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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嫌强奸吴亦凡(吴亦凡)而被判有期徒刑，除了引出娱乐圈行为不端的冰山一角外，还引发了另一个国籍问题。
在中国赚钱的中国明星吴亦凡，却是加拿大国籍！
中国明星，却不是中国国籍！吴亦凡不是孤例，整个娱乐圈，不乏黄面子、白里子的外国明星。
在2009年，《建国大业》上映时，一份外籍演员名单，便搅起过这番争论——
美国籍的陈凯歌出演冯玉祥，美国籍的邬君梅饰演宋美龄，饰演陈绍宽的李连杰是新加坡籍。
一面在国内赚钱，一面却奔往国外纳税，明星的两面派，让朴素的中国大众难以接受，而彼时的公知媒体，却为明星开脱：
“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了获得安全感，不得不加入别国国籍，这只能证明社会环境出了问题。”
这个说法的意思：明星改国籍不是明星不爱国，是国不值得爱？可悲的是，这样的公知论调，一度占据主流话语权。
如今，对于加拿大明星吴亦凡的犯罪行为，政法委直接声明：在中国土地，就要守中国的法律。
自由主义垄断舆论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可以再度发问：
娱乐明星持外国国籍，是不是文化上的两面派？
早在2008年11月，著名影星巩俐被曝宣誓加入新加坡国籍。要知道，巩俐曾经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明星委员。
占据巨大的社会资源和公共舆论资源，却一纸国籍变更，就不再是中国人了。
一时间，舆论山崩海啸，但巩俐本人，却不予置评，直至2009年1月，巩俐做客杨澜访谈录，才正面回应:
“成为新加坡公民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没有必要向公众解释”。
巩俐的回应是最具代表性的娱乐明星对国籍问题的回应。
但这种回应，其实是回避了最核心的议题：
恰恰因为明星是公众人物，具有公众效应，人们才会质疑他们的国籍。
换句话说，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更换国籍，不是个人私事，而具有社会效应。
明星也好，偶像也罢，大导演也好，艺术家也罢，一旦成为公众人物，便享有了普通人没有的公共资源，也相应地，要承担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责任。
明星们总是在抱怨被“狗仔”偷拍，被侵犯了隐私，但明星们却从来没抱怨过，自己一天的收入，胜过普通人十年的收入。
我并非在合理化狗仔的偷拍行为，我在强调的是：占据公共资源的益处和代价。明星享有益处，也必须承担代价。
把国籍问题视为自己的私事，本质上，便是占据公共资源，却又拒不承担公众义务。公众义务便是捍卫被社会广泛接受的价值观，爱国主义便是其中核心。
我实在无法相信：
一个连祖国的国籍都不要的人，会是一个爱国的人？
你能相信吗？
国籍是什么？
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表明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是国家行使属人管辖权和外交保护权的法律依据。
国籍的本质，便是确认自己与祖国的关系。不再有中国国籍，也就是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那又何谈爱国之说？
更不要说，美国入籍的宣誓：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
哪怕这战争，指向我曾经的祖国。
时下的娱乐圈，加拿大籍明星吴亦凡的犯罪行为，只是一种深刻的现象的揭示：
娱乐圈的公众人物，缺乏甚至是丧失了公众人物的基本操守，他们享有公众人物拥有的资源、利益、财富，却拒不履行公众人物基本的公民操守、社会公德和基本的爱国心。
公众人物，不能只顾私欲，更不能为所欲为，得时刻记着，自己身上的公众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