被毒杀的。
我还拜访了另外三个地方。首先是位于波兰东南的文艺复兴小镇扎莫斯科（Zamosc），小镇是16世纪80年代由意大利的建筑家设计的。《比安卡·斯福尔扎》这幅画本是《斯福尔扎手卷》里的一页，手卷被藏于扎莫斯科200年之久。意大利北方的帕维亚加尔都西会修道院（Certosa di Pavia）充满着斯福尔扎时代米兰的气息，就像《达·芬奇密码》里说的罗斯林教厅（Rosslyn Chapel）一样迷人。还有意大利的博比奥（Bobbio）小镇。比安卡·斯福尔扎曾被称为博比奥小姐，在图绘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的修道院据说给了著名艺术史家、作家埃柯（Umberto Eco）写《玫瑰的名字》的灵感。博比奥有着世界上最美妙的桥梁，也许那就是《蒙娜丽莎》背景里的桥。
三联生活周刊：达·芬奇被看作一位文艺复兴人（通才），对人文主义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他和斯福尔扎等贵族赞助人的合作、他的科学研究却有着冷酷的一面，对此你怎么看？
西门·怀特：我不认为设计武器的人就一定冷酷无情。比如安德烈·沙克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设计了俄国的核武器，却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专业化的世界，我们并不期望科学家能称为艺术家。但是达·芬奇是狭隘专业化的相反面，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无论设计坦克还是降落伞，我猜他的初衷是丰富他的内心世界，并且施展他发明创造的能力。
作为军事工程师收入是可观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战争比比皆是，每个王公贵族都想得到最先进的武器。当达·芬奇移居米兰的时候，他就向卢多维科公爵吹嘘自己的军工设计才能，而当时米兰正和威尼斯发生军事冲突。1484年双方签署停火协定后，达·芬奇就回归到其他方向的研究中了：米兰公爵也同样需要达·芬奇的装饰、舞台和庆典特效的设计。
1499年卢多维科被法国人打败，达·芬奇就需要找新的赞助人了。他首先找到的是法国的将军林尼伯爵（Comete de Ligny），后来又去威尼斯工作了一段时间，设计军事堡垒。不久他就开始为意大利著名的军事诸侯切萨瑞·波吉亚（Cesare Borgia，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主角）服务了……达·芬奇是私生子，他没法继承遗产，就需要自谋出路，因此他的一些工作看上去并不安逸。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牛津大学的导师是著名的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哈斯克尔，你和他学了哪些科目？你觉得你学到的方法论是否有助于现在这项研究？
西门·怀特：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开设了两门研究生课程，一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还有一门是“印象派前的19世纪法国艺术”。我选的科目是后者，因为我有法国血统，而且我的学士科目是法语与历史。我当时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学习文艺复兴。不过就在我研究《比安卡·斯福尔扎》的时候，这个梦想实现了。
哈斯克尔让我们阅读了许多巴黎沙龙的艺术评论，波德莱尔和佐拉等人的。牛津大学图书馆有着原版的资料，很多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这一教学的目的是训练我们理解批评家是怎么看待同时代艺术的，而不受历史沉淀声望的影响。在假期他鼓励我们去法国的地方博物馆尽可能多地鉴赏画作。那个年代并没有互联网搜图，我们实地考察看到的画作很多都不见诸照片和出版物，更不要提被数码传播了。这就像是一个侦探工作，这些技能也运用在了《比安卡·斯福尔扎》的研究中。
毕业后，我在巴黎成了一位写艺术新闻的记者，需要阅读大量的拍卖图录，有很多机会看到一些19世纪不知名的艺术家的复制品。我会把这些图片做成简报，在哈斯克尔来法国讲课的时候拿给他看。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2000年，71岁的他去世了。
哈斯克尔的信条是，抱着开放的态度看尽可能多的艺术。他也认为文献阅读和对上下文的理解非常重要。这些都对我做艺术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就是因为这样而没有放过一些没有显露的线索和图像，才在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三联生活周刊：理解达·芬奇最富有挑战的地方在哪里？
西门·怀特：最困难的是如何评估他所处的政治和艺术语境。达·芬奇被普遍认为是天才，就好像成了一个定理，因此他所处的时代语境很轻易地就被忽视了。但是没有人是孤立独处的，无论这个人是多么的天才。
在米兰，达·芬奇为卢多维科公爵服务了15年，也是比安卡丈夫葛雷阿佐·桑瑟维利诺（Galeazzo Sanseverino）的好友。桑瑟维利诺后来先后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麦克西米连和两位法国国王服务，在欧洲史上是非常国际化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卢多维科的传记。
在米兰，达·芬奇还与布拉曼特（Bramante，建筑家）、安博洛奇奥·普雷迪斯（Ambrogio de Predis，画家）和乔凡·比拉格（Giovan Pietro Birago，袖珍画家）一起合作制作了《斯福尔扎手卷》。可惜的是对于这些人的研究就比较少，要知道他们在米兰的薪资比达·芬奇多得多。博拉蒙特在罗马的建筑更为人所知，他在米兰的活动则被忽视了。
研究达·芬奇的另一个挑战则是如何解读达·芬奇的隐藏信息。达·芬奇喜欢象征符号和谜题。比如他喜欢画卷曲打结的图案，这些图案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些图像意义需要把画面倒置以后才能发现。你可以很轻易地把书倒着看，但很难会想到把挂在墙上的画倒过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