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墨西哥漫画家和他妻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时间节点发生在大约80年前。
我今天贴出了这篇文章,按照时间发酵于一些好东西所需要的速度,也许八十年以后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会得到更大的惊叹。撰文:邵洵美本文原载于《时代漫画》
(一)
(Miguel Covarrubias)在中国艺术界中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九月底他第二次到中国,我曾写了一篇文章,连同他为我们画的线条画,一起发表在第八期的《十日谈》上。但是那篇文章里写的不过是我一个人对他一个人的印象;关乎他的艺术,及他的历史讲得很少。为了使国人更能了解他,同时又为了在本期《时代》里要发表他的色彩画和他夫人的摄影作品等,我觉得有重写一篇文章的必要。
在讲到这位“漫画界的王子”的一切以前,我们应当先说一说漫画。
“漫画”原是一个日本名词,是caricature的译文。因为有一个“漫”字,所以时常使人联想到“漫图”上去;同时在中国,我们常把caricature译为“讽刺画”;所以这一种“幽默的艺术”在中国始终没有人完全了解过。要解释这个幽默的艺术,正像去解释幽默的文章一般,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不是讽刺,也不是游戏。他对于他的对象始终没有一种恶 意,他对于他的对象始终没有表示绝望。他是彻底的了解及同情的观察后的一种不动火的表示。他有时也对他的对象开玩笑,但正像和你最相熟的朋友调皮或挖苦,而在引起你自己会心的微笑。他有时也会指摘他对象的弱点:假使他的对象见了而有动于中则他竟会感激涕零;但是假使他的对象见了而无动于中,则他也决不会过度地兴奋。所以一个真正的漫画家,除了他成熟的艺术以外,一定要有善良的意志,清晰的头脑,充分的修养,丰富的经验和尖锐的观察力。在他,一切尊严的面目不外是一种自己的宣传。他并不反对,但他不愿自己也戴上这一副面具。他要戴上一副使你心里发笑的脸具,但是试想他自己心里是怎样的感觉?画家不但要是天才,简直要是星宿!
先看看珂佛罗皮斯的一幅作品
我这样讲,似乎把漫画家已变成一个高不可攀的人物了;事实上,他在艺术界中的确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他是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他的企图与目的假使有,也和一切的艺术家绝然不同。无朋先生在《论语》(即《论语》半月刊,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一本幽默杂志——原书编者注)上把漫画比作舞台上的丑角,说是“假真”,我觉得还是没有说完全。但是他倒的确有丑角的身份;他不是老生,也不是小生,更不是花旦,又不是大花脸;他可以扮演一切角色,但他有他自己独特的性格。
漫画家,在未曾委身于漫画以前,时常是一个情感最热烈的人。第一次走进人类的社会,人类的苦痛给他以过分的感触;他于是也和释迦牟尼一般,出了家,但这并不表示与尘世脱离,而是要用一种更自由的身心来为生灵服务。
珂佛罗皮斯一九〇四年生于墨西哥,他从没有进过艺术学校,他的成功完全是自己观察及练习所得。他十三四岁的时候,便已过着流浪的生活,戏院的后台便是他睡宿之处,所交均为年轻的艺术家及舞台上的丑角;从这种地方,我们便明白他将来的趋向了。我上面说过,漫画家在未曾委身于漫画以前时常是一个情感最热烈的人,他当然不是例外。看着当时艺术学校的工作,无非是造就一般抄袭的奴隶,激于义愤,他竟会同了许多青年画家去捣毁了当地的艺术学校,于是当时的艺术学校便变了自由教育的处所。地亚哥(Riviera Diego)便是他们一帮中的至友和良师。十八岁到纽约,第一天晚上带了一本画册,走进一家文艺家会集的酒馆,顿时互相传观他的作品,在几分钟内他已成了纽约艺坛的名人。Vanity Fair(《名利场》)主人便约他为该报艺术编辑,到现在已足足有十年了。
珂佛罗皮斯(Miguel Covarrubias)
他有着红种人的血分,在他的画里更显露着生命的活跃。他对于他的嗜好从不会有过疲倦的表示,这或者便是养成他爱漫游的癖性的原因。即在我们这辽远的黄土上,也早有过他的足迹了。
(二)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是在Vanity Fair上,是一色的线条画,画着日常所见到的人类的典型:街上走着的,旅馆的会客室里坐着的,轮船甲板上碰着的;是极普通的题材,但是从他笔尖上便得到了异常的吸引力。人类的个性不同,所以他从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寻出他们的特点,而这特点总是幽默的。他的线条极简单;但是从脸上一个弯形或是身上一条曲线,我们已可以明白那个对象的心理上的变化。
Al Capone & Chief Justice Charles Evans Hughes,1932.
我在《十日谈》那篇文章里说过,他的线条的净洁与刚劲,我相信多少是从雕玉上得来的启示。他承认。尤其是古时代的作品,雕刻者完全凭着的直觉,更能敏锐地感到一件人物上的线条的精华。浑朴的力量是近代人所不可及的,虽然我们最近尽量地在模仿着。
他的色彩作品,我们最初见到的是一张题作《美国人在巴黎》的油画。一个慌张的旅客,杂在繁华都市的人群里:一声街车的喇叭,一个警察的举手,一闪女人的背影,几乎把他的目光撕成粉碎。这种情景每天在巴黎不知可以看见几百千次,但是只有他为它竖下了一块不朽的碑石。
George Gershwin. An American in Paris - Miguel Covarrubias - 1929
此后每一个月我们总要见到他几张作品。从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变换与足迹的扩充;我们又认识了一位认真于自己艺术的作者。从他为史璜生用了辟加沙,劳伦相,马蒂茨,戚里古等人的笔法画的几张漫画像;我们可以明白他对于他同时代的作家了解得何等透彻。从他为莫杭的文章《巴利——复得的天堂》所绘的色彩插图,我们可以看出他认识“东方的南海”的深刻,比莫杭所认识的更深刻。
总之,他的观察力的敏锐及技巧的成熟,是叫人不得不惊奇的。他只要见到你一次,在必要时,一个“真的你”便被他取为题材了。
(三)
他认识巴利(Bali,即今巴厘岛——原书编者注)比莫杭更深刻,原因是他在巴利住得比莫杭要长久得多。上次去时住了七个多月,这次去又预备有一年的勾留。他正在和他夫人合作着写一本关于巴利的书。在说到该书以前,让我先讲一讲巴利。
巴利也是南洋群岛之一,荷兰人把它当作殖民地的。岛上的居民最早是爪哇与马来人,以后他们的血分便渐渐地混合起来了。后来便来了一大群荷兰人,在那里开起旅馆设起商店来。但是巴利人似乎并不因此便接受西洋的文明。到现在他们除了耕种以外,好像只有娱乐。他们的戏剧的派别将近十种,他们的音乐更不断地有新的创作与发现。男女都露着上体,肌肉都有充分的发展。他们有宗教,对于死并没什么恐怖:因为他们的死是他们一生最美丽的 一幕。那便是他们的葬礼,是火葬。这几乎是他们一生最大的目的。
Bathing in the River - Miguel Covarrubias
在巴利,我们见到一个最美丽的世界,目光到处,是调和的色彩:蓝的天,绿的树,黄的屋顶,白的墙壁,棕色的皮肤。到处是稻田;到处是舞形与歌声。
但是近几年来,这世外桃源已渐渐被世人所探悉。最初是几个流浪者带回去了些照片发表在杂志上;一九三一年巴黎的殖民地博览会中便有了巴利女子的歌舞,一九三二年已被认为“东方的南海”了。在爪哇的对岸,巴利女子已不再裸体,她们的乳部已用东西遮了起来。与欧洲已有皇家航空线相通;有法兰西航业公司,荷兰航业公司的专班。他们已准备全世界无聊的人去开始骚扰了。我想不到几年,这乐园又要失去了。
The Ardja, Romantic Balinese Opera - Miguel Covarrubias
珂佛罗皮斯夫妇不是我所说的无聊的人;他们去,不是去骚扰,而是去享受的。他们将为它服务,将为这行将失去的乐园留一个青春的记载。他们要对巴利作一本完全的叙述;关于它宗教或哲学的源流,历史的背景,音乐与戏剧的分类,言语的总别,风俗与习惯的情形,要一滴不遗地写出来,他们预备在一年中把那本书完成,这应当是一部开始使西方人彻底了解东方的杰作。
(四)
我们相信他们的确是最适宜于合作这部伟著的一对夫妇。珂佛罗皮斯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民俗学者;他夫人露洒(Rosa)则是一位摄影家,又有着充分的文学修养。两个人同时又都喜欢漫游与冒险。一部杰作的条件,将因两个人的结合而完备了。
夫人也是墨西哥人,也有两只极大的眼睛:不过珂佛罗皮斯的是表示真诚;而夫人的却表示甜蜜。她对于摄影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嗜癖。摄影机是她的随侍;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她可以不带她的丈夫,但是不可以不带摄影机。
珂佛罗皮斯夫妇
她的摄影作品的长处,是剪裁。她明白天然的图案有遗留的也有多余的线条。她于是利用光与影来补足或是修删。在这一点上她成功了。
关于巴利,她已有二百多张作品,都是在人们不留意的时候摄取的;但是当你看到了那些作品的结构与线条,你竟会疑心他们是故意为了摄影而打扮出来。
Kneeling Legong Dancer with Headdress - Miguel Covarrubias
夫人喜欢跳舞,她说她的目的就在动,她怕看一个静的世界。生命不是一件博物院中的陈列品。她在她作品中所要显示的,也便是这动的人生的各方面。
现代文明是一天天在发达,机械的动力一天天地在增加速率;但是天生的动物中最细巧的“人”,却有停止动作的恐怖。回复到一个人还是人的世界,写一部人的作品,是现代文化界所渴望着的。
关于珂佛罗皮斯及其夫人都讲过了,现在让我约略说说本期里所发表的画和摄影。
在这里,我不想再对珂佛罗皮斯的画表示什么意见,因为我的意见几乎完全是倾向于颂扬方面的。他这次来上海画的画着实不少,颜色的人像有五张:弗立茨先生及其夫人各一张,光宇一张,我两张。但是为了制版关系,这期只能把为我画的一张先发表。线条画方面我个人最喜欢他那张自画像:也许是为了它的结构;也许是为了他的线条;更也许是为了他的几句话。他说:“这是昨天晚上画成的。你或者会奇怪我为什么把自己画成这一种的急相;事实是写真,我是对着镜子画的,而我在画画的时候,眼睛总是张得那样圆,嘴也总是开得那样大。啊,我为自己画比为别人画更觉得慌张,你看,我让我的左手去捏笔了,我直到画完了才发现。”
他自己最喜欢那张戏装画,他说:“我没有看过多少次中国戏,但是他们的动作是这般地简单,这般地透明,叫你看了一次永远不会忘掉。”在动作上去看这张画,他的确捉到了特点。
那张女像是在大华舞场二十分钟后的成就,他是回到家后才画的。事实上可以说是王小姐的画像。他说:“我喜欢她,她真美;可是我从不愿对一个太陌生的人说明要画她,她也许觉得我太唐突,但是多看几看也就够了。”同时他又说:“我画漫画成了一种习惯,我几乎很少去对面看我的对象。一个正襟地坐着等我画的,反而会使我自己局促不安起来。”当然他的画是最注重线条的;即使色彩画,他去分析和整理色彩正和去分析和整理线条一般。
他夫人的摄影也和他的画一样,都是一种会心的艺术。他们都觉得“勉强”与“做作”是艺术上最大的忌病。济慈对于诗,有过一句话:If poetry comes not as naturally as the leaves to a tree, it hadbetter not come at all.画和摄影也如此:一张画和摄影的作成,要是不像叶子般自然的开放在树枝上,那还是不要有的好。
The Wailing Wall of Gold - Miguel Covarrubias, June 1933.
所以我们看他们两个人的作品,甚至于两个人的性格,绝对没有一些勉强和做作:一言一笑,在他们的脸上,正像叶子般开放在树枝上,完全是自然的启示。
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最先须有艺术家的心灵。一个勉强或做作的艺术家,每会造成自欺欺人的妖怪:愿以这几句话来劝勉我国的艺术界同人。
《时代漫画:被时光尘封的1930年代中国创造力》
生活月刊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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