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记者白国华报道
没有太多意外，没有太多惊喜，贵州恒丰在主场0比2不敌广州富力，提前两轮降入中甲。
看完这场直播，我开始仔细回忆起与这支球队的记忆交集——2010年，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贵州智诚（也就是现在的贵州恒丰），这么些年，有时候写他们多一些，有时候写他们少一些。
对于采访过的球队，总会多几分关注。
比赛结束后，我翻看这些年自己写过的、与贵州足球相关的报道，找出来这么一篇，就当作是一种回顾吧，再看看他们来时的路……
文章写于2010年，其时贵州智诚还在乙级，正面临着冲甲的关键时刻——那一年，贵州智诚在中乙半决赛被大连阿尔滨击败，最终阿尔滨冲甲成功。
11月27日，中乙联赛半决赛开打。第一回合的比赛中，贵州智诚队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被大连阿尔滨连进三球逆转。对于贵州智诚队的主教练袁弋和他的队员来说，这是两场为命运而战的决斗。十五年的奋斗，在2010年的冬天，袁弋似乎仍然看不到光明的未来。
1995年，33岁的袁弋还是贵阳一个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每天坐在办公室，一包烟，一杯茶，一张报纸，很容易就打发掉一天的时间，收入六七百元，不多不少，在贵阳属于中等水平。
袁弋曾经是贵州省足球队的一员，但是对于曾经的省队生涯，荣誉实在乏善可陈，但凡正式比赛，净负对手五球以上是家常便饭，有时失球甚至达到两位数，“当时都不敢在全国范围进行比较，就是在云贵川这个区域，贵州足球也是最落后的。”
具体是哪一天，袁弋现在也想不起来，他当年在贵州省队的主教练何炳权找上门来，希望他能去贵阳实验二小当一批小孩的足球教练的时候，袁弋有点蒙了。
何柄权，今年74岁，这位贵州足球的老爷子1958年就担任过省队主教练，现在是贵州智诚俱乐部的老总。1995年的时候，他还是贵州兴黔足校的负责人，他刚刚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一批6岁的队员送去了市府路小学。
这是兴黔足校儿童班的队员，也是何柄权认为足校这么多年来最出色的一批孩子之一，当时已经准备送往贵州的传统足球学校实验二小，他们每个人要交3000元的赞助费，而如果是普通的孩子，则需要交6000元。但是这个消息被市府路小学的校长得知，这个喜欢足球的校长决定把他们全要过来，条件一降再降，从每人2000元到免费。家长们都决定把孩子们送往市府路小学。
这批好队员送往了市府路小学以后，实验二小不高兴了，他们就要再找一批队员来培养。何柄权思量再三以后，找到了昔日的弟子袁弋，因为他认为袁弋责任心强，而且水平高。
昔日老师的请求，加上袁弋对足球还有一份梦想，于是他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接手时，每个月可以领到两百多块钱，但是这对袁弋原来的工作影响很大，经常请假后，袁弋干脆自己出钱买断了工龄，最后从一个公务员变成了现在的足球教练。
十五年光阴一晃而过，现在已经48岁的袁弋没有抱怨过自己的选择：“我有抱负，也有野心，那就是要实现我们贵州几代足球人的梦想。”贵州人是否能踢足球，这已经被黎兵和汪嵩证明过了，而现在在法国梅斯踢球的弋腾，出生于1991年，也正是实验二小的作品。
十五年了，袁弋，和他的队员，贵州足球走上了一段艰难泥泞的道路。
袁弋在实验二小的校园内贴了几张广告来招聘队员。正式集合的那天，一共来了20个队员，把球给他们的时候，袁弋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这批新收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颠球，而此前已经去了市府路小学的那批队员，有的颠球已经超过200个了。
而这20名小学新生最后被袁弋全部收下，他们并没有经历所谓的“选材”关。他们有的想踢足球，有的想进这所重点小学才报名学踢球，还有的体弱多病想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孩子们要练四小时。实验二小每个年级各有一支足球队，别的孩子放学回家，别的球队全部收队之后，袁弋的球队还在挑灯夜战。重点小学还不能放松功课，训练结束回家吃过饭，孩子们经常写着作业就趴在桌上睡着。
“小时候他经常生病，送他去踢球是为了锻炼身体。”队员杜少斌的父亲杜德福说，白天上学，放学后经常练到晚上九点，回家就做作业，“娃娃很累，好几次不想再踢了。”而就是这个小时候经常生病的杜少斌，在和大连阿尔滨的比赛中为球队首开记录。
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冬天，因为天冷，范云龙的爷爷不再送孙子来参加训练，袁弋后来遇到了范云龙的父母，经过劝说，这个孩子重新回到了球场。十多年后，他不仅是全队最信赖的前场攻击手，还被袁弋称为“可以踢中超的球员”。如果不是因为眷恋着和袁弋的师生之谊、队友间的兄弟之义，范云龙或在天津，或在上海，而不是留在贵州，现在还拿着每个月两千来块的工资。
杨美元，小学三年级起加入球队。不止一名教练认为，杨美元入队前做动作的姿态都不大协调，“跑步时摆臂都有点不对劲。”现在他是队中主力左后卫。袁弋称，事实证明，只要通过苦练，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得到提高，先天条件差的队员也可以锻炼成才。
杨美元的父亲在贵阳开屠宰场：“我喜欢足球，自己也踢过几脚，我一直都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希望我的娃娃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哪怕中国只剩最后一支球队，我也要把儿子送进去。”
这批孩子的成绩慢慢出来了，开始和市府路小学踢的时候经常输十几个球，但后来市府路小学不是对手了，到了四年级，市府路孩子们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到实验二小去，为了对得起市府路小学的校长，何柄权只是让其中的三名孩子转会到实验二小。
2000年，这群五年级的孩子获得了“贝贝杯”全国少儿足球乙组冠军，面对一年之后的小学毕业典礼，他们要么放弃足球继续中学的学业，要么像前辈黎兵一样流浪到外省。最终，他们的表现引起了广西金嗓子足球学校的注意，经过袁弋和家长实地考察，孩子们被金嗓子足校集体买断，从此背井离乡。
在这件事情上，袁弋第一次感受到贵州足球的寒意——到了命运第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时，他还希望当地体育部门能把这群已经显露潜质的孩子留下来，但是经费拮据的体育局表示“爱莫能助”——一句话，这群孩子就这么被打发了。
离家的那一天，贵阳火车站骨肉分离，孩子对着车窗外放声大哭，亲人在站台上泪流满面。整支队伍，只有一个小孩没哭——范云龙只是和窗外的家人招了招手。
并非范云龙不动感情，而是他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小学四年级时，全队到上海参赛，表现突出的范云龙被当地的足校相中，范云龙收拾行李，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往上海。离开时，他和母亲同样在贵阳火车站痛哭了一场。到上海后，父亲按规定陪孩子住了20天就回去了，10岁的范云龙开始以泪洗面。不过，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渐渐地适应了这一切。
金嗓子足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只有袁弋的队伍是清一色的贵州籍队员，他们入校时被列为“六队”。换而言之，上面还有五支不同年龄的大龄球队。籍贯的不同，招致无端的敌意。这支队伍很快成为这所学校学员们群架、打斗的最大目标。
在场下，他们遭遇大龄球员歧视性的辱骂和拳头；在场上，他们害怕对手报复无法正常比赛，只能承受黑脚和大比分落败的凌辱。雪上加霜的是，每次落败，受尽欺凌的全队都要受到袁弋的责罚，被夹竹桃枝条或铁丝制成的衣架抽打——打到背上，一下就是一条血印。范云龙说，尽管大家都受过体罚，但还没有出现过因此离队的现象，“其实我们晓得，袁教练下手的时候，他心头也很酸。”
无论在贵阳实验二小还是金嗓子足校，袁弋的球队总是练得最多、最苦的那一支。因为训练太投入，他经常忘记收队的时间。有一个周六，球队从上午八点半连续练到下午两点半，一堂训练课用了六个小时。苦练的成果是——2004年在有64队参加的全国U15足协杯比赛中，他们取得了第二名。
成绩出来了，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2004年，徐根宝决定要走队中包括范云龙在内的七名孩子，因为兼任金嗓子足校的总教练，所以徐根宝给足校发了一纸调令；此后天津泰达也看中了四名队员，甚至连装备都给他们发了——但是温思渝的出现，让这批孩子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转折。
温思渝，58岁，贵州人，曾经是何柄权的队员，也曾经是西安财经大学的金融系主任，后来下海，创办公司，目前在北京、贵阳、成都、香港都有产业，在贵阳，智诚集团的产业包括房地产、百货，到底有多少财富，没有一个确切数目，但是据估计，应该过亿。
显然，温思渝曾经的贵州队员的经历，让他对贵州足球多了一份特殊的关注，2005年他组建了贵州智诚俱乐部，2007年，他用60万元的价格把这批队员从金嗓子足校买断。这一年，范云龙、韦健和唐渊三名队员入选了国青队。
2008年，贵州智诚开始参加乙级联赛，这群孩子的月工资是800元，赢球奖金是全队2万元。由于收入太低，每次续约时都人心惶惶。2009赛季，该队球员的月工资涨到了1500元，这仍然离中乙球员的平均收入比较远。2009年6月，高考给这支球队带来了又一次震荡。贵阳有一所大学愿意接收8名球员入学，最终，在袁弋的苦劝下，大家放弃了高考。
代表贵州参加第十一届全运会男足甲组预赛，是这支队伍建队以来所遭受的最大重创。去年6月4日，在武汉，预赛最后一轮对阵东道主，开场不久范云龙争抢头球被红牌罚下，终场前战成1比1，已稳获小组第一的湖北队继续狂攻，第92分钟再下一城。而在同组另一场本该同时结束的比赛中，浙江队凭借第94分钟的进球出线。
赛前就有各种风声说“贵州要被做掉”，而在赛前凌晨，智诚教练组宵夜时发现，时任绿城俱乐部总经理的林乐丰正宴请大连籍主裁判王学庆。比赛结束果真出局时，球员范云龙和李凯冲向王学庆被拦住，两人因痛骂主裁判事后被处以禁赛。袁弋则当场流下泪来，他走上前对王学庆说：“我不评价你的裁判水平，但你的一声哨，让贵州足球倒退三十年。”
这场因对手做局而输掉的比赛，让贵州足球失去的不仅是出线权，上层的支持、省内的关注也因之化于无形。本来如果贵州队能出线，对于贵州体育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对于以后的青少年培养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可是一切都付诸流水了。
在这次打击后，可以说，这次参加乙级联赛，几乎成为决定这支球队命运的最后一道分水岭。
队员们的工资已经涨到两千多了，奖金呢？仍然维持在两万，如果赢一场比赛，一个主力队员大概能拿到一千元左右，而进入比赛大名单的替补队员只能分到几百。每念及此，袁弋非常痛心：“我耽误不起他们的青春。我现在是在‘刷脸’啊。”
每年的续约，袁弋坦言：“每次我都得在现场，不然很多队员是不会签的。队员也是人，踢了这么多年，就拿这么点钱，一年给袁教练面子，两年给袁教练面子，三年呢？四年呢？他们再给我面子，但他们自己就要完蛋了！”
但你不能去责怪温思渝，每年四百万左右的投入，至今也让他投入了千万左右的资金，而在贵州，投资足球是难以指望回报的，“老板也就是喜欢足球，才会继续搞下去。”袁弋说。
如果今年顺利冲上中甲，对于这个队来说，就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但是第一回合就输给大连阿尔滨1比3，让贵州队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
对于本队丢掉的第二个球，袁弋至今耿耿于怀：“那是个明显的冲撞门将的犯规，裁判却视而不见，他们的一声哨，就能决定我们这批队员的未来啊。”
虽然袁弋仍然在为队员们鼓劲打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但是对于未来，袁弋非常担忧：“如果这个队解散了，这批队员，好的还能到其他队踢比赛，但其他队员呢？文化又不高，聪明一点的会快一点在社会上立足——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没有放弃，就是觉得，我要为他们的未来负责。”
这支队伍，一直在中甲和中乙之间充当升降机。而之后几年的贵州足球，也有了许多不一样的记忆：
2013年，陕西浐灞迁到贵州更名贵州人和；
2016年，贵州人和迁到北京，更名北京人和；
2016年，贵州智诚更名贵州恒丰智诚，当年冲超成功；
2018年，改名为贵州恒丰的他们提前两轮，降级中甲。
但关于贵州足球的故事仍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