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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5 日，2020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职业联赛政策说明会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足协提出要在 2021 赛季前完成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并对相关注册、转会、监管政策进行说明。参加说明会的有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秘书长刘奕和中超俱乐部投资人和投资人代表。中国足协表示，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促进职业联赛健康可持续发展；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在管理能力、竞技水平等方面向日韩看齐；主导成立职业联赛政策联合工作组，细化职业联赛相关政策；继续严格执行“四大帽”政策，严格执行财务公平法案和俱乐部投资帽等限制，限制国内球员、外援薪资。
最新版中超新政的要点如下：
1、继续执行“四大帽”政策。
2、加大限薪力度。国内球员合同税前顶薪不超过 1000 万人民币，入选国家队球员上浮 20% 。U21 球员税前年薪不超过 30 万人民币，如达到出场标准则不受此限制。外籍球员新签工资不得超过税后 300 万欧元。
3、各俱乐部要在 2021 赛季前完成俱乐部名称中性化。
4、增加外援数量。中超注 7 报 5 上 4，中甲注 4 报 3 上 2。
5、放开 U21 球员转会人数限制。
6、增设 U21 球员报名强制规定。中超至少 3 人，中甲至少 2 人，中乙至少 5 人。联赛比赛 18 人大名单可随时报名预备队或梯队 1-2 名 U21 球员。
7、中超中甲 U23 政策不变，中乙 U21 政策调整为至少保持 1 名 U21 球员在场上。
8、取消中甲预备队联赛，成立赛会制 U23 联赛。
《体坛新视野》在对中国足协推出的一系列新政进行解读的同时，也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中国区管理员朱艺，请他谈一谈他是如何理解足协新政的。
限薪、限薪、还是限薪
整个 2019 年，各级国字号球队战绩惨淡，国脚们广为外界诟病的一点就是“高薪低能”；联赛中，大牌外援们拿着令人瞠目结舌的高薪，据欧洲体育报道，本赛季结束后正式宣布退役的拉维奇在河北华夏幸福效力期间年薪高达 2000 万欧元（约合 1.55 亿人民币）；2017 年效力于上海绿地申花的阿根廷外援特维斯一年的薪水高达 4000 万欧元（约合 3.1 亿人民币），但特维斯在前不久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却表示，来申花踢球是他职业生涯最糟糕的决定之一。
一边是球员们拿着高额的薪水，却无法拿出与之匹配的表现；一边是很多俱乐部，特别是一些中小俱乐部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像重庆斯威就已经出现了欠薪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足协新政直指限薪，除了明确 “四大帽” 政策将继续执行外，新政规定国内球员顶薪不超过 1000 万人民币，至于入选国家队球员上浮 20% 这一条款，则可以被看作是鼓励球员们提升自己，为国效力的刺激政策。U21 球员税前年薪不超过 30 万人民币，则是告诉那些梦想 “一夜暴富” 的年轻球员和家长们，不要再做白日梦了。实力超群的 U21 球员可以走出国门，在欧洲高水平联赛凭本事吃饭赚高薪，不具备这样实力的年轻人，那就踏踏实实地在国内俱乐部精进球技，别总满脑子想着钱，等水平上去了，收入自然也就提升了。
从 U21 球员职业合同税前年薪的规定来看，足协显然吸取了之前颁布 U23 球员政策后，国内 U23 球员身价和待遇随之飞速暴涨的经验教训，不过足协也并非无视像朱辰杰、蒋圣龙、周俊辰这些早已在中超联赛中崭露头角且表现突出的 U21 球员，他们的年薪将另有标准。至于国内球员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之后签订的合同被视为新合同，是因为足协曾于 11 月 20 日发布《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各职业俱乐部暂缓签署球员工作合同的通知》。
对于外援薪酬，足协新政也有提及，那就是外籍球员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签订合同为新合同，新签工资不得超过税后 300 万欧元（2324 万人民币），这可是大大低于目前中超外援的薪酬标准。目前在中超效力的大牌外援中，上港的胡尔克、奥斯卡年薪都超过 2000 万欧元，恒大队中的保利尼奥、塔利斯卡以及上海申花阵中的沙拉维，年薪也都超过了 1000 万欧元，即使像性价比超高的泰达队高中锋瓦格纳（750万欧元）和国安队中场核心奥古斯托（650万欧元），税后年薪也大大超过这个标准。
在引援调节费和 “四大帽” 政策相继推出后，中超各队在引进大牌外援方面已逐渐趋于理性，续约手中的大牌外援，成为各队的首选。据媒体报道，上港外援艾哈迈多夫和奥斯卡均已和俱乐部完成续约。如今，随着税后 300 万欧元的薪资红线出台，各家俱乐部必须要转换引援思路了。
300 万欧元的年薪能吸引什么样的外援来中超踢球呢？以欧洲转会市场为参考，日前，意甲豪门尤文图斯为萨尔茨堡 RB 的 19 岁小将哈兰德开出 300 万欧元的年薪；罗马为队内 34 岁老将科拉罗夫开出年薪 300 万欧元的续约条件。也就是说，在欧洲足坛，与 300 万欧元年薪匹配的要么是尚未成名的 “小妖”，要么是已经过气的老将。这里面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那就是中超联赛的知名度和整体水平远逊于欧洲联赛。在失去了天价年薪的砝码后，中超俱乐部已经很难再和欧洲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中 “抢人” 了。未来中超各队在外援引进思路上肯定会发生变化， “性价比” 高的东欧、南美、非洲、亚洲外援将受到各队的青睐。
朱艺
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中国区管理员
未来中超联赛就不会有什么大牌外援了，大牌外援如果你不给他开到 500 万到 600 万欧元，他是不会来的。对于大牌外援来说，如果想要稳定，可以去日本联赛，如果要钱的话，可以选择去西亚联赛。在这种情况下，中超大牌在合同到期后会纷纷离队，取而代之的可能会是非洲球员或者比较便宜的巴西球员，另外亚洲外援可能回归，因为踢亚冠的球队需要亚外。当然，300 万欧元对于在欧洲踢球的一些老将还是有吸引力的。此外，外援人数的增加，会导致俱乐部的薪酬分配趋于平均。
两点新政向日韩学习
今天的职业联赛政策说明会上，中国足协专门提出中超在管理能力、竞技水平等方面，将“向亚洲近邻日韩看齐”的说法，从今天出台的新政细则来看，也的确有这方面的考虑。
首先，下赛季中超的外援政策放宽了，中超各队全年累计可以注册 7 名外援，报名 5 人同时上场 4 人，这已经和日本 J 联赛和韩国 K 联赛下赛季所执行的外援政策十分接近了。早在今年年初，日本足协就对 2019 赛季 J 联赛外援政策做出调整， J 联赛不但对外援的数量不设限制，而且实行 “ 5 名无国籍限制外援 + 1 名亚洲外援 + 1 名提携国外援” 的政策；在今年 4 月，韩国足协也宣布：从 2020 年开始， K 联赛将效法日本，出场外援名额将变为 5 外援（ 3 名无国籍限制外援 + 1 名亚洲外援 + 1 名提携国外援），注册外援名额则相应增加到 6 个。中超增加外援人数，无疑可以增加联赛的竞技水平，使得联赛的可观赏性更强。
韩国媒体也非常关注中超新政，SPORTV NEWS 认为，中超新政将再次打开韩国球员流向中超的大门。
当然，随着外援政策放开，中超各队对于外援的需求量明显提升，但由于新签外援的顶薪为 300 万欧元，这个数字很难再吸引大牌外援加盟，因此性价比很高的亚洲球员也将成为很多中超球队的选择。就本赛季而言，实行 4 外援政策受益最大的是四支参加亚冠比赛的球队。目前亚冠实行的外援制度为 3 名外援+ 1 名亚洲外援，而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上海上港、上海申花四支 2020 亚冠参赛队均有亚洲外援，这也使得球队可以提前与亚冠政策接轨。同时，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2020 年中超冠军、 2020 年亚冠冠军能参加世俱杯，提高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的竞争力，中国足协也是在为世俱杯提前谋划。值得一提的是，在亚洲外援中，韩国外援无疑是最佳的选择，随着 “韩流” 回归，中国球员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从这个近邻身上学到一些成功经验。
此外，在 U21 政策上，中国职业联赛将放开 U21 球员转会的人数限制，显然这也是受 J 联赛 “提拔年轻人要趁早” 思路的影响。近日，日本足协和 J 联赛官方推行的 “ U21 球员出场奖励制度” ，下赛季 U21 球员登场时间达到标准的俱乐部将会给予奖励：J2 联赛标准为：出场达到每年 3780 分钟或更多（约 42 场比赛）；J3 联赛标准为：每年 3240 分钟或更长（约 36 场比赛）。两级联赛中， U21 门将出场时间按双倍计算。如果能够达标，那么 J2 俱乐部的奖金额度为 300 万日元（约 19 万元人民币），J3 俱乐部奖金额度为 200 万日元（约 13 万元人民币），奖金的支付由 J 联赛与日本足协平摊。
在中国足协还在为各中超俱乐部钻 U23 政策漏洞而苦恼的时候，日本足协已经将眼光放在了更为年轻一代的球员身上。随后几个赛季，随着足协新政的推行，更多 U21 球员将在中国各级联赛中流动起来，这不仅有利于国字号球队拓宽选材面，也将进一步缓解本土球员价格虚高的问题。
朱艺
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中国区管理员
所有的目的都是尽早让中超球队进行年轻化改革。放开转会限制后，U21 球员比较多的球队，会把球员卖给、租借给、甚至是送给 U21 球员比较少的球队，增加流动性之后，U21 球员会流向各队，出场机会大大增加。同时，有设定 U21 球员薪水上限，之所以把薪水压低，是不想让他们过早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从而陷入金钱崇拜，另外对有实力的 U21 球员也有放宽限制的政策。总的来看，政策有疏也有堵，所谓组合拳，左手右手都要来一拳，目的是为了追求一种平衡。
新政已经落地 仍有未解谜题
在职业联赛政策说明会结束后，中超联赛官方发布了《 2020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俱乐部公约》，各家俱乐部承诺将全力支持国家队建设，推动联赛健康发展，提高联赛竞技水平，加强年轻球员培养，加快俱乐部名称中性化，这也可以被视为是对足协新政的积极回应。
其实，在新政推出之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无非是三点：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的延续性、政策的执行力度。从新政发布的内容来看，“四大帽”、U23 政策均得以延续，新政在让市场回归理性方面具有明显的导向性，政策总体而言具有较高的合理性，那么接下来关注的焦点就在于政策的执行力度层面了。毕竟之前足协也没少制定政策，但正所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再加上监管不到位，政策在执行层面大打折扣，起不到预期的效果。
2018 年年底，中国足协在上海召开赛季总结大会，并公布包括 “四大帽” 在内的新赛季联赛各项政策。
这一次新政出台后，足协特别注重在 “执行力” 方面的表达。新华社文章《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政策出现调整 “向日韩学习” 成关键词》中有这样的表述：“中国足协介绍，职业联赛政策联合工作组由俱乐部职业经理人、律师、审计机构等专业人士组成，建立有关球员薪酬管理规范制度和处罚措施。中国足协将会同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国家部委，严格财务监管，加大惩罚力度。” 而《 2020 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俱乐部公约》第二条则这样写道： “推动联赛健康发展，严格遵守并执行中超俱乐部财务约定指标（ 2019 - 2021），即 “四大帽” ，坚定不移地把职业联赛可持续性和平衡发展落到实处。接受中国足协委托的独立第三方对俱乐部财务进行监管，一经发现违规行为，无条件接受相关纪律处罚。” 这可以被看作是各家俱乐部对执行中超新政做出的承诺。
不过，中国足球多年来的 “唯成绩论” 催生了 “结果导向” 的行事风格，在不断修订的政策面前， “阴阳合同” 、 “出国涮水” 、 “虚报年龄” 、“先租后买” 等多种逃避新政的方法层出不穷，就是没有人愿意踏踏实实按照足球规律办事，而中国足球功利性的文化，也没有给踏实做事的人提供深耕的土壤。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即将进入第 27 个年头的时候，我们寄望于新政能被不打折扣地执行下去，真正发挥它作为调控手段的作用，我们也不希望新政的干预凌驾于市场规律之上，让职业足球开倒车，我们更呼唤所有的中国足球人认真思考足球运动本身的价值，齐心协力塑造真正属于中国的足球文化。
朱艺
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中国区管理员
其实政策的执行和监管是最难的一步，制定规则谁都会，但落实到位真的很难。在中国，商业化程度这么高的一个联赛当中，每个球队的背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益集团。作为商人，他肯定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毋庸置疑，也很正常，你指望俱乐部有很高的自律性，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在中国，俱乐部自律性不是很强。另外，还有一些在境外看不到的交易，监管的触角触达不到。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尽快成立职业联盟，让各个俱乐部之间内部监督，相互牵制，再引入第三方调查机构，对中超的财务政策有一个比较好的监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足协在今天联赛政策说明会上公布了不少新政内容，但非血缘归化球员相关政策，归化球员是否跟外援名额挂钩，归化球员薪酬是否纳入 “本土球员” 范围，这些非常敏感且最为外界关注的政策，都没能在今天获得公布。足协人士表示，目前相关政策还在商讨中。由此可见，各方博弈还在进行中，目前还没有定论。
朱艺
德国《转会市场》网站中国区管理员
至于归化球员的认定，可能足协也是考虑到国内目前存在的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说法， 考虑到了舆论的影响，因此这些政策需要以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推出。足协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归化球员的身份必须要有一个认定，联赛开始后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说足协需要更加严密的考证，从法律上，从规则的系统性上要做更加深刻的论证，还要和各个俱乐部之间达成一种默契，这才有可能去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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