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 关于太史公记，太史公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今天菲菲来为大家解答以上的问题，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太史公自序的解读》 一、汉学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汉代经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通经致用”。
2、或者说学术尚未脱离政治而独立。
3、《太史公自序》:太史公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4、”六家之要指在“务为治者也”，法天地，授四时，序君臣，列夫妇。
5、六家纵有高下，但同是为现今政治服务的。
6、“通经致用”，就是理论用于实践，《史记·儒林传》：孝文时已有三博士官：1．诗博士：申培公、韩婴。
7、2．书经博士：伏胜的弟子欧阳生。
8、孝景时，又有三博士官：3．诗博士：辕固生。
9、4．春秋博士：董仲舒及胡母生。
10、因此，到景帝时，诗就有三家，而春秋也有两家。
11、武帝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就是增加礼经博士官及易经博士官。
12、公孙弘建议，博士可收弟子，名额五十名。
13、武帝以后，博士弟子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是汉朝的学术机构。
14、汉武帝求贤良文学，董仲舒依《春秋》作“天人三策”：“�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15、正次王，王次春。
16、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
17、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18、”，阐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论，劝汉武帝行王道。
19、学者逐渐摆脱了作为王室私人从属的地位。
20、“经义决狱”，直判当时一般民事案例，是政治实践。
21、《史记·酷吏传》张汤权重一时，仍须求得懂《春秋》经义的儒生支持。
22、从“封侯拜相”到公孙弘为相，到文治天下，经学至此确立了它的地位。
23、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确定了汉朝的政治纲领。
24、总之，在汉代，学术为政治建立制度规范和寻找理论依据，起了首要的作用。
25、 二、崇文轻武——汉学的历史观： 1.“法先王”和“法后王” 至于“通经致用”的政治途径，我想，应是“法先王”和“法后王”。
26、 “法先王”和“法后王” 都需要对历史作一个评价和总结。
27、学五经就表明是“法先王”， 应推崇唐、虞、周的文治精神，是文治盖过了武功。
28、至于“法后王”，当时一般的意见如贾谊《过秦论》，以为秦二世而亡，不可学而可鉴，根源在于“先诈力而后仁义”《六国年表》：“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
29、”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同样，《史记》的历史观也是崇文轻武，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30、《惠景间侯者年表》：“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也。
31、”算得上是一个直接正面肯定的例子。
32、《秦本纪》引贾谊论，《太史公自序》引董生曰，说明《史记》的历史观，也代表了汉代学界和政界一般的成熟的看法。
33、 2.称孔子为素王 如果我们现在要为某先生写评传而学力不够，从而褒贬不当，必然会招致批评。
34、也就是说，惟堂上能辨堂下之曲，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是政治学家，“神以藏往，智以知来” 历史学家必须能把握历史进程，心目中有一个理想社会，对于一切事情都有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又不得政治上的地位，只好进行纸上的批判。
35、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36、反之，政治学家也必须是历史学家。
37、素王，就是空王，大家承认孔子有才而不得其位，但认为只有他能为汉立法。
38、这是对权威——圣人的信仰。
39、此时汉学“通经致用”的成分远大于“托古改制”。
40、 三、新经学——《史记》 1．以人物为中心： 传体来源，我认为一是外部因素的影响：生产力发展，民智日开，社会阶层亦多，个人逐渐摆脱宗族而独立。
41、二是学术本身内在理路的发展。
42、为称颂圣人之德。
43、《太史公自序》：“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44、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45、” 周公作《诗》，颂扬文、武、周邵、太王、王季、公刘、后稷之德，可见我们的史学精神是宣扬人格力量。
46、《太史公自序》: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47、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48、”周公乃是代表着他这个时代的一个名世者，大人物。
49、《孟子》：“五百年有王者出，其间必有名世者。
50、”《大戴礼记》：宰我问於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
51、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
52、’”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53、’”这个五百年，也当如是看。
54、法先王，应法西周，法周公，那就是以人为历史进程的中心。
55、《天人三策》：“人能弘道，非道宏人。
56、”，孔子也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他是把王官学移为百家言的第一人，当时得“师”之位，遗教犹为汉立法，称素王。
57、 “通经” 在学术本身内在理路的发展上的意义即为“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58、”而这个“致用”就是《史记》，即太史公的学术目的，是创理想中的新经学，“成一家之言”。
59、 2．《史记》与六经： 《史记》与《易》： 《史记》上承六经，但侧重不同。
60、我想，太史公看重的是《易》、《春秋》。
61、“正易传，继春秋。
62、”《汉书·艺文志》言《易》：“《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63、”是说《易》古，其实太史公用《易》来作为他的一套历史哲学。
64、《系辞上》：“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
65、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66、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67、”《本纪》言五德终始，作《龟策列传》，这是著明的，章学诚《文史通义 易教上》：“夫悬象授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
68、”，“明天人之际”，《易》为天命之于人事，《春秋》则为人事以达天命。
69、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太史公用《易》来解释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
70、 《史记》与《春秋》： 当时一般学者的意见看重《春秋》及其三传，远远超出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四书》。
71、《天人三策》：“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72、……臣谨案《春秋》之中，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73、……�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
74、”这是用《春秋》前世已行之事为汉立法，“拨乱世，反之正”。
75、 而《史记》继承《春秋》。
76、一在史实，一在褒贬。
77、 史实：太史公一方面是“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考订前史；另一方面是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现代史，《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
78、帝王者各殊体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计，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这里，他是在立言上担负延续《春秋》史学传统的责任，立意上作为超越时空的春秋新左传，“传义不传事”。
79、故经史本出一途，在太史公是体经而用史。
80、经史子集，只是后人分类。
81、 其次是褒贬分明的春秋笔法。
82、“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83、”但太史公的用意在“褒”，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
84、《世家》：“其社稷血食者××年”，战国一段先诈力而后仁义的历史，太史公仍择当时成功者表出，《佞幸》《游侠》列传，是“亦有补于世”。
85、 总之，《史记》于经学中开史学以其去古未远，与传统关系最密，但创见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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