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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恒丰足球球员】专题|贵州恒丰降级了,我带他们回到8年前

记者白国华报道

没有太多意外,没有太多惊喜,贵州恒丰在主场0比2不敌广州富力,提前两轮降入中甲。

看完这场直播,我开始仔细回忆起与这支球队的记忆交集——2010年,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贵州智诚(也就是现在的贵州恒丰),这么些年,有时候写他们多一些,有时候写他们少一些。

对于采访过的球队,总会多几分关注。

比赛结束后,我翻看这些年自己写过的、与贵州足球相关的报道,找出来这么一篇,就当作是一种回顾吧,再看看他们来时的路……

文章写于2010年,其时贵州智诚还在乙级,正面临着冲甲的关键时刻——那一年,贵州智诚在中乙半决赛被大连阿尔滨击败,最终阿尔滨冲甲成功。


11月27日,中乙联赛半决赛开打。第一回合的比赛中,贵州智诚队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被大连阿尔滨连进三球逆转。对于贵州智诚队的主教练袁弋和他的队员来说,这是两场为命运而战的决斗。十五年的奋斗,在2010年的冬天,袁弋似乎仍然看不到光明的未来。

1995年,33岁的袁弋还是贵阳一个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每天坐在办公室,一包烟,一杯茶,一张报纸,很容易就打发掉一天的时间,收入六七百元,不多不少,在贵阳属于中等水平。

袁弋曾经是贵州省足球队的一员,但是对于曾经的省队生涯,荣誉实在乏善可陈,但凡正式比赛,净负对手五球以上是家常便饭,有时失球甚至达到两位数,“当时都不敢在全国范围进行比较,就是在云贵川这个区域,贵州足球也是最落后的。”

具体是哪一天,袁弋现在也想不起来,他当年在贵州省队的主教练何炳权找上门来,希望他能去贵阳实验二小当一批小孩的足球教练的时候,袁弋有点蒙了。

何柄权,今年74岁,这位贵州足球的老爷子1958年就担任过省队主教练,现在是贵州智诚俱乐部的老总。1995年的时候,他还是贵州兴黔足校的负责人,他刚刚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一批6岁的队员送去了市府路小学。

这是兴黔足校儿童班的队员,也是何柄权认为足校这么多年来最出色的一批孩子之一,当时已经准备送往贵州的传统足球学校实验二小,他们每个人要交3000元的赞助费,而如果是普通的孩子,则需要交6000元。但是这个消息被市府路小学的校长得知,这个喜欢足球的校长决定把他们全要过来,条件一降再降,从每人2000元到免费。家长们都决定把孩子们送往市府路小学。

这批好队员送往了市府路小学以后,实验二小不高兴了,他们就要再找一批队员来培养。何柄权思量再三以后,找到了昔日的弟子袁弋,因为他认为袁弋责任心强,而且水平高。

昔日老师的请求,加上袁弋对足球还有一份梦想,于是他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接手时,每个月可以领到两百多块钱,但是这对袁弋原来的工作影响很大,经常请假后,袁弋干脆自己出钱买断了工龄,最后从一个公务员变成了现在的足球教练。

十五年光阴一晃而过,现在已经48岁的袁弋没有抱怨过自己的选择:“我有抱负,也有野心,那就是要实现我们贵州几代足球人的梦想。”贵州人是否能踢足球,这已经被黎兵和汪嵩证明过了,而现在在法国梅斯踢球的弋腾,出生于1991年,也正是实验二小的作品。

十五年了,袁弋,和他的队员,贵州足球走上了一段艰难泥泞的道路。

袁弋在实验二小的校园内贴了几张广告来招聘队员。正式集合的那天,一共来了20个队员,把球给他们的时候,袁弋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这批新收的孩子都不知道什么是颠球,而此前已经去了市府路小学的那批队员,有的颠球已经超过200个了。

而这20名小学新生最后被袁弋全部收下,他们并没有经历所谓的“选材”关。他们有的想踢足球,有的想进这所重点小学才报名学踢球,还有的体弱多病想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孩子们要练四小时。实验二小每个年级各有一支足球队,别的孩子放学回家,别的球队全部收队之后,袁弋的球队还在挑灯夜战。重点小学还不能放松功课,训练结束回家吃过饭,孩子们经常写着作业就趴在桌上睡着。

“小时候他经常生病,送他去踢球是为了锻炼身体。”队员杜少斌的父亲杜德福说,白天上学,放学后经常练到晚上九点,回家就做作业,“娃娃很累,好几次不想再踢了。”而就是这个小时候经常生病的杜少斌,在和大连阿尔滨的比赛中为球队首开记录。

一年级第一学期的冬天,因为天冷,范云龙的爷爷不再送孙子来参加训练,袁弋后来遇到了范云龙的父母,经过劝说,这个孩子重新回到了球场。十多年后,他不仅是全队最信赖的前场攻击手,还被袁弋称为“可以踢中超的球员”。如果不是因为眷恋着和袁弋的师生之谊、队友间的兄弟之义,范云龙或在天津,或在上海,而不是留在贵州,现在还拿着每个月两千来块的工资。

杨美元,小学三年级起加入球队。不止一名教练认为,杨美元入队前做动作的姿态都不大协调,“跑步时摆臂都有点不对劲。”现在他是队中主力左后卫。袁弋称,事实证明,只要通过苦练,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得到提高,先天条件差的队员也可以锻炼成才。

杨美元的父亲在贵阳开屠宰场:“我喜欢足球,自己也踢过几脚,我一直都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我希望我的娃娃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哪怕中国只剩最后一支球队,我也要把儿子送进去。”

这批孩子的成绩慢慢出来了,开始和市府路小学踢的时候经常输十几个球,但后来市府路小学不是对手了,到了四年级,市府路孩子们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到实验二小去,为了对得起市府路小学的校长,何柄权只是让其中的三名孩子转会到实验二小。

2000年,这群五年级的孩子获得了“贝贝杯”全国少儿足球乙组冠军,面对一年之后的小学毕业典礼,他们要么放弃足球继续中学的学业,要么像前辈黎兵一样流浪到外省。最终,他们的表现引起了广西金嗓子足球学校的注意,经过袁弋和家长实地考察,孩子们被金嗓子足校集体买断,从此背井离乡。

在这件事情上,袁弋第一次感受到贵州足球的寒意——到了命运第一次生死攸关的抉择时,他还希望当地体育部门能把这群已经显露潜质的孩子留下来,但是经费拮据的体育局表示“爱莫能助”——一句话,这群孩子就这么被打发了。

离家的那一天,贵阳火车站骨肉分离,孩子对着车窗外放声大哭,亲人在站台上泪流满面。整支队伍,只有一个小孩没哭——范云龙只是和窗外的家人招了招手。

并非范云龙不动感情,而是他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小学四年级时,全队到上海参赛,表现突出的范云龙被当地的足校相中,范云龙收拾行李,在父亲的陪伴下前往上海。离开时,他和母亲同样在贵阳火车站痛哭了一场。到上海后,父亲按规定陪孩子住了20天就回去了,10岁的范云龙开始以泪洗面。不过,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他渐渐地适应了这一切。

金嗓子足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只有袁弋的队伍是清一色的贵州籍队员,他们入校时被列为“六队”。换而言之,上面还有五支不同年龄的大龄球队。籍贯的不同,招致无端的敌意。这支队伍很快成为这所学校学员们群架、打斗的最大目标。

在场下,他们遭遇大龄球员歧视性的辱骂和拳头;在场上,他们害怕对手报复无法正常比赛,只能承受黑脚和大比分落败的凌辱。雪上加霜的是,每次落败,受尽欺凌的全队都要受到袁弋的责罚,被夹竹桃枝条或铁丝制成的衣架抽打——打到背上,一下就是一条血印。范云龙说,尽管大家都受过体罚,但还没有出现过因此离队的现象,“其实我们晓得,袁教练下手的时候,他心头也很酸。”

无论在贵阳实验二小还是金嗓子足校,袁弋的球队总是练得最多、最苦的那一支。因为训练太投入,他经常忘记收队的时间。有一个周六,球队从上午八点半连续练到下午两点半,一堂训练课用了六个小时。苦练的成果是——2004年在有64队参加的全国U15足协杯比赛中,他们取得了第二名。

成绩出来了,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2004年,徐根宝决定要走队中包括范云龙在内的七名孩子,因为兼任金嗓子足校的总教练,所以徐根宝给足校发了一纸调令;此后天津泰达也看中了四名队员,甚至连装备都给他们发了——但是温思渝的出现,让这批孩子的命运又发生了一次转折。

温思渝,58岁,贵州人,曾经是何柄权的队员,也曾经是西安财经大学的金融系主任,后来下海,创办公司,目前在北京、贵阳、成都、香港都有产业,在贵阳,智诚集团的产业包括房地产、百货,到底有多少财富,没有一个确切数目,但是据估计,应该过亿。

显然,温思渝曾经的贵州队员的经历,让他对贵州足球多了一份特殊的关注,2005年他组建了贵州智诚俱乐部,2007年,他用60万元的价格把这批队员从金嗓子足校买断。这一年,范云龙、韦健和唐渊三名队员入选了国青队。

2008年,贵州智诚开始参加乙级联赛,这群孩子的月工资是800元,赢球奖金是全队2万元。由于收入太低,每次续约时都人心惶惶。2009赛季,该队球员的月工资涨到了1500元,这仍然离中乙球员的平均收入比较远。2009年6月,高考给这支球队带来了又一次震荡。贵阳有一所大学愿意接收8名球员入学,最终,在袁弋的苦劝下,大家放弃了高考。

代表贵州参加第十一届全运会男足甲组预赛,是这支队伍建队以来所遭受的最大重创。去年6月4日,在武汉,预赛最后一轮对阵东道主,开场不久范云龙争抢头球被红牌罚下,终场前战成1比1,已稳获小组第一的湖北队继续狂攻,第92分钟再下一城。而在同组另一场本该同时结束的比赛中,浙江队凭借第94分钟的进球出线。

赛前就有各种风声说“贵州要被做掉”,而在赛前凌晨,智诚教练组宵夜时发现,时任绿城俱乐部总经理的林乐丰正宴请大连籍主裁判王学庆。比赛结束果真出局时,球员范云龙和李凯冲向王学庆被拦住,两人因痛骂主裁判事后被处以禁赛。袁弋则当场流下泪来,他走上前对王学庆说:“我不评价你的裁判水平,但你的一声哨,让贵州足球倒退三十年。”

这场因对手做局而输掉的比赛,让贵州足球失去的不仅是出线权,上层的支持、省内的关注也因之化于无形。本来如果贵州队能出线,对于贵州体育来说也是一件大事,对于以后的青少年培养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可是一切都付诸流水了。

在这次打击后,可以说,这次参加乙级联赛,几乎成为决定这支球队命运的最后一道分水岭。

队员们的工资已经涨到两千多了,奖金呢?仍然维持在两万,如果赢一场比赛,一个主力队员大概能拿到一千元左右,而进入比赛大名单的替补队员只能分到几百。每念及此,袁弋非常痛心:“我耽误不起他们的青春。我现在是在‘刷脸’啊。”

每年的续约,袁弋坦言:“每次我都得在现场,不然很多队员是不会签的。队员也是人,踢了这么多年,就拿这么点钱,一年给袁教练面子,两年给袁教练面子,三年呢?四年呢?他们再给我面子,但他们自己就要完蛋了!”

但你不能去责怪温思渝,每年四百万左右的投入,至今也让他投入了千万左右的资金,而在贵州,投资足球是难以指望回报的,“老板也就是喜欢足球,才会继续搞下去。”袁弋说。

如果今年顺利冲上中甲,对于这个队来说,就有了安身立命的资本,但是第一回合就输给大连阿尔滨1比3,让贵州队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

对于本队丢掉的第二个球,袁弋至今耿耿于怀:“那是个明显的冲撞门将的犯规,裁判却视而不见,他们的一声哨,就能决定我们这批队员的未来啊。”

虽然袁弋仍然在为队员们鼓劲打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但是对于未来,袁弋非常担忧:“如果这个队解散了,这批队员,好的还能到其他队踢比赛,但其他队员呢?文化又不高,聪明一点的会快一点在社会上立足——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没有放弃,就是觉得,我要为他们的未来负责。”


这支队伍,一直在中甲和中乙之间充当升降机。而之后几年的贵州足球,也有了许多不一样的记忆:

2013年,陕西浐灞迁到贵州更名贵州人和;

2016年,贵州人和迁到北京,更名北京人和;

2016年,贵州智诚更名贵州恒丰智诚,当年冲超成功;

2018年,改名为贵州恒丰的他们提前两轮,降级中甲。

但关于贵州足球的故事仍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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