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a 次贷危机中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3·11”日本地震周年后的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和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见证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广州日报》不把自己局限在地方媒体的定位上，而是把目光投放在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身上，放在对世界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身上。通过一组组脍炙人口的高端访谈，带领读者探究世界变幻、聆听时代强音，体现出《广州日报》作为一流媒体的全球眼光与格局。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方晴
我从西瓜园走来
坐落在广州老城西部的西瓜园，是一处充满传奇的所在。20世纪50年代，《广州日报》在这里诞生，随后走过67年的辉煌岁月，一次次刷新中国报业的纪录：2008年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奥运会，2010年第16届亚运会，《广州日报》日均发行量都达到200万份。
2019年1月18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搬迁到琶洲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与数字试验区，如同一艘新闻巨舰矗立在珠江边，开始了全新征程。而新闻人躬耕半个多世纪的西瓜园将以文化产业的形式继续文脉传承，更加活力四射。
初心不忘，使命在肩。为此，本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我从西瓜园走来》，回望西瓜园内走过的岁月，牢记广州日报人的情怀与担当。
感恩西瓜园，踏上新征程！
策划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晓云、梁倩薇
采编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黄蓉芳
在信息繁杂的资讯时代，如何发出别人难以复制的时代强音？《广州日报》以多篇高端访谈作出了响亮的回答——聚焦时事热点，直击风暴中心，抓住关键人物。由名满天下的人物亲口讲述重大事件经过，其影响力与感染力是其他报道形式难以企及的。《广州日报》星光熠熠的“名人堂”，为重大事件报道增添了高度、深度与力度，也为回溯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次贷危机 约访国际金融巨头
200多封信件的“轰炸”下，不仅摩根斯坦利、标准普尔等机构高管们答应接受采访，连“退隐江湖”的格林斯潘也答应给《广州日报》记者半小时。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07年10月11日。当天，美国道琼斯指数在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后，便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快速掉头向下；在一周时间内，中国上证指数也在录得历史新高后，开始掉头向下。美国次贷危机，牵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神经，人人都在谈论它，地方媒体却鲜少出现一手报道。
这场危机究竟会走向何方，持续多久？其影响局限于美国房地产领域内，还是将辐射全球？它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中国经济是否会受之拖累？处在信息前沿的《广州日报》，非常想为读者寻求以上问题的答案。
与其雾里看花，不如身临其境。2007年11月，《广州日报》作出了到美国、欧洲实地采访全球金融市场掌舵者的决定。“在分管老总的指导下，我们经济新闻中心6名记者明确了一条原则：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谁最先知先觉，谁最具话语权，我们就争取采访谁。”记者方利平回忆，“老总甚至下了指示，掌舵美联储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其实施的低利率被指纵容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对次贷危机应负有一定的责任，而且在金融市场中，其影响力可谓一言九鼎，要尝试联系采访他。”
但这些重头人物和机构，平时只会接受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等欧美主流媒体的采访，作为地方媒体的《广州日报》，在没有人牵线搭桥的情况下，如何取得突破？答案是200多封不仅有吸引力而且有冲击力的约访信件。
这些信件首先以数据说话，详细介绍了《广州日报》在中国报业首屈一指的地位和影响，而且还在详细研究各个约访对象的专长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不仅读者渴望知道，也能挑起约访对象倾诉欲望的挑战性话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多封信件的“轰炸”下，不仅摩根斯坦利、标准普尔等处于风口浪尖的机构高管们答应接受采访，欧洲央行、美联储官员们的口风也松动了，甚至已经“退隐江湖”的格林斯潘，也答应给《广州日报》记者半小时。
2008年1月下旬，六位记者兵分多路，分赴次贷危机风暴的中心——美国华盛顿、波士顿、纽约，英国伦敦和欧洲央行所在地德国法兰克福，采访了近30位欧美金融界重量级采访对象，在春节前后推出“次贷危机大扫描”系列报道，发表了50多篇稿件。其中，《广州日报》记者祝慧、孔华对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访谈，真实地再现了格林斯潘眼中的次贷危机，这也是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首次在美国接受中国平面媒体的专访。
访谈后的记者手记，还为读者展现了格林斯潘的另一面。一般读者很难想象，原来这位叱咤风云的金融巨擘，说话风格是出了名的“含糊不清、晦涩难懂”，在回答敏感问题时，他会低下头、声音变得很小，让人无法听清。但他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老人，愿意配合记者换用多台相机拍照，还特地穿上西装与记者合照。
访谈高端名人很不容易，因为采访对象常常会讲一些语义宽泛的抽象概念，这样照顾了各方面子，也不会出错。在这一系列报道中，不少采访对象倾向低估危机的影响，特别是面对所处机构可能犯下的错误时，回答更是有所保留和规避。
但难能可贵的是，《广州日报》这一系列报道记录了不少直奔要害的观点，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西门·约翰逊直指，“次贷事件有很多问题现在还没有凸现出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问题会越来越明显。现在很难预测未来影响，但这种影响肯定是全球性的。”
报道也记录了一些诚恳的建议，比如英国《观察家报》前总编威尔·霍顿说，“中国应小心避免重复美国的错误——不谨慎地发放贷款。中国现在的经济模式是侧重于生产，不是创新和消费，需要在宏观层面上再平衡，不仅要刺激消费，还需要寻求最佳的投资方式，中国投资需要更有效率。”
记者不仅记录下风暴中的见闻，也以手记和观察的形式，对采访对象的观点加以分析，为读者呈现了风暴之外的思考，包括对美国金融监管政策的反思，以及对全球化金融体系的风险和金融衍生品的重新审视。《广州日报》“次贷风暴大扫描”系列报道，为人们反思这场危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全球访谈 大咖纵论中国崛起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对本报记者说，中国把两亿人口从贫困中拉了出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有句老话，“旁观者清”。当我们试着用旁观者的角度观察次贷危机等国际大事时，也希望听到中国之外的声音，听听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巨变。特别是那些关心着中国的卓越政治家、经济学家，当他们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看中国时，会解读到什么？
2008年12月，《广州日报》推出“改革开放30年全球名家访谈录”，连续刊登全球十余位重量级人物看改革开放的系列报道。
他们当中，有的是与中国改革开放有着极深渊源的政治家们，比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和APEC之父、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霍华德说：“在我刚刚担任总理时，有一些评论家预言我不会跟中国有更多的交流。但事实证明他们的猜测完全错误。”霍华德此后多次到访中国，深谙中国发展进程，“从改革开放之初至今，中国把两亿人口从贫困中拉了出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他们当中，有的是一直研究中国和亚洲政策的战略家们，比如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等。布热津斯基赞叹道：“中国崛起是非常令人惊奇的，这是和平崛起。一个国家能如此和平崛起，是非常不寻常的。”
他们当中，还有的是把中国视为经济学实验室的经济学家，比如数学专业出身、深谙经济贸易政策事务的时任欧盟驻华大使安博。当时他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拥有全世界15%的人口，但经济体量只有全世界的百分之零点几；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领导人当年作出改革开放的决定，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决策之一。”
《广州日报》“改革开放30年全球名家访谈录”囊括了十多位重磅名家专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国内外各大媒体广泛转载，充分体现了《广州日报》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地震周年 专访两位日本首相
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向本报记者讲述了灾后复兴之路的艰难和曲折、决心和希望。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伴随海啸，《广州日报》7人采访小组第一时间“空降”日本震区，把资讯传回中国。
当年6月，《广州日报》记者再度前往地震灾区，并先后采访了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时任日本内阁府新闻发言人四方敬之、时任日本观光厅长官沟畑宏等重量级人物，调查日本经济、核设施的恢复运行实况。2012年3月，在日本大地震发生一周年之际，《广州日报》记者再踏上征程，独家专访了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时任经济产业大臣枝野幸男、日本观光厅时任长官沟畑宏和前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听他们讲述日本灾后复兴之路的艰难和曲折、决心和希望。
近6000字的独家专访报道，提出了20个问题，内容涵盖日本重振之路、其间中国的角色、核电与能源问题和对旅游业的影响、对游客担忧的回应等，可谓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满足了读者的多层次需求。这个高端访谈报道，在海内外华人圈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独家披露的灾后重建计划，还被一些英美媒体加以转载。
事实上，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国民都曾遭受地震的伤痛。对中国来说，观察邻国如何防灾、救灾，进行震后复兴，总结得失，借鉴经验，是难得的一课。对于日本来说，观察中国如何实践灾后重建，也有着重要意义。鸠山由纪夫在回答《广州日报》记者问题时表示，日本应该借鉴四川经验，学习中国的复兴方针，采取特区制度，为各地域制定复兴计划。
①②为直击次贷危机，《广州日报》记者发出了200多封约访信件，采访多位国际金融大咖，其中就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③日本“3·11”大地震后，《广州日报》记者多次赶赴日本，采访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高官，记录震后重建情况。④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当时澳大利亚市场上70％的服装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中国的经济改革也让澳大利亚人受益。他自己还专门在中国订做过一件衬衫。⑤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与本报记者合影。
■媒体人说
欧洲央行首次为中国媒体开绿灯
讲述人：薛松，前广州日报记者
在“次贷危机大扫描”跨国大型采访中，《广州日报》的记者团队兵分多路远近包抄：一路直捣旋涡中心的纽约和华尔街，一路攻坚政府集中地华盛顿与名校云集的波士顿，一路远赴受危机冲击较重的欧洲。
薛松负责的是欧洲路线，他在欧洲央行总部的所在地——德国法兰克福，对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帕里莫、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伯特·沃尔特、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尔格·克雷默等人进行采访。其中帕里莫的“咖位”最重，他是欧洲央行决策层“六人委员会”成员之一，主管货币市场操作、经济统计和货币发行，那次采访也是最为波折的。
薛松回忆，当时，欧洲央行在世界各国央行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大有跟美联储叫板的架势，从当时美联储两次降息后的举动可以看出，欧洲央行均以通货膨胀为由，拒绝跟随美国步伐，很不给美国面子。
“尽管我们多次发出请求，欧洲央行的新闻官Schüller女士都拒绝了《广州日报》的采访要求。她在邮件中答复说，世界各国媒体采访欧洲央行的请求太多了，他们无法一一满足。”薛松猜测，可能是当时美国陷入次贷危机之中，一直被美元压制的欧元却选择了强硬态度，在敏感的态势下，欧洲央行选择了低调处理。
不过，最终欧洲央行还是同意正式接受《广州日报》的采访。薛松猜测，一方面是当时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以及人民币地位日益增强，欧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欧元区终于可以不怕被美国牵着鼻子玩了，他们力图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薛松发现，在采访几天接触的欧洲央行官员和工作人员都从未去过中国，这个陌生而又充满活力的国度很具吸引力。“我们说，《广州日报》日发行量180万份，他们瞪大了眼睛——法兰克福也不过65万人。”
薛松感受到，欧洲央行对这次采访相当重视，比如他们首次为一家中国媒体开绿灯。“欧洲央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欧洲央行将在一周后召开例会讨论是否降息等问题。按照惯例，在例会召开一周前不接受媒体采访，这次也是他们为《广州日报》破例。再比如，他们告知我，接受采访的官员是西班牙人，询问我是否需要西班牙语翻译，我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携带翻译。”
2008年1月30日，通过欧洲央行总部大楼层层安检之后，薛松见到了期待已久的采访对象——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帕里莫。尽管帕里莫措辞相当小心谨慎，还是流露出对美国和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些明显倾向。
会后，薛松将小礼物——北京奥运的纪念章赠送给帕里莫时，这位西班牙人高兴地说，自己从未到过中国，希望有一天踏上中国和广州的土地，要亲眼看一看这个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听本报发行量 高官决定受访
讲述人：肖欢欢，广州日报记者
“采访到日本的高官，太不容易了。”肖欢欢告诉记者。
2011年至2012年，他三度前往日本，见证了日本从赈灾救灾到灾后重建的全过程。与采访次贷危机相似的是，若要直击危机核心，必须抓住关键少数的几个人物。2011年6月，在日本地震发生三个月之际，肖欢欢与同事采访到了日本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日本内阁府新闻发言人四方敬之、日本观光厅长官沟畑宏等重量级人物。在随后的日本大地震一周年之际，还采访了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肖欢欢回忆道，“日本人办事是很讲究规则的。我们的翻译从我们一到日本就反复地说，你们来得太突然了，联系这些高官做采访，至少要提前两个月，而你们仅仅提前一个星期约采访，难度太大了。不过，一方面是机缘巧合，一方面我们有中国最大的地方性媒体这个招牌，好几个看起来不可能的采访我们都做到了。”
在这次采访中，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的一体化”以及中国在此进程中的独特地位。由于时间紧张，《广州日报》记者对政府官员的约访时间很短，按常规是约不到的，但好几位高官一听说《广州日报》每天的发行量高达180万份，就让秘书修改自己的既定行程，腾出时间接受采访。
时任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海江田万里是日本内阁的重要成员，也是主管日本灾后重建、经济恢复和福岛核电站核危机处理的首席高官。“海江在震后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本来海江先生没有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在看了我们的采访提纲后，海江认为《广州日报》提的问题很好，有必要专门给予回答，于是安排了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系列报道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广州日报》记者的职业素养也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经典摘录
美国房价是今年 经济最大威胁
（节选）
美国次贷危机到底怎样？当地时间1月25日上午11时，最先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因次贷危机陷入衰退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他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这是他首次在美国接受中国平面媒体记者采访。
广州日报：我们此次采访的目的是了解次级贷款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
格林斯潘：让我先尽可能地解释一下什么是次贷。次贷市场在美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市场。以前借贷的标准比较严格，对低收入、高信用风险的人群，买房子会比较困难一些。在最近一二十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施加了压力，你们也知道，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不动产是这个经济体制运转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尽可能地鼓励人们拥有住房就变得很重要，于是我们制定了一些计划，鼓励银行推出现在我们叫次级贷款的方案。之前，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全球房地产泡沫产生时，次贷就变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广州日报：评级机构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格林斯潘：技术上的原因是某些评级机构将远远不合乎3A标准的次贷和次贷产品评为3A。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很短的时间里，金融市场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发的抵押贷款中次级贷款几乎消失了。就算有，也是固定利率次贷而不是浮动利率贷款，而通常次贷是采用灵活的浮动利率形式。结果是次贷支持的证券化产品在减少。在账面上，次贷产品有大约9000亿美元的价值，但大部分的价值已经被一笔勾销了。这个损失非常大。因为房屋价格继续下降，这个损失也在继续扩大。与次贷有关的产品在迅速失去其原来的价值，那些仍在持有这些产品的机构赔了很多钱。这种情况只有美国房屋价格企稳后，才会改善。而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原载于2008年1月28日A06版
作者：祝慧 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