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帕塔】刘健芝：探访萨帕塔随记——不正义世界的越轨者

文/柳建仁译/雪醉据报道，随着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式生效，同日，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开始了原住民反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枪3354 "萨帕塔运动"。

本文作者刘健芝（“全球大学”[Global U]发起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数年来几度探访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萨帕塔社区。这一组文章写作于2003至2006年走访期间，从与萨帕塔普通人、海螺自治区的女性领袖，以及蒙面骑士马科斯的具体接触之中，也在墨西哥所经历的历史沉疴之间，带我们具身地认识这场运动和它具有深远意义的耀眼实践。

原文为英文写就，由薛翠老师译作中文，授权澎湃新闻思想市场首发。

1.闪梦的、美丽的眼睛

2003年8月20日

玛莉奥拉 (Mariola)，9岁，和我的姨娚女彦彦同龄。玛莉奥拉的一双明眸，不必言语便告诉你一切。她爱躲着镜头，其实可想拍照呢。活脱脱丛林里的小精灵。我们到达丛林社区的第二天早晨，我才缓过来，有心思静静地端详她。我很惊讶，她竟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我走过去，她还是郁郁不欢。发生甚么事呢，我轻声问。她两眼呆呆地朝向一边，第一回不理会我。

我抚摸她双颊。一动不动的。无动于何人何物。同行的旅伴玛柔(Mayu)知道端倪——她刚和弟弟吵架，正闹别扭呢。我指了一下她面前的一只昆虫，她立马飞奔追逐，乐得不得了。我拿着照相机，捕捉她的踪影。她一会儿躲着，一会儿冒出来，转眼又藏起来。笑声连连。

彷佛她从不认识悲痛与忧伤为何物。她爬树，翻跟斗，还替我同伴尼可（Nicole）编辫子。

可是，只要拉坎顿河上来一条船，警报一起，玛莉奥拉必然密切监视周围动静。我感觉好像自她出生以来，便一直爱怜地、快乐地看着她，像看着彦彦一样；可是，我无法看到她的未来。

玛莉思拉 (Maricela)，16岁。她那双明眸从来不显露一丁点儿的忧愁。你不可能从她眼神读到这般残酷的事实：她有7个兄弟姐妹，4个已死去。

我们一行6人，在泥沼中步行了4个小时，很幸运地赶在日落之前，到达玛莉思拉的村子。她看见我们狼狈的模样，心里肯定觉得很好笑。这两位女孩在伊时岗(Ixcan)我们下车的地方等着，陪伴我们走了半小时；可能我们步伐太慢，她们有点不耐烦，拿着我们一些行李快步走了。2个小时后，迎面有6个男村民与我们打招呼，把我们的背包和睡袋扛过去。不用问，两个女孩早已到达社区，找人出来接应我们。

来自高地的Tsotzil 族群、穿上优雅的原住民服饰的安东尼奥（Antonio），领着我们在刚起步的第一分钟，已经泥足深陷了。

我们上路后，雨水和汗水跑进我的眼睛；揩去眼镜上的雾气也没法让视线变得清晰。背上的包越来越沉，我整个身体和心思都拴在重重的背包上。软绵绵、暖烘烘、湿漉漉的黑泥浆，拼命地咬紧我的鞋子。好几回，我不得不一手拉着同伴的手，一手从泥浆中把鞋子还有脚丫子，拉回到虚幻的人间。一到社区，我们都如释重负。玛莉思拉轻盈地领着我们到河里洗澡，她认真地说：还要走4千米呢。同伴回应：我不信，可话里隐含忧虑。

我们回卧室之前——卧室是在坚硬的土地上盖的棚子，四面墙是围起来的木板，屋顶上铺了棕榈叶子——玛莉思拉告诉我们晚上可能出现欢迎我们来到丛林的蝎子、蜘蛛、夜行动物。“不要把捷豹的嚎啕误作猴子的叫声。” 玛莉思拉总是那么风趣幽默。也总是那么辛勤劳动。

女孩的母亲，一如所有无名的母亲那般，从不歇息。当年她9岁或者16岁的时候，她是像玛莉思拉或者玛莉奥拉那样吗？“我感冒了”——她试图这样解释身体的不适。玛柔凭观察说：她应该是怀孕了。母亲静悄悄地忙里忙外，把幼儿抱在怀里、取柴生火、做玉米饼、到河里挑水。

玛莉思拉一直在干活，让人觉得她包揽了所有的活。母亲也一直在干活，让人觉得这对母女照顾着整个社区而非单单一家子。诚然，招待访客似乎已成为她们天生的工作与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她们却不会让你觉得不受欢迎。第二天，玛莉思拉和父亲带着我们到拉坎顿河游泳，他们就在激流处撒网。第三天早晨，母亲煮了鱼汤给我们当早饭，我对玛柔说：我不想喝，这碗汤应该留给她家人。玛柔却说：穷人待客时可不穷啊。我从母亲双手接过鱼汤，里面有一块鲜嫩的鱼肉。

我心里说：“Muchas gracias(太感谢了)”。她微微一笑，却掩盖不住无可医治的疲惫。

这位母亲35岁便生了8个孩子，其中4个放弃了求生的挣扎，但她仍然怀孕生子。玛莉思拉和玛莉奥拉活到35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谁又可能不疲惫不堪？当她们失去土地，又饱受民兵的威胁——1998年她们住在北部，因为支持萨帕塔运动，遭到民兵袭击射杀，一名村民成为“失踪”人口，15户人家被迫逃到丛林去。2001年2月，男人先逃出来，跟着是妇女和小孩，从北部坐了13个小时的车，接着沿着我们那条进入丛林的小径走进来。玛莉思拉和玛莉奥拉的父亲以及其他村民代表说，他们住进丛林一个月后，政府林业局（PROFEPA）赶来命令他们离开，说他们占领拉坎顿丛林保护区，非法砍伐树木。政府把那个社区命名为San Rafael，可是村民却叫它做Ignacio Allende。Allende是Miguel Hidalgo时代投身独立运动的神父。2002年12月，军队坐船闯入，村民就在我们坐船过河着陆那处站岗。

村民坚拒撤离，尤其听说了Lucio Cananas社区悲惨的遭遇。2003年初，政府曾经承诺购买土地分给Lucio Cananas 社区7户人家，结果却是强行把他们赶离家园，抓去Comitan营地关了5个月。“我们不信任政府，我们誓死保卫这个社区”。

村民担忧被政府强行赶走，惶惶不可终日。警报响起，女人、小孩、看上去一点也不凶的狗、拿起大刀的男人，纷纷跑去上船的地方。Miguel Angel长期在Oaxaca省Chimalapas丛林为原住民争取权益，他说政府要赶走丛林里45个原住民社区，河边San Rafael 和San Isidro这两个社区都站在反抗斗争的前线。1972年，政府“慷慨地”给予拉坎顿3个族群拥有丛林的“全部产权”，意味将其他原来住在丛林里的47个族群赶出去。然后，政府每6个月付给“真正的”拉坎顿家庭5，000披索（约500美金），换取他们同意让跨国公司掠夺丛林的资源。1971年，Montes Azules地区规划建立16座水库；拉丁美洲最大的水库就是在Plan Puebla Panama计划中建立的。同时，政府林业局将拉坎顿河南岸的一大片丛林变作养牛场和桉树种植园区。

萨帕塔解放军副司令马科斯在1992年一篇文章说出事情的端倪：在拉坎顿丛林，“八大石油储存正被勘探。那些小路是由同样的农民拿着大刀劈山开出来，他们被贪得无厌的禽兽抢去土地，并且驱赶出去。穷人不能砍树，但是石油禽兽能，每天不断将资源送进外国人手里。农民砍树求生存，禽兽砍树却为图利。”

威胁生存的危险犹在。每一天，梦魇压在看似风平浪静的丛林与河流。这个社区不仅为自己勇敢地斗争，更为了同样遭受盘剥的几十个社区而斗争。紧绷的神经，绝无一刻放松。这是一场硬仗，既要对付大自然的脾气，又要对抗那些以保护自然的名义掠夺资源的、贪婪的强权。在社区的第二天，我们和村民坐在一起，聆听他们讲述故事，我抬头看，天边落日的彩霞美极了。才那么几分钟，一阵强风突如其来，把树林猛烈地摇晃，黑云从东南面聚积，霎时，倾盆大雨，浸蚀那被太阳烤焦的大地。直到第二天早晨，雨才歇止。湿润的大地重现一片宁谧，如玛莉奥拉那般清纯。

第三天早晨，我们喝过鱼汤，吃过村民集体献出用以待客的玉米饼后，便离开了。那几天，我们与玛莉思拉、玛莉奥拉一家住在一起，其间，还有一对西班牙年轻夫妻，跑来做志愿观察员，监察是否有原住民被驱赶或者发生暴力冲突。他们在丛林已经住上两周，既分担村民的忧虑，也忍受蚊子与跳蚤的袭击。这是由Fray Bartolome人权中心安排的社会服务活动，继承恰帕斯州教区主教Don Samuel Ruiz的精神。Ruiz主教从1960年代便支持原住民争取权益，投身社区建设运动，广受尊重。我们受到热情款待，可是只能留在一家，不容许探访其他家庭。那位父亲直白地说：我们怎知道你们不是政府派来的人或者情报人员。玛柔回驳：你们害怕来人不善，不让妇女跟外界多接触，但是这样就限制了妇女的活动范围。原住民极为需要外界的支持，可是五百年被殖民的经验，让他们对非原住民表达的善意与情谊带着怀疑与警觉。Rigoberta Menchu讲述危地马拉原住民悲伤的故事时说，她要努力既暴露真相也掩藏秘密。“我们必须守住秘密”。

原住民也许不愿知道，今天的强权势力，拥有各式各样的卫星侦测现代科技，轻易地掌握世界动静。但是强权也尝试掩饰——掩饰由于掠夺与故意疏忽所造成的后果。我想到了玛莉思拉和玛莉奥拉那4个亡殁了的兄弟姐妹。恰帕斯州约有一百万名原住民，包括Tsotzils、Choles、Zoques、Tojolabales、Tseltals等族群。恰帕斯州每年有一万五千名原住民死于本可治疗的疾病，比如呼吸道感染、寄生虫、疟疾、痲疹等等。他们怎么样死去，怎么样挣扎求生，外界“文明”对此一无所知。当我们站在河边，看见一艘可疑的高速船经过的时候，同伴读出我T裇衫上面的一行字：“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然后深沉地说：“我们需要弄明白，不同于当今如此悲惨的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怎么变得可能。”

我们坐上船，沿着拉坎顿河扬长而去。Montes Azules，意即青山，原住民社群星星点点散居于其中的峰峦，逐渐隐没。

惟有玛莉思拉和玛莉奥拉那闪梦的眼睛、美丽的眼睛，如影相随。

2.骄阳下的蒙面战士

2003年8月25日

2003年8月9日，在Oventic的第二天。恰帕斯州善政自治政府（Good Governments）刚刚成立，即将宣布重要消息。大家翘首以待。记者的车辆装有卫星传送、摄影机、麦克风等，一一对准海螺自治区（Caracole）办公楼；那是一座简朴的房子，画家们还在外墙上画上绚烂图案，抹上最后几道色彩。

我身旁的人们站在树荫下，似乎那一点儿遮阳，会让心里好受一些。人群一边苦等一边交头接耳：早上11点就应该开始了；原住民不改用夏令时间，所以有一个小时的时差；他们的时间概念完全不同，谁知道甚么时间开始呢；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还在里头开会…下午一点，一男一女，头戴滑雪帽，显然是司令的模样，走出来公布大会将在篮球场举行。一阵骚动，摄影机纷纷转移阵地。

谁先到就坐在篮球场上，面向讲台围成半圆型，可是坐在讲台边缘的人被要求离开。小孩玩耍的大球突然蹦到讲台中央，引发连串笑声，有些人喝骂，然后，一个小孩走过去拾球，围观者给出不同的指示，弄得小孩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勉为其难把球给了讲台上的人。忽然，前排的人站起来，群众随即趋前，集会的节奏加快了。有些人踮着脚在人们肩膀之间寻找观看角度，有些人高举照相机越过人们的头，争相拍照。现场一片兴高采烈。有几个人爬上篮球架，一排坐在那里，虽然坐得不舒服，可那是最佳的观看位置。看来快开始了。

主办者用Tsotzil语宣布：来自各海螺自治区的200名护卫队员请上来讲台。不知从何处忽然涌现头戴滑雪帽的青年男子，脚步急促地排列走上讲台，得到指示后，又列队走下讲台。有些护卫队员只是大男孩而已。现场群众越加兴奋。不久，护卫队手挽手以人墙围成几个区，形成一条通往讲台后树林与半山政府办公楼的通道。这种象征性的秩序安排，使翘首久盼的群众更加迫不及待。

我跻到讲台前的右角，旁边站着护卫队。我站在这儿苦等了3个小时，忍受饥饿与酷热。我的前面、旁边、后面都站满护卫队员。他们无意把我挪走，就这样，我们站在一起，等着。平平无事3小时。有那么一个小时，有人把弄讲台上的广播传送器，有人把一些木椅子搬上讲台，有一个小女孩在台上玩耍，而她母亲，头戴滑雪帽，站着守卫扩音器。

接着，有人走过来对护卫队低语几句，他们松开相扣着的手臂，不久，有些护卫队员干脆坐到地上。他们的眼睛没有流露焦躁，身体也没有表现不安。他们显然习惯于等待。很难看出他们是否萨帕塔解放军军人，但他们显然纪律严明，却没有政府军队惯常表现出的霸气以及一举一动都流露出内心的恐惧与苦恼。

大概下午四点，开始上演节目，就是广播节目。跟着宣布：大会计划的电台广播被政府干扰了——广播已被截断。“马科斯副司令不会来（台下顿时泛起失望的叹息），因为他笑得太厉害以致胃痛。”由于早就预计政府会截断广播节目，所以播放已准备好事前录制的节目，然后传来一把温柔优雅的声音，介绍流行歌曲与革命歌曲。是马科斯的声音吗？也许。没办法知道。午后酷热中，送来一缕凉风。

与一位城里的经济学家有约，我们不得不带着遗憾离开了Oventic。马科斯事前录音的严肃的演讲，以及各司令如Tacho、David、Esther等亲身的演讲，我都没机会聆听。那天后来的节目还有跳舞和庆祝仪式。我距离讲台中央仅仅五米，本来能够把那些如雷贯耳的人物看得一清二楚。那一丝儿的遗憾盘据我的心好几天。那天深刻的记忆就是与护卫队在一起。

我离开场地的时候，霎时感到饥饿非常，我同时想到饥饿的护卫队。他们从日落延至傍晚都在履行职责，列队站岗，直至演讲结束。黑幕降临，气温骤降之际，他们必定也异常饥饿，而且他们之前一直戴着滑雪帽，在烈日当空下站岗。荒诞的世界啊！不引人注目，不发一言，默默地忍受着。他们站在那里，什么武器也没有，只有胸前贴上一张手写的字条：“de la seguridad（卫队）”。这块简朴的、手工做的身份证襟章，使人不由肃然起敬。

那三个小时，我如此接近他们。我端视他们的眼睛，尽力理解。他们既不激动也不苦恼，这样的等待比起整整十年的等待，无论是困在丛林中面对政府军或者政府支持的民兵的突击，或者身在墨西哥充满谎言、背叛的政坛，实在算不上怎么一回事。1994年1月1日，萨帕塔解放军高声宣战： YA BASTA！（受够了就是受够了！），战斗12天，结果政府军的伤亡人数是数人，而萨帕塔解放军死亡150人。墨西哥国内外的民间社会巨大的压力下，政府被迫展开和谈。1995年2月在Gualalupe Tapeyac社区，政府企图缉拿萨帕塔解放军领袖，但不成功。1996年2月，墨西哥总统与萨帕塔解放军签订《圣安德烈协议》，承认原住民自治权，但政府或者参议院从不信守承诺。2000年，PAN（国家行动党）击败PRI（革命制度党）上台，带来一丝微弱的希望。2001年3－4月，萨帕塔解放军展开壮观的大蓬车巡访之旅，穿越十多个州，最后到达墨西哥城，50万人聚集声援，萨帕塔解放军在国会演讲，重申要求尊重《圣安德烈协议》。可是，一个月之后，国会通过一项《原住民文化与权利》法案，但内容完全违背《圣安德烈和约》。马科斯副司令宣布，该法案更准确地说，应该称为《宪法承认地主和种族歧视者的文化与权利》法案。萨帕塔解放军又怎可能不保持沉默，并切断与政府的谈判？

诚然，像革命制度党的国会议员Demetrioi Sodi de Tijera所评论，原住民法律的修改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今天“原住民实际上不存在”。政府借口恐怕萨帕塔解放军重新发动游击战，派遣更多的军队前往丛林。不过，虚伪腐败的政府未能节节胜利，2003年7月国会选举的投票率非常低（全国60%选民不投票，恰帕斯州有70%），统治政权的合法性摇摇欲坠。在这背景下，8月9日，Oventic宣称原住民拒绝怜悯与施舍，要掌握自主权；原住民自发组织，建立属于自己的善政的海螺自治区。

“在我们的梦想里，看见另外的世界，诚实的世界，肯定比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公正……现在我们沿着自己的路，走向自己的心，探询到底我们必需做甚么。我们将会回到深山，说我们自己的语言，活在我们自己的时间。”副司令马科斯写于1994年3月1日。我来到恰帕斯州，事前不知道有这个集会，没想到上天赐予这般珍贵的时刻，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让我碰上萨帕塔30个自治乡镇的男女老少聚集于此，宣布自治的决心。我感觉与他们同呼吸。

“我们与所有人聚集在老鹰吞噬毒蛇的三色旗帜前，我们因共同的苦难而团结在一起，因501年前我们被集体遗忘而团结在一起，因我们忍受着轻于鸿毛的死亡而团结在一起，因我们面目全非而团结在一起，因我们的名字被剥夺而团结在一起，因我们为别人的未来而赌上自己的生命和死亡而团结在一起。在这面旗帜面前，我们因共同的希望而团结在一起：一次性地彻底改变今天压迫它的土地和天空。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这些没有面孔和姓名的人，自称是‘希望的专业人员’，是最接近陨落的人，是‘不正义世界的越轨者’，我们是山，是在宫殿里没有声音的夜行者，是在我们自己土地上的异乡人。彻底死去的人，历史上被抛弃的人，没有家园和明天的人，温柔的愤怒的人，不被压抑的真相的人，长夜的蔑视的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最小的人...最尊严的人...最后的人...最好的人。我们必须再次打开兄弟的心门，让它接受我们的言语。”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武装着温柔的愤怒。一个无名的名字。一个不公正的和平变成了战争。一个死亡的诞生。痛苦变成了希望。一个微笑的痛苦。一个无声的呐喊。个人的现在，换来域外的未来。让所有人享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名之辈，永远的死亡。"

——马科斯写于1994年4月10日。

现在，几乎十年后，重申相同的宣言，这次扬起温柔的愤怒的，不是EZLN（萨帕塔解放军），而是成千上万拒绝被灭绝被遗忘的原住民。讲台左边上空，海螺大旗正飘扬，那是呼吁另类的斗争的海螺——为自治而斗争。

滑雪帽、贫穷、尊严——萨帕塔人的特征。

3、零号代表

2006年5月3日

我万万没想到与副司令马科斯不是在丛林、而是在墨西哥大都会大学（UAM）相遇。相遇在墨西哥城的东南面，而非墨西哥国的东南部。大学校园，那是我熟悉的环境，1，000名学生不得不耐心地，从黄昏到夜深，坐了好几个小时，听着台上一整排的讲者轮流评论社会局势，直到最后才能亲睹马科斯登场发言。

马科斯发言时，已差不多晚上10点了。集会最后以一首萨帕塔歌曲结束。歌声响起之际，马科斯行军礼。可能这是他唯一摆出军事姿势的时刻。

马科斯身为“另类宣传运动”（The Other Campaign）的零号代表（Delegate Zero），走访墨西哥各地的社区，媒体称其为独行之旅。在各地，他们共同讨论抗击新自由主义与拯救人类的议题。2005年9月，民间组织与社区团体受邀到拉坎顿丛林，举行6次咨询会和一次全体会议，之后，马科斯开始全国巡访之旅。全体会议议决，拒绝所有政党的选举政治，提倡人民的另类实践，建立没有剥削与痛苦、没有腐败与谎言的世界。身为零号代表的马科斯首先周游全国，而“另类宣传运动”其他成员则于2006年7月2日全国大选之前一周赶到墨西哥城。按照计划，萨帕塔社区会在选举之后几个月，派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号……代表轮流接力与全国社区串连。

马科斯沿海螺式路线巡回探访墨西哥南部40个地方之后，来到首都墨西哥城。5月1日劳动节，马科斯在Zocalo广场上公开演讲，群众有一万人。5月 2日，他参加三大主要公立大学主办的集会活动。安排马科斯行程的朋友告诉我，他将会到访墨西哥城，我特地在墨西哥城待一天，才前往古巴夏湾拿参加“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之挑战”国际会议。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早晨有点阴凉，理工大学红色广场（Red Square）上，聚集上千学生。自发的学生护卫队容许我走进媒体区拍照，那里距离马科斯只有10米。他站在台上，叼着烟斗，写着笔记，似在记下讲者的观点。

8位讲者发言后，马科斯作了15分钟的演讲回应，然后，学生护卫队护送他离开。

我随身带着《蒙面骑士——马科斯文集》第一卷中文版的打印稿，附有美丽的照片与图画。文集即将在五月中旬出版。集会之后，理工大学教授René帮我把文稿送给马科斯。与台上那些站在后面的护卫队队伍一样，我、René、Luis和其他学生手挽着手，等待马科斯经过。片刻之后，马科斯由内圈的护卫队队伍护送到来。

同一时间，群众浪潮压过来。混乱中，René把书稿掷向马科斯，叫喊着：“书啊，书啊，他接住了啦！”我不太清楚发生甚么事，如海啸的人群突然把我推向一边。Luis 的手表被甩掉，在人浪退后才找回来。我跟他说：“这可作为海啸幸存者的纪念品。”我从来不迷恋任何明星，想想自己也卷入争睹偶像风采的马科斯追随者的行列中，觉得挺有趣。

下午，马科斯参加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的活动，该大学学生总数有三十万。烈日当空。

旧图书馆外的草坪上聚集成千上万人，马科斯和大家一样，烈日下在台上站了两个多小时。叼着烟斗，写着笔记。

他发言20分钟，声音如常迷人。然后，在护送下离去。又上演记者和学生争相追随的场景。

这次我从远处拍照，尝到旁观的乐趣，不再卷入痴迷的群众中。

墨西哥的朋友提议我趁着马科斯晚上去墨西哥大都会大学（UAM），也上台发言。因此，晚上9点，微弱灯光之下，大学食堂之外，我站在台上，离马科斯只有一米，既告诉他，也告诉群众：我把关于中国与亚洲的书本送给萨帕塔图书馆；我们把萨帕塔运动的文章和关于他们的资料翻译成中文，一共八百页；泰国的朋友用泰文写了关于萨帕塔运动的书；1995年，亚洲学者交流中心（ARENA）派了代表参加恰帕斯州（Aguascalientes）国际会议；1996年，21世纪人民计划（PP21）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开会，邀请了一位萨帕塔运动的美洲支持者发言；亚洲有众多民众另类实践与运动，“另类宣传运动”应该与之联系，那些实践都关乎在地化、自力更生、民众科学、生态发展、社区货币、另类文化等等。

想到自己当着千名学生面前告诉马科斯这些事情，我不禁莞尔。马科斯坐在桌子前。我说话的时候，转头看他。我们对望着。他双眼深邃、诚恳。

我读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位新闻记者在丛林里等待马科斯做访谈；一天又一天，毫无马科斯的踪影；最后马科斯深夜到来，开口说话，那位记者没想过来客就是马科斯，别过头继续呼呼大睡。我读后感到马科斯很神秘，神出鬼没，让政府军没法抓捕，不过这样也许给人傲慢的印象。因此，马科斯如期出现在三所大学，还近距离地看他或站着或坐着，认真地写笔记（很难说他是记录学生千篇一律的批判邪恶资本主义的激昂陈词，还是与杜里托交谈），确实令人喜出望外。马科斯这次建立的聆听者的形象，不论无意或有意地表现的，是符合人民代表的要求——全神贯注地聆听、理解、串连。

我们从墨西哥大都会大学走出来，“另类宣传运动”的墨西哥志愿者Mauricio很兴奋地问我：你发言之后，马科斯向你说谢谢吗？没有，我们没交谈。但是你们没握手吗？没，还没有。Mauricio难掩失望的表情，好像是他自己错失与马科斯握手的黄金机会。我也确实问自己，为甚么不往前走一步，向马科斯伸出手呢？也许，我宁愿私下与他握手，而不是在大庭广众几十个镜头对准的情况下。也许，我愿意服从那严肃尽责的学生护卫队员，他叮嘱不要把书直接交给马科斯，要交给坐在马科斯与我之间的学生主持人。他们的护卫的森严程度言过其实，但是既然他们感觉自己责任重大，也便值得尊重。

我还记得那天，马科斯有两位贴身保镖，始终走在他身后一米，看上去十分专业。三间大学的“护卫队”却极为业余。在墨西哥大都会大学，几十名学生护卫队戴上红章，一脸稚气，到处漫游，有时坐在人行道，有时聊天，有时截住那些误闯另一边纠察线的人，那条纠察线只是一条尼龙线两头绑在柱子上，离地面一米。这样的保卫抵挡不住任何不怀好意的袭击。其实是群众的热情与善意起了保卫的作用。事实上，那天早上，在理工大学，Luis和我都不期然地做了一分钟的护卫队志愿者呢！

在这些公开场合，聆听学生、工人、社区代表的报告充其量是象征行为。有效地交流经验或者有意义地寻找另类实践，意味持久地投身与互动。意义不在这些场合上所说的话，而在背后所进行的串连、社区动员、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年青人，投身于“另类宣传运动”的旅程。马科斯在他们中间，戴着棒球帽，滑雪帽蒙面，叼着烟斗，绝不是孤独的唐吉诃德或者鲁宾逊。围着他的数十个组织者与“护卫队”都很轻松。看见他走在他再熟悉不过的各个校园里，我感觉他更像受学生爱戴的教授，而不是高不可攀的、遥不可及的英雄。

可是，马科斯挑起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总统选举时期宣布反对所有选举政治，因此无可避免地与那些支持左翼候选人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的左派圈子互相敌对；讽刺的是，“另类宣传运动”呼吁民间社会与人民力量建立广泛的联盟，其反对总统选举的立场却招惹更多的敌人而非朋友。即使最同情萨帕塔解放运动的报纸La Jornada，曾经每天预留一整页报导马科斯领导的“另类宣传运动”，现在也敬而远之，态度变得冷淡，原因是该报纸支持Lopez Obrador。许多举足轻重的左翼知识分子，曾经对萨帕塔解放运动很友善，现在却不赞同马科斯的立场，并且担忧如果投票率低，右翼政党PAN会从中得利。理论上，“另类宣传运动”作为人民运动，着重基层动员与组织，要远离选举政治；可是，要在选举期间得到重视，那就要针对选举政治表达立场。马科斯这样的立场既边缘也被边缘化，他竭力批判选举政治的霸权，公开指责选举政治乃贪污腐败的精英游戏，藉此时机宣示其政论。这样的立场要群众接纳可能需时，但经年累月后被验证之时，将会得到民众认同。撇开选举政治的辞令，说到底，重要的是人民保住生活生计，提高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能力：比如海螺自治区的善政取得成效，被全球资本化的经济卷入的速度得以减慢，使用天然资源时兼顾生态保护，改变文化的身份认同，简言之，渐渐塑造新人。

Luis和我半夜回到家。“啊！你们晒黑了！”Cristina 叫道。原来我们的鼻子泄露了秘密。我说：“还好，假若马科斯不戴滑雪帽，他的大鼻子肯定更突出呢。”我们哈哈大笑。那是美好的一天。

4.Atenco与“另类宣传运动”

2006年5月19日

5月14日晚上10点，马科斯出现在Televisa电视台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司令的特权”（El Privilege of Command）。马科斯并非他本人，而是由演员扮演。那个节目已做了好几年，专门揶揄模仿政治领袖。5月14日那天的节目中，一位革命制度党（PRI）领袖坐上救护车前往医院，PRD总统候选人Lopez Obrador观看马科斯的电视访谈节目，而马科斯则代表“另类宣传运动”豪言抨击选举政治乃迎合大财团与美国利益的游戏，PRD也非例外；Lopez Obrador听后大发雷霆。可是当马科斯预言Lopez Obrador会在选举中获胜，Lopez Obrador则表现雀跃不已。最后，节目主持人问马科斯对选举的意见，马科斯回答说，所有政党都庸俗，就像这个电视节目一样庸俗。节目结束的时候，马科斯像小丑般，把汽球扭成长卷毛狗，又把奶油蛋糕掷向主持人的脸。

诚然，大众媒体好长时间把马科斯忘掉了，而“另类宣传运动”却是转折点，让马科斯再次闯入墨西哥政治舞台的前台，吸引大众传媒的注目。在那套政治讽刺喜剧中，马科斯乃关键人物，挑衅所有总统候选人，表达自己的政见。节目尽管尖酸刻薄，却显示7月2日总统选举之前，墨西哥的政坛风起云涌。

有人指责马科斯只是作秀而已，指他忘记了萨帕塔运动，进入了不同的政治领域，招摇过市，与他所批评的大众传媒玩游戏，也有人说他被右派利用，抗衡PRD所代表的左派影响力。不过，有些“另类宣传运动”成员感到很欣慰，因为自2005年9月“另类宣传运动”开始，2006年1月1日在San Cristobal展开巡访，主流传媒却不屑一顾，现在众多报刊却连续几天在头版登刊“另类宣传运动”的消息。

5月9-11日，La Jornada连续三天刊登两大版的马科斯访谈。Televisa乃墨西哥和拉丁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台，5月11日播放长达50分钟的马科斯访谈节目，中间没有插入任何广告。5月12及13日，CNN每日播放半小时马科斯访谈节目。传媒那么关注，也因为5月12日有15名学生在高速公路和十字路口设置路障，5月13日有一万名群众在改革大道游行示威，抗议警察粗暴虐待Atenco地区农民并且要求释放被扣留者。

Atenco事件乃传媒关注“另类宣传运动”的转折点。5月3日，Texcoco市（由PRD管辖）街道的卖花摊贩被警察驱赶，酿成冲突。San Salvador附近的Atenco农民骁勇善战，曾经于2001、2002年成功挫败联邦政府建立国际机场的计划，以及自发组织起来支持其他公民的斗争，这次，他们也过来支持卖花摊贩的抗争。

第二天，在Atenco（由PRI管辖），墨西哥州警察与联邦警察（由PAN控制）残暴对待Atenco抗议者，发放催泪弹，使用警棍殴打，导致一名14岁男孩被杀，一人陷入昏迷，约200人被捕，一些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其中一名被捕者乃人权委员会成员。事后报章报导，47名女被捕者中有30名，从被捕地点前往监狱竟然用了6个小时，车程中遭受性虐待或强暴。

全国哗然，纷纷讉责警察施暴，海外也激起抗议声浪。骁勇善战的Atenco农民乃“另类宣传运动”成员，马科斯在墨西哥城中心地带的三文化广场这样的历史性地方发出红色警报——1968年10月2日，警察在三文化广场屠杀逾千名示威学生。马科斯随即取消巡访墨西哥北部的计划，要求当局释放所有被扣留者。他宣称会留在墨西哥城，直到所有被扣留者获得释放。

Atenco事件于是引发了一连串政治行动和动员。

“另类宣传运动”宣称其目的乃揭露选举政治的虚伪与欺诈，并且与地方社区和社会团体共同探讨独立于政党以外的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议程，与此同时，Atenco事件左右了“另类宣传运动”原定的发展方向。“另类宣传运动”的议程渐渐由反对主流选举政治的政治运动，变为被压迫者申张正义与要求惩处施暴的警察的行动。也许，若果没有马科斯介入而引起公众关注这则并不罕见的警察施暴案件，Atenco事件只会沦为警察与政府每日施暴的平常新闻，登刊于当日报纸的小角落。马科斯5月3日发出的红色警报显示事态严峻。由于揭露当局虐打男人，强暴及性侵犯妇女，Atenco事件成为全国丑闻，各大报刊连篇累牍报导。墨西哥州州长被电视记者责问，不得不当众承认事实，下令调查逾50名警察。

不过，马科斯避免不了陷入政治与传媒的游戏圈套。惩处施暴的警察并不等于Atenco抗议者会获无条件释放。马科斯既宣称了无限期逗留在墨西哥城，直到所有扣留者被释放，这样的权宜之计将其置身于现代政治的漩涡之中，在首都的心脏地带之中。5月19日及28日，马科斯计划在墨西哥城与全国展开大型活动；5月22日，马科斯计划与著名的电视女演员在首都大剧院表演艺术。为了让大众传媒持续关注追访，各类活动也就欲罢不能，群众动员与串连活动也因而要持续下去。

应急讲求睿智与果断。在政治游戏中，一个人的行动往往牵引许多人加入，故而世事如棋，处处惊心。政府与联邦警察一定等得不耐烦，伺机报复那些顽抗的农民：这些农民不仅令兴建国际机场的伟大现代蓝图胎死腹中，更甚者，这些农民英雄捍卫土地之余还挥动开山大刀支持其他被压迫的团体，到处获得英雄般的礼遇，反抗情绪如病毒般迅速传播。马科斯于4月25日及26日到访Atenco，更加提高士气，使蔑视当局暴政之声势更浩大。选举活动酣畅之际，当局贸然猛击Atenco，可谓铸成大错。但事情之发生，也非意料之外；从当权者对扣留者肆意殴打及强暴的举动，可窥见当权者急切恶嫉的复仇。

马科斯是否能够不把Atenco袭击事件视为故意攻击“另类宣传运动”的挑战，而仅仅视为偶发事件？当然不可能，因为Atenco农民斗争的历史要置于更广大的、人民遭受践踏而愤然捍卫土地与生计的斗争之中。是否对挑衅行为作出回应，已非马科斯所能选择。他别无选择地，要施计使公众不断关注事态发展，否则，通过大众传媒呈现的公众回应会迅速消失，城中热门话题就会顺畅地从Atenco转向FIFA世界杯足球赛。

新近的转变意味背离“另类宣传运动”的目标吗？我觉得“另类宣传运动”主要是一则政治宣言：选举政治乃徒劳无功。载我到机场的出租车司机Manuel告诉我，这次一共有五位总统候选人，但是无论谁当选，人民都会是失败者；社会问题千疮百孔，没人拿得出对策。他也许会投Lopez Obrador一票，但不奢望奇迹出现。我接触过的人大都表达相似的意见，不管是否喜欢马科斯。墨西哥无论在经济、政治、社会或者文化上，都陷入重重困境。马科斯宣称总统选举只是精英争夺做买卖的权力，一点都不关乎国家的未来，这观点得到许多人附和。可是，人们似乎认为，虽然马科斯魅力无穷、声名大噪，深刻地表达渴求真正的变革，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提供有效的另类出路，尽管运动命名为“另类”。

但是，我觉得“另类宣传运动”有其象征意义与潜力。到底能否引向真正的另类出路，现在还言之过早。回头追溯，2005年9月在拉坎顿丛林的聚会，催生了“另类宣传运动”，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家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样突破僵局。聚会的结果并非达成甚么传统的政治纲领，而是决议举行全国巡访之旅，探访各地社区接触广大群众。这项决议实在值得嘉许，因为它要重建萨帕塔运动1997年及2001年大蓬车之旅所建立的关系，并且发展新的社区网络。Atenco事件突如其来之前，5月3日，马科斯乘坐地下铁路，到墨西哥城当地最大的市场，接触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百姓。

真可谓奇观呢：一位蒙面男人，头戴耳机与对讲机，穿着半军装，出现在地下铁路、菜市场与百货商店。这样的姿态的文化符号意味极浓：即最具政治意义的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对“另类宣传运动”来说，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样使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以生计经济为中心，能够成为所有政治的轴心，再者，怎么样使各种相连的力量，为提高人民自治的力量和资源而生成、转化。

马科斯巡访全国各地的时候，有人批评他背离恰帕斯州的萨帕塔运动基地。也有人推测，《第六丛林宣言》浓厚的原住民语气与风格都不像出自马科斯之手，可能暗示萨帕塔运动高层司令间闹矛盾甚至分裂。我认为马科斯六个月的全国巡访，表达对政治的独特主张，并不等于远离萨帕塔运动的大业。我反而更关心与马科斯当下行动相关的问题：萨帕塔社区力求善治的近况如何。2003年8月，在Oventik，海螺自治区成立，宣布萨帕塔军队不再指挥社区生活，而是由长老委员会建立善政制度。这种走向民治的举动有助于社区成员更加积极参与自管。可是，关键的问题像资源匮乏、国家加强压迫、棍子与红萝卜并用、软硬兼施分化而治，这都是萨帕塔社区内部要面对的问题。

根据《第六丛林宣言》，萨帕塔人开拓跨界的联盟，向古巴伸出友谊之手。2006年4月，萨帕塔运动送给古巴象征性的3吨玉米和400公升汽油。现在，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之间交往频繁，互换资源，萨帕塔运动此时向邻国示好的举措具有象征意义。因此，“另类宣传运动”的象征意义与潜力，在于把墨西哥国内外的人民运动与另类实践串联起来。以我所能理解，“另类宣传运动”不可能发动攻击或战争，抗拒现代工业化社会；也不可能发动征战与爆破，迎面抗击超级军事巨兽。不过，“另类宣传运动”如要成功，在于立志摆脱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影响，创造自治的领域，从而减少依赖——依赖全球资本操控的生活模式、依赖现代科技、依赖现代性所提供的商品。生计无疑是问题的核心，可是，我们必须挑战那种盲目相信工业化与现代化所鼓吹的假设：“无限提高生产力就是好”。这样也挑战传统左翼的进步与发展观，道破其本质上与资本主义鼓吹的生产力大力发展的思想无异。同时，当社会群体与人民运动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也必需要有意识地抗拒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现代的“自我”。原住民各种传统与文化乃启发思路与抗争的泉源。

“另类宣传运动”有多“另类”呢？人民的另类实践，或片断或零散，是社会变革的土壤中最有营养的层份，那么，如何以此为基础，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人民的自发组织里激发讨论与促进交流？这些交流，要能持续，却必须超越选举政治与传统政治，显然，这不只是马科斯要面对的挑战，也是所有投身于政治变革运动的人要面对的挑战，要致力提倡实用及可行的步骤措施，创造让大众相信的另类实践、相信的未来。也许，马科斯在“另类宣传运动”扮演的角色，其精妙之处在于不担当领袖／救世主的角色，而是作为推波助澜的中介者，让非凡的平民百姓（包括骁勇善战的Atenco农民）的智与勇，能汇聚结晶。

5.为了能被看见

2006年5月21日

她在那里坐着，蒙着面，不语。所有男人都开口说话，她依然沉默。我忍不住想听听她的意见。我柔声问道：你觉得一生最快乐的事情是甚么？她旁边的男人把我的问题以土语翻译给她听。唔，是语言让她保持沉默？还是性别的原因？

她回答了，声音柔和。她如果不是头戴滑雪帽，以司令身分会客，就与普通农村妇女无异。如每一位玛雅人般默默地背负难以承受的生命重担。

Florencia（霍伦思雅），她的名字。她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参加萨帕塔运动。妇女参加萨帕塔运动是非常重要的。1994年，妇女站起来，向政府宣战，展示我们战斗的勇气与力量。政府从来对妇女不屑一顾，视我们如渣滓，可是妇女证明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不会放弃。” 她继续说：“我最喜欢萨帕塔的地方是，参加之前，在社区在家庭，没有人尊重我。但是萨帕塔运动开始后，妇女参加组织，事情起了变化，我们的意见被听到，我们当上领袖，现在，我们一同战斗，女人和男人。”

声音柔和，充满自信。

马科斯在萨帕塔运动第12年写了12位妇女的故事，她们在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卓越的领导才能。玛雅社会奉行父权制度，妇女长久以来都是如幽灵般，不仅隐没于大社会，甚至隐没于自己的社区。1994年萨帕塔起义之后，妇女浮出地面表现自己。与男人一样，她们拾起自尊。San Cristobal有一位混血儿人类学者，对萨帕塔运动并不太热衷，但是她留意到1994年1月之后有一种社会变化。她说：“San Cristobal的人行路非常狭窄，只容许一人走过去，1994年之前，若果有原住民迎面看见混血儿走过来，会马上让开，让混血儿先走过去；1994年之后，我很惊讶地发现，原住民会很自豪地走在狭路上，不轻易让路给混血儿。”

原住民这种改变绝非小事，而是跨进一大步，尤其对原住民妇女来说更具有意义。她们追求平等，自尊自重，使现实条件的落差显得不怎么样。女司令有Ana-Maria、Esther、Susana、Yolanda、Romana，与男司令David、Tacho、Javier、Sergio等同样为人所熟悉。尽管开始时已经介绍了，但是我朋友忍不住再问霍伦思雅一次：“你是不是司令？”，“是”她友善地回答。我看见面具背后的笑容。传译员指着四个蒙面的人，补充说：“他们四个人都是司令。”到底全部有多少位司令？我们感到很好奇。“我不能告诉你确实的数字，但是我们司令超过60、70人，不是每个社区都有一位司令，但每一个海螺自治区必定有司令。”

鸡鸣之间，我们谈了约100分钟。那天是2003年8月13日，地点是Oventic。我和朋友偶然来到恰帕斯州，见证萨帕塔斗争的历史转折点。宣布成立海螺区，萨帕塔军队司令退居二线，民众自我管治社区。8月9日海螺自治区宣布正式成立之日，马科斯竟然缺席，令群众挺失望；大会上只听到他事前录音的演讲。除了几乎全部都头戴滑雪帽或者用红花巾蒙面的原住民外，大部分出席者来自墨西哥其他地区或者欧洲的萨帕塔运动支持者。

La Jornada刊登一则中国人来访的消息，指的是我和朋友去恰帕斯州调研原住民经济与文化的情况。墨西哥朋友发现萨帕塔解放军和海螺自治区领袖接待新闻记者和访客，藉此向公众解释事情的进展，我们作为远方的客人，被领到Oventic集会场所的接待室。

有些新闻记者已苦候多时，但不急躁。不久，我们被领到一间房间。里面有四个人头戴滑雪帽，另外四个人用红花巾蒙面，一整排坐着。介绍说，David、Guillermo、Florencia（霍伦思雅）、Juan是司令（他们头戴滑雪帽）；Augustine、Mariano、Lorenzo、 Enrique 是民众代表，负责经管海螺区自治政府。我看，司令比民众代表平均年轻10岁。

我们询问关于健康、教育、海螺自治区架构与运作等问题。他们有礼貌地一一回答：政府很坏，根本不理会我们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需自己组织起来。每一个社区有2－4个健康推广员接受培训，然后回去服务社区；1990-91年，我们开始办自己的中央诊所，也在这里Oventic的海螺区成立8－9家小诊所，主要用传统草药，也用一些西药，不过民众的需求极大，困难还是很多；我们接受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但不接受政府资助。教育方面，我们办了一家中学，毕业生都成为社区的教育推广员；教育的题材与材料都来自社区；我们的人民慢慢地自己站起来；我们兼办小学教育与成人教育；我们的教育制度来自人民，全为人民。至于自治政府，由7个自治乡镇各选派2位代表，一共14位代表组成；我们轮流分三班：4－5位成员留在这里一周处理市民社会事情、协调7个自治乡镇之间的工作、与萨帕塔解放军共同解决困难。然后，我们回家工作两周。不，我们都是志愿者，没有报酬。我们的良心提供我们的安全，我们为人民而战斗。

看来，问了问题，有了答案，我们应该离开。在这一刻，我问霍伦思雅，8个代表中的唯一女性，关于快乐的问题。突然，原来拘谨正经、字字斟酌的气氛一下子放开了。男代表哈哈大笑，好像觉得这问题离题了，或者觉得这个由女性提问的问题适宜由女性作答。这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吗？我倒不觉得，可我没问那些男代表。我猜不出他们的答案会是甚么。霍伦思雅温柔地回答之后，气氛安详宁谧。忽地，暴雨突如其来，大珠小珠击落在锡皮屋顶上。屋外杂音纷沓，屋内人人同时开口说话。我朋友告诉他们中国的土地改革、农村自治。我向他们解释纪念品的意思：中国剪纸“福”字，拥有田地便有福气。其中一位蒙面者有点激动：请告诉你们中国的人民，有人说萨帕塔解放运动很微弱或者得不到市民社会的支持，都不对；海螺的形象，既是卷曲进去，也是舒展开来；我们并不疲惫，仍然继续斗争，就像你们在中国也一样。请不要忘记我们萨帕塔运动为世界的公正、民主与自由而斗争。

萨帕塔的代表，不论是军方司令或者社区代表，好几次在交谈之中带着歉意解释说，他们才刚刚开始试验这种善政的模式，缺乏经验，还要多多学习和改善。当我问到14位代表是否全是男人，那些男人更带歉意。但是，我不是想探究是否有装点门面的女性代表，或者寻找与西方民主议会类似的代表制度。我们的历史有其精华、矛盾、复杂、束缚与歧异；故此，在短短的交谈中所用的语言，或者那些在不同话语而诠释各异但却表达为事实的事件与变化，都只能词不达意。我想那8位坐着的人，既要提防外界刺探秘密，又想保持与外界接触沟通，他们确实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尽管听上去很平凡——一家小诊所、一间小学，建基于自己的传统与条件而逐步发展，在赤贫的生存条件和深重压迫中回旋求生。

还有，我不认为滑雪帽与红花巾分别代表了两种社区成员，我能够看见除掉面具的霍伦思雅默默地、有尊严地在她的社区到处跑动。革命就是为了这份尊严。

我们分享了希望与善意。我们一起拍照，热烈地握手说再见，然后离开那个小房间。暴雨来去匆匆。空气顿时清新。

2006年5月12日，墨西哥城。我跟随一万人的游行队伍，抗议警察和政府对Atenco农民施暴。游行开始，倾盆大雨，撑了雨伞、穿了雨衣，还是湿透。一个小时后，开始放晴。游行队伍雷雨无阻，高举横额、打鼓、跳舞、叫喊、贴海报、派传单……将近改革大道和起义大道交界，那是城市的心脏。豪华酒店、商业大楼。现代性的象征。事前毫无警告，一整排赤裸裸的、不同年龄的妇女突然闯入我的眼帘。广场铜像旁的路边，她们在铁桶上高高站立，挥动手臂，叫喊口号，声援经过的抗议者。

我傻了，转头看看墨西哥朋友，可是我发现游行人群对此景象并不表现惊讶，就像见惯头戴滑雪帽的抗议者那般自然。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抗议者来自Veracruz，为土地而斗争。她们的土地问题已经存在20年，过去几年常常跑到改革大道扎营，就在首都的心脏，一丝不挂地抗议土地问题得不到解决。

萨帕塔女人和男人，必须戴上面具，才能够被看见。为土地而斗争的Veracruz女人和男人，必须赤裸裸，才能够被看见。

[注：五篇散文所有彩图为作者与同行者所拍摄；黑白图片来自La Jornada 报纸]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